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高原

面对高原

——《中国美术家作品集·杨光利》画集自叙

1
     高原的阳光，一年四季都以它的热烈投入土地的怀抱，使黄土地的人们具有旺盛而永恒的生命力。艺术就是人类情感与精神的生命，而人本身也是天地的杰作。1955年寒冷而欢庆的除夕之夜，在皇天后土起伏的丘陵山峦间，陕北碗碗腔第五代传人家的一眼土窑洞里，生命选择了我。
   
2
     如果没有1974年那个炎热的夏天，也许我永远也不会自觉地步入绘画艺术的殿堂。
     那是我高中毕业后插队的村子，生产大队队部里有一群村民叽叽喳喳，我当时是村小民办教师，无意间挤进人群，看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画家，一丝不苟地画那个倚在门框上一动不动的姑娘，陌生人就是陕西省群众艺术馆的美术辅导干部、后来十分著名的中国人物画家王有政老师。当时正是省群艺馆辅导的户县农民画闻名全国的时候，王老师这次来陕北，就是准备在黄土高原文化沉积最深厚的中心地带绥德县，再办一个农民画学习班，谁知这次机遇竟把我诱入进了一个一辈子也不能穷其奥妙的艺术天地。
     在连续参加的几期农民画学习班里，在王有政老师的辅导下，我学画的几幅农民画习作《上夜校》《理论辅导》与《打坝归来》，可能是因为它们的一点清新的生活气息，竟被省里的《延安画刊》先后发表。1975年夏，我这个从未出过远门20岁的陕北后生，第一次走出了这重重的山沟沟、圪梁梁，到省城去参观户县农民画，见到了火车、楼房和许多令人敬畏的画家。
   
3
     1976年夏，我从插队落户的农村招工进了绥德县农具厂，成了“领导一切”的阶级，当了一名修理工学徒。第二年冬天参加了恢复的首届高考，1978年初春被西安美术学院师范系录取，从回乡插队落户的知青、乡村小学民办教师和县农具厂的学徒工，成了一名胸前戴着白校徽的大学生，从黄土地的小县城来到了文化气息浓郁的古都西安。
     几年后，美院毕业时回陕北老家为毕业创作收集素材，当我再次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站在黄土夯成的风化老墙前，住在古朴的窑洞里，用自己的心去体验那善良憨直、如黄土地一样厚重的乡亲们的生活，深深感到我们的血统永远也不能允许自己的情感疏远这些“受苦人”。在这样的反思中，思路又回到我三年的农村小学教书的生活里。就这样，一幅神态各异的小学生在那厚厚墩墩的窑洞前专心晨读的草图，钉到县文化馆的墙壁上，在已从省群艺馆调入新成立的陕西国画院的王有政老师的肯定和悉心指导下，我越画越入迷，像一个年轻的母亲满怀喜悦守着自己初生的婴儿，为自己第一幅真正的初作迷醉。
     出人意外的是，这幅名为《晨读》的毕业创作，竟于1980年接连获得陕西省第二届青年美展和全国青年美展的二等奖。学院里也引起一些轰动，然而，我却默默地打点行装、背起画具，走向生我育我的黄土地。
  
4
     这片埋着我祖宗的黄土地，我再不能仅仅以一个老式的陕北汉子的眼光来注视它。每当我感到空虚、感到孤独的时候，就带着自己的灵魂在山与山之间爬上爬下，在那沟深人稀的山旮旯里寻找自己的生命价值，去磨炼自己不怕被狼吃了的胆量。1981年从美院毕业的一年里，我就跑了陕北榆林地区12个县的90多个村子，画了上千张速写，向那些心灵手巧的农村老婆婆和婆姨女子收集到几百幅古朴原始的民间剪纸，拍了许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愈显得画面珍贵的照片。
     初去深山沟的一个正午，我发现黄土山崖有一种惊人的苍茫和透亮感，那庄严静穆的群山，使我真的毛骨悚然，脚半步也动不了，手心冰凉，然后一口气跑上山梁，把身子放成一个大字，一个劲儿地喘喘吁吁，眼睛直盯着那蓝格盈盈的天空。我像飘入云间了。
     1984年初夏，在九易其稿创作《喂》的过程中，为解脱创作中的烦恼和补充一个不理想的人物形象，我独自一人去了安塞县化子坪乡西南角的一个仅有12户人家的小山村。全村被一个簸箕形的大山弯展展地抱在中间，清一色的土窑窑面向西山，村民终年靠吃旱井的水度日。他们的祖宗在民国年间就从北边下来开荒种地了。当时只有侯姓一家，被几十里荒山野草包围得严严实实……可现在这几十里的大山梁竟被他们给剃了个精光，春种秋收，几辈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生息繁衍。
     在一位大嫂家，我受到像是天外来客般的款待，为了报答他们的情意，我想给他们拍张照片做留念。他们夫妻俩挺着厚厚的胸膛站在后排，两个如门墩石狮子般的儿子紧蹲在爷爷的身旁，侯大爷抱着穿开裆裤的小孙子，小孙子的怀中抱着一个大大的台式晶体管收音机——这是他家的宝贝。我好不容易才给他们拍了一张全家福，在他们全家灿烂的微笑中，一片吉祥的云彩飘过高原。
     在返途中的那条结结实实的羊肠小道拐弯处，我瞭见对面沟里犁地的侯大爷在向我招手，他的喊声震得山鸣谷应——“不嫌弃再串来”，我放开喉咙喊——“还会来的……”
     我攀上山梁，蓦然回首，神情专注而又十分冷静地看着侯大爷犁地的背影，不能不被他身后留下的那条黑黝黝的沟而灼痛！我顿觉在他们面前我们显得如此虚浮、渺小、可怜，我们有什么资格来哀其不幸呢？他们才是生命力的象征，他们才是真正的黄土地的主人……
     ——我被那个司空见惯的背影震撼了许久。
   
