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开不败的浪花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条奔腾的河流，身边的感动就是这河里的浪花。这浪花或许不起眼、很细微，但它们翻腾着、绽放着，给人生不断增添奔向前方的勇气和力量。
     我人生长河中的浪花有哪些呢？

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从学校毕业，由于工作分配不好，自己所学、所愿和实际情况反差较大。原本意气风发的我顿时变得消沉起来，感觉社会不公、感觉领导不重视、感觉自己的能力得不到发挥。于是在工作不久，便产生了厌世心理，内心愤愤不平、消极颓废，日里心灰意冷，酗酒买醉。
     一天，上级主管单位的一名审计人员来公司审计。在查阅凭证的过程中，这位审计人员发现在公司多处报销的条据上都有我的签名，便询问有关我的情况，并亲自到我的办公室找我谈话。
     说是办公室，其实是一间仓库。不到20平米的房子里码满了汽车轮胎、配件等物资，只是门口摆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便成为我办公、休息的地方。房间里摆设凌乱，气味难闻，而且经常有老鼠出没，所以除非领用物资，单位里很少有人来。
     这是一个午后，审计人员和我谈了许多，在离开时，送给我一本书，并告诉我：“不要把专业丢了。”就是这句看似很随意的话，在我最低迷、最失落的时候，却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仿佛抓住了拯救灵魂的最后一根稻草，变得激动、振作起来。在我看来，不是“不要把专业丢了”，而是“不要把理想丢了”。这之后，只要他来公司，总要推荐或赠我书籍。我们成为了朋友，经常一起攀谈交流。但即使到现在，我也从未和他说起这档子事，而我一直牢记着：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在我人生的河流即将出现拐角时，一朵浪花感动了我，引领我走向正确的人生航向。
     这是一个原本陌生人对我的感动，关于理想问题的感动。唯有这种理想追求，才能使人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而变得充实起来。

二
     为了治病，2010年，我在北京待了70多天。在看多了媒体上关于不良医患关系的报道后，我对医生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偏见。但只要能治病，我时刻准备面对治病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种冷遇以及不公平。
     然而，我错了。
     娄大夫是住院部的主任，一位主治医师。为了能住院，我找过他。他详细告诉我住院部的床位情况，并留下我的电话号码，答复尽最大可能尽快安排住院。在社会上，这种情况我耳闻目睹得多了，想来多半是推辞的话，所以并没抱太大的希望。于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我私下托人搞床位。谁知刚过3天，娄大夫通知我办理住院手续，可以住院了。住院期间，娄大夫每日两三次来病房探访，从饮食起居、体征表现一一仔细询问，再三叮嘱注意事项，还经常开展多科协作，组织专家把脉确诊。
     为了避免夜间治疗对其他病友产生影响，我曾为床位的事情又找过娄大夫，提出单间的住院要求。这里是中医院，由于特色和权威的缘故，全国许多患者都来这里就诊，致使只有30多张床位的住院部显得很紧张，预约住院的病人常常有几十名。就是这样，娄大夫仍主动开导别的病友调剂房间，满足了我的要求。
     玉树地震时，娄大夫主动请缨去了震区。我是在中央电视台的午间新闻上看到他的。他还是那样的文静和忙碌，但身体明显消瘦多了。我发短信给他，提醒他保重身体。他很快回复过来，问候我，询问情况。
     张大夫是位博士，人矮矮胖胖的，在中医院门诊楼坐诊。通过朋友推荐和“好大夫”网站介绍，我挂了他的号。在住院前的每次门诊就诊，他都会望闻问切，耐心地询问病情。比起别的大夫草草了事的态度，比起最近不少于10分钟的就诊时间规定，他显然要耐心细致得多。住院后，他经常利用工作间隙，跨楼询问病情，探药房，查病历，根本不忌讳“谁的病人谁负责”的就医潜规则，一起和主治大夫探讨治疗方案，更甚于在高烧不退时，亲自开药方治疗，直至把体温降下来为止。
     张大夫于2010年底到新疆支边去了，时间是一年。在支边期间，他经常在自己的网页上说明自己的行踪：何时回京休假，何时可以利用休假时间坐诊。在自己的网页上，他不厌其烦地回答病人的询问，一再更新网页内容，介绍最新的治疗办法和治疗心得。为了更好地给边区患者治病，他主动学习维吾尔族语言，争取和病人充分沟通。
     姜大夫是主治大夫，人很年轻，虽然个子高高大大，但说话的声音很轻很低。每次来病房时，他都会带个小本，将病人的详细情况和要求记下来。为了确诊病情，有时他一个晚上会找来五六位大夫就诊，看不出有丝毫的不乐意。还有一位女大夫，经常主动到病房来了解情况，观察变化，准备写成论文进行交流。
     这是北京中医院的一个群体，一个经常看着厚厚医疗书籍、一个我原本心存偏见的群体，一个坚守中医事业的群体。这是一个群体、一簇浪花对我的感动。

三
     父亲今年83岁。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从事着一项工作，这项工作起端于简化字的中国文字改革。我曾经在小学写的作文里透露过这个情节。就是为了提高汉字书写速度，身为秘书的父亲，“发明”了一种写字方法，以求将字的笔画降到最低，将书写记录速度提起来。退休后，父亲有了更多的时间，除了读书看报，闲下来就是搞他的这项“创新”。
     小时候，我不懂这种“创新”的意义和价值，无法去评判它的好坏。直到后来，我逐渐感觉按照父亲的方法，中国文字将失去了偏旁部首的划分和书法之美，才知道父亲进行着的工作是徒劳无益的。
     我曾经试想告诉父亲，但不忍心。人是需要有所寄托的。父亲不喝酒、不吸烟，更不打麻将，这项“创新”是父亲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父亲一生节俭，从不乱花一分钱，但为了这种“创新”，父亲显得特别大方，舍得买纸、买笔、买放大镜（放大字典上的字）、买不同版本的字典（有一次，去县城的新华书店买字典，不小心迷失了方向，很久才回来），不惜一次花200多元钱将书稿复印出来，寄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由于方向有问题，结果自然是泥牛入海，杳无消息。
     多年来，父亲笔耕不辍，演示整理的草稿足足有几麻袋之多。这项工作父亲一直坚持了30多年，只是在去年晚些时候才停笔，最终也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即便如此，父亲现在仍能准确地告诉我，中国汉字有多少，建国后《新华字典》一共出了多少个版本、进行了多少次文字改革，每次增删了哪些文字。这些情况，想必一般汉语语言专业毕业的学生也很难回答上来。
     这是我的父亲、一位我身边的人对我的感动。一种执着，更胜于一种痴迷对于我的感动，一位老人坚守多年才使我认识到的感动。
     我常想，人是需要有一种境界、有一种精神追求的。身边的感动使我明白了理想、事业心和执着精神的意义与价值，和之于我的力量源泉及精神动力。
     这是我身边的感动。或许感动我的人和事还有很多，但大多如过眼烟云，一闪而过，不曾记起。但独有理想、事业心和执着精神对我的感动，无疑将成为我人生长河中永开不败的浪花，催我上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