父亲的心愿

　　早在几年前，弟弟上大学，母亲有病，父亲种着十几亩地，拖着消瘦的身体，一年四季奔波在田间地头。每次我回老家，他总给我说，村里与他年龄相仿的人都“吃”上低保了，甚至年纪轻轻都“吃”上了，一年收入好几万，唯独他没有。我劝父亲，一年才几百块钱，别稀罕，你盼弟弟有出息，盼我多挣钱，盼咱们一家人健康平安。听了我的话，父亲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2009年秋天，父亲因胃癌手术后，在我家养病又提低保的事。他说，他患这么重的病，应该“吃”低保了。他亲自找村委，一定要给他解决。为了让他安心养病，我说我找人给他办。但我心里知道，凭我的本事，是完成不了父亲这个心愿的。所以一直拖着，父亲每次问起，我说找的一个人答应给办了，明年春天才往上报。其实，我压根就没找人，也不知道找谁了。一年才几百块钱，找人说情，确实是小题大做。只要父亲健康离开病榻，那点钱我不稀罕。

　　2010年夏天，小说集《父亲准备去赶集》出版后，到我镇四十里铺政府找镇党委书记朱华，希望政府能给我以支持与扶助。2006年，我的小说集《寂寞的歌者》出版后，我去找过他，他没作任何推辞，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与鼓励。四年后我又去找他，他代表政府依然慷慨援助，我感激的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而是在文学处于边缘化的今天，他对文化高度重视的可贵精神让我心生敬意。原准备给父亲办低保一事给他说一下，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觉得不好意思再麻烦了。离开之时，在政府接待办公室，遇见了我镇党委副书记雷向东。十多年前，我在村里学校教书，他是我镇计生办主任，到我们村下乡时，偶尔来学校便认识了。那时我初学写作，在《绥德》杂志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原县委宣传部部长张少生托他给我捎来样刊，鼓励我好好写作，所以印象比较深。后来，听说他工作中出了差错，离开了单位。一晃就是十年，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那天我原本是向接待室的老汪问话，他在沙发上坐着，问我是不是王彩利，并说十多年前原县委宣传部部长张少生托他给我捎过《绥德》杂志。我这才想起，他是十多年前搞计生的雷向东。感叹岁月无情之时，更感激他还记得我。时光削减了他当年从政的满身豪气，但他骨子里的正义、热情以及扶贫济困的善良在谈吐中不藏而露。寒暄之际，我向他说了我父亲的病况，并说出了想给我父亲办低保的想法。他说他也是刚恢复原职，不直接管，但他可以帮我问一下。过了两天，他打电话告诉我，政府这两天正着手搞农村低保工作，让我到政府填两张表，再到村委盖上公章，应该是没问题的。电话这边的我，惊喜、感动，当即就告诉了父亲。父亲也欣慰，他说把他自己种的香谷米给雷书记送上二十斤，人家与咱不亲戚不朋友，却这么热心，一定要答谢。但我没有听从父亲的嘱咐。我觉得，雷书记给父亲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年区区几百元钱，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安慰，让父亲感受到党和政府给予的温暖。热心是他与生俱来的真性情，我用当今世俗的方式来报答他，是对他高尚人格的大大贬低。

　　2010年秋天，父亲的身体日渐消瘦，感冒三天两头向身体袭来，但他一直惦记着低保的事。我说报上去了，不久就批下来了。这两年里，他一直不知自己手术是因为胃癌，只以为是胃溃疡，更不知死神已一天天接近生命。直到今年正月二十八，他从榆林住院回来，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人世时，嘱咐我们他的后事一定从简，不要浪费钱，挣钱不容易，省下钱好好孝顺母亲。他又特别嘱咐我，把我们家的小米拿二十斤一定送给雷书记。他拉住我的手说，如果去年知道他今年就离开人世，当初还不如写成母亲的名字。他走后让我再去找雷书记，看能不能把这份低保转到母亲名字上。好不容易人家帮了咱一回，到头来没顶用。父亲贫穷了一辈子，被人小瞧了一辈子，他不知被人尊重是什么感觉。而雷书记却用一双纯粹而有力的手，把尊严与温暖送到父亲心间，所以他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感恩报答。

　　父亲于今年农历二月十七去世的，整整五十天了，我内心一直没有从沉痛中缓过来。看到父亲生前用过的茶杯、碗筷、穿过的衣服、家里置放着的农具，想起他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心头就憋得闷，想痛痛快快哭一场。好多人劝我，都过去了，不能再沉痛了。我也想，再伤心父亲也活不过来了，我要尽快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可真正做起来，却很难。失去的是生我养我的伟大父亲，骨肉之情时时扯痛着我的心。

　　两星期前，乡下母亲打来电话，她说村里去年报上去的低保全部重新审核了，父亲的低保已被政府注销，让我看能不能转到她的名字上。提起低保，就想起父亲，心头便痛得揪心。我说算了，父亲已经走了，没用了。当初办低保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不是为了那几百元钱。但母亲说，她直接去找村干部，让他们给政府说说。父亲生前，她从没有给村里作难，如今父亲走了，她必须去找他们，这件事村委非管不可。母亲最近心情不好，我担心她与村干部发生争吵，所以就直接打电话给村里年轻的支部书记。他说他现在忙，父亲的低保转给母亲有难度了，这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等他们商量完再做决定。我又打电话给村长，村长说没问题，他们几个村干部商量过了。你爸走了，你妈还在了，改一下名字就行了，你们的生活状况确实困难。我又给乡政府主管农村低保工作的干部打了电话，他说这项工作政府干部基本不参与，主要由村干部往上报了。父亲的低保转给母亲是村干部的一句话，只要他们报上来政府就给予解决。

　　十分钟内我打了三个电话，听到三种解释，到底谁的解释是真实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