5
     这些父老乡亲千百年来在这浑厚、凝固、贫瘠的黄土地上耕耘、劳作、繁衍、生息。在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和生命情感的自自然然表露面前，使我懂得一件艺术作品的生命，其实决定于艺术家对自然界一切生命情感的本质体悟，感受得越自然越美就越能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得深刻生动。因此，艺术的轨迹，无非是把握主观心灵与客观事物的对应点，让观赏者面对作品体味到这一对应点，便达成了作品的艺术价值。所以，艺术作品总应是真货色——无论用什么形式或手段，都要求艺术家对生活有真实体验与感受，真诚地敞开胸襟正视生活。要把生活中的真情实感浸在自己的灵魂里，经过不断提纯和浓缩凝结在作品中。不仅仅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作出真实的反映，更重要的是表现一种内涵，透过表象把握住生活、事物与人物最本真的东西。
     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在黄土山路上跋涉，寻找自己艺术创作的源泉。也希望自己的视野，能冲破自我这个狭隘的圈子，找到更大的自我。1986年夏秋之际，我随王有政先生和谢振瓯先生两位中国人物画名家到新疆采风写生，广泛地领略了西北古道的丝路风情，虔诚地瞻仰了敦煌、麦积山和大批出土的的彩陶艺术品。我深深叹服古代的这些无名画师和能工巧匠对生命艺术的契机把握得如此辉煌。
     这次，我千里迢迢地背回一个大羊头骷髅高悬在画室上空，算是自新生命的图腾吧。
   
6
     在经过早期的《晨读》和《喂》之后，我最大的收获是理解和领会了艺术技巧与生活的关系。在此后的创作中，我从未松懈对艺术技巧的追求，反而要求自己在每一幅创作中不断精进、精耕细作。但我知道，作为一个人物画家，人物的个性及其生动与否、画面结构这些因素与纯朴、真实的气息和人情味，与艺术技巧之间孰轻孰重的关系。有人说我不追求美，我不以为然。这是小美与大美的问题，不光是审美趣味问题，而是审美取向的选择性问题。我不可能相信，只有小花小草才是美的，苍茫、浑厚与质朴，乃至生命的悲剧感就是不美的。我并不排斥小情小调，但在事实上，往往正是对小美浅俗的追求与笔墨上的玩闹，降低了当代文化的品格。
     1984年—1988年间，我创作了《月夜》《沐浴》《拣枣》这一系列相对平缓、轻松、抒情的作品，但真正心系与用力的还是《厚土》（1986年—1988年）、《簸黑豆》（1987年—1989年）几幅大画，并为之倾尽心血。一位友人认为前者犹如大制作之前的散文，后者则如长篇小说。它们寄托和承载着我内心的希望与期盼，厚重的黄土层不再以苦难压倒他们，他们也不再是穷苦岁月中偷生的生灵，而是以自己新生命的活力充斥大地。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翰林马家》（1993年）、《炕头》（1994年）、《寒食》（1997年）、《中国民工——石工》（1999年）与新世纪创作的以青藏高原为题材的《朝圣者》（2000年）、《美丽草原我的家》（2004年），我希望在稳步前行中推进、完善自己的艺术面貌，甚至觊觎在自己的绘画中建立一个更大、更具精神高度与生命力的高原。
     其中包括种种缺憾与力所不及，均是我求索与不断扬弃自我的心路历程。
   
7
     黄土高原上的汉子都有一副大山般的脊梁，信天游般的九曲回肠，如同黄河两岸上的苗子，任其骄阳狂风的吹打，仍然无畏地吐出自己饱满而弥漫的苞叶。
     我有时真的烦透了，一切侵入高原的现代化设施和社会化规章制度；有时又巴望着，这里的人们崛起，这片黄土地的崛起呀！在这风化、原始、深沉而高大的黄土墙下，生存着这么一群生命，他们的生活形式与都市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他们的生活内容就是生命情感旺盛、纯真的自然表露。这正是在那黄土高坡起伏的山路中，我不断跋涉和寻求的艺术源泉，也是它留给大地之子的情感遗产、精神遗产、文化遗产。我不过是一个高原之子。
     黄土高原既是我的生身之地、创作之地、流连之地，也是我的精神家园。今天，我的脚步离开黄土地已20载，但我仍在不断反刍，每一次面对高原，就有一次新的精神解放。使我懂得，自己的生命情感，就是永远不允许对母土的背弃。
     我身后被岁月风化的黄土墙体，就是我生命的背景与永恒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