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占平和他的小说《五哥放羊》

　　朱占平是子洲淮宁河川走出的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早年前曾是县农机厂的一名钳工，后来在县剧团当编剧，再到位于富平县的一家省属企业搞宣传。上世纪80年代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打下来，竟硬是把他“打”成了一名律师。2002年他因亲办了轰动一时的延安“枪下留人”案，在全国法学界声名大震。朱占平在文学上的成就被其“大律师”的盛名所掩。其实，他从事律师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已写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洋洋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五哥放羊》，无疑是他的扛鼎之作。

　　“五哥放羊”是在晋陕宁蒙连接地区传播很广的一首民间小曲，尤其在陕北家喻户晓，像“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月十五挂红灯，红灯挂在大门外，单等五哥上工来……”这段唱词，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五哥放羊》这部小说正是由这首小曲演绎而成——朱占平用小说的方式，把这个“著名”的情爱故事放在陕北“闹红”的宏大背景之下，在着重为陕北“闹红”立传的同时，也为这首小曲设定了一种“出身”或者说归宿。值得称道的是，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铺陈、环境描述诸方面，均表现上佳，在艺术处理上更有其独到之处。

　　作为小说家，朱占平有着足够的生活积累;作为优秀律师，他对社会、人生、伦理、道德等有着超越常人的思考。他思维敏锐，洞察事物能力强。他把各方面的知识积累统挟于笔下，写出的作品既严谨又有思想深度。在认识社会和反映生活上，我深信他有一般作家所不具备的优势。《五哥放羊》里写了大小人物百十号。据朱占平说，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全部有生活原形，这些角色在他脑子里翻腾了几十年，早已烂熟于心，写小说只是一个释放过程。作为革命题材的小说，《五哥放羊》里众多人物，不论着墨多少，都毫无陈式化、脸谱化之嫌。小说让读者透过历史烟云，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生活在陕北“走马水”一带的众生群像。这些人物不论来自“红、白、灰”哪个“山头”，均丰满而鲜活，充满了人性的真实。

　　为了做到文学的真实，朱占平查阅了陕北20多个县的县志，同时收集整理了大量民间口头传说和野史杂记。小说中的重大事件和一些重要情节，均有史实来源。经过巧妙构思，作家把1928年到1936年发生在“走马水”一带的这段“闹红”浪潮，写得波澜壮阔，现场感十足，具有夺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像身陷牢狱的“抗税英雄”杨建昆为清川县县长周保全夫妇唱《审录》;县参议会议长裴元冰为了便于和“相好的”小翠幽会，说服周县长在城墙上另开一门等这些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情节，正因为绝非作者杜撰而均有史实依据，才使得小说异常“红火”好看。在作家笔下，整部小说故事铺陈随着革命的发展向前推进，处处呼应、天衣无缝。关于小说主人公“五哥”和“二梅”爱情的处理，也是地道“陕北式”的，作家理性地对待“五哥放羊”这个“著名”爱情题材，悲剧式的结局更耐人寻味。从朱占平的第一部小说《等她长大》到这部《五哥放羊》，他再一次展示了驾驭爱情题材的高超能力。

　　小说极为精彩的一面，即是故事背景的描写和再现。可以看出作家对陕北人文环境的描写最为得心应手，也最富有激情，着实为小说增色不少。在这点上，作家靠的不是写景状物，而主要是靠对陕北民情风俗的全面展现来烘托和渲染背景。在小说里，作者对陕北年俗、婚丧俗、农俗、宗教习俗、饮食起居等生活习俗的描写可谓毫不吝惜笔墨。通过这一手法，小说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陕北的人文环境交待得非常透彻。我认为这是最体现作者功力的一个方面。

　　作者对家乡深入骨髓的爱恋，和对家乡父老的无限崇敬之情通过小说一览无余。在阅读中，我们似乎在浏览一幅民情风俗画卷，这让小说充满美感。这些描写使得小说叙事更加深刻到位，且没有丝毫累赘感。相信每一个陕北读者，会为书中的大量民俗细节而动容。

　　作家为了达到理想的写作状态，在小说里大量穿插了陕北民歌，这些久违了的唱段，多是紧跟着故事生发的，使故事交待得更加丰满，也使小说更具艺术感染力。作家的险招是大胆使用了生僻艰涩的、可能让外地读者摸不着头脑的方言土语，好懂的如“立眉竖眼”、“ 搊扶”等，难理解的如“失特捏”、“K 着”等等。也许这就是朱占平最自然也是最独具一格的言说方式，包含着朱占平式的朴素、机智和诙谐。客观地说，“ 土语”其实并不土，实际上很雅。方言的使用，使小说语言更加生动准确。古人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小说鲜明的语言特色，和超出常识的显性“瑕疵”，让作品更加耐人寻味，更能品咂出醇厚的陕北味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