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与陕北地理

　　陕北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上游，地处陕西北部，与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接壤，是农耕文化向草原游牧文化的过渡地带。陕北历史悠久，曾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无数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奋进的足迹。

　　路遥生于陕北，长于陕北，在陕北一步步成长起来，一路艰辛地从乡村走向中国文坛。路遥并不是多产的作家，他一生主要创作的文学作品有二十个短篇小说、五个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当我们把陕北这片广袤辽阔的黄土高原和高昂激情的陕北民歌，与这里的山民以及坚韧的生命感、深远的苦难感、传统的道德感和淳朴的诗意感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路遥作品中的雄浑悲壮和慷慨激昂的美学感受，被衬托得非常完美。可以说，是陕北这块土地成就了路遥的文学气质。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这样一句看似简单的话，其中倾注的是路遥对于陕北这块古老而贫瘠的黄土地的心血和汗水，也许只有作家自己最清楚。陕北地形破碎，沟壑纵横，气候干旱少雨，农耕条件差。《平凡的世界》开头的描写，可以看出土地在路遥的价值世界里的敦厚和凝重：“在漫长的二三百万年间，这片广袤的土地已经被水流剥蚀得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像老年人的一张粗糙的脸……就在大自然无数黄色的皱褶中，世代地生活繁衍千千万万的人。无论沿着哪一条‘皱纹’走进去，你都能碰见村落和人烟，而且密集得叫你不可思议，那些纵横交错的细细的水流，如同挂满一般串连着一个个村庄……”

　　观路遥的小说创作，我们发现，无论是他早期所写的成名作《人生》，还是让他蜚声世界的《平凡的世界》，黄土高原始终是他精神的归属。自然地理空间的基本格局对文学风格的分布状况有深刻的制约作用。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影响人的审美心理。路遥把这块世界上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写进作品中，在当代文坛上吹起了一股强劲的“陕北风”。此后，“路遥”与“陕北”等同，陕北成了路遥文学作品中一个独树一帜的重要标签。我们认为，路遥作品中的这种陕北风情不仅是他对这块地域风情的描绘，而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气质的贯穿与持续。路遥的笔下，黄土地的意象频繁出现，可以说，路遥的小说真正解决了传统乡土小说的“乡”与“土”，真正做到了扎根于“乡土”。路遥在创作中既带着对故乡的眷恋眼光，又带有批判故乡风习的审视眼光，在传统乡土小说面前，表现文化冲突样式的两种或多元文化之间的距离构成了小说空间的张力，也设定了这一文化冲突的内在精神，将传统中国文化下的“城乡交叉”各阶层的人与地域、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冲突剖析得清晰明了，这种地域差异文化在作品中的关键作用，从而形成了路遥作品的特点。

　　在早期作品《生活咏叹调（三题）》中，当那个已经是现代化炮兵团的政委，终年生活在祖国莽莽苍苍的西南边陲时，梦里却“常常是一片黄颜色”。梦里的“黄色”，是人物的一种精神“回归”，是对故乡的眷恋。同样，《杏树下》那个中年知识分子也是生活在童年的乡土回忆里。如果说，路遥早期的作品是一种探索，一种对故乡的自我意识，那么中篇小说《人生》就是一次有意识的突破。《人生》中，朴实的德顺爷爷是一位黄土地上的哲人。德顺爷爷说：“你把良心卖了！巧珍是个好娃娃，你把人家撂在半路！你作孽哩！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土里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本一点土都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呀还是入地呀……”当高加林又一次被退回农村时，德顺爷爷再一次给予他人生的启迪：“你也再不要看不起咱这山乡圪了……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小说的结尾，高加林扑在德顺爷爷脚下，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高加林离开生养自己的母土，最后又重新回来，黄土地宽容地接纳了他。路遥在此处表现了黄土地的庄严和神圣，也表达了他对黄土地的深情和毫无保留的认同。

　　《人生》是路遥的转型作品，尽管小说还存在着寻根、反思，但路遥在《人生》中用传统的文学手法将城乡“交叉地带”推到了一个新的创作高度。高加林是一个生活在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在这个“交叉地带”里，他既不是英雄模范，也不是懦夫坏蛋，而是一个“一时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人物形象。《人生》的问世，不但为文学界贡献了一个新鲜的人物形象，而且对中国传统的“乡土小说”进行了一次提升。此后，路遥用《平凡的世界》对城乡“交叉地带”展开更加全面深入的思考与诠释，可以说，《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精神内的一次全面突破。路遥曾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这样介绍《平凡的世界》：“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作家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地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

　　独特的地域文化不仅铺垫了文学作品的艺术底蕴，而且也直接塑造了作家的主观世界，使他们成为某种地域文化的体现者，由此产生了地域文学流派。有论者提出，由柳青发端，路遥、陈忠实等继承发展，形成了代际传承明显的流派——“黄土文学流派”。这三位作家虽然都秉承着“农村题材”“现实主义”的传统，采用了宏大“史诗”的叙事方式，但是三人作品存在着内在的差异。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共和国的政治史，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民族史，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农耕文化没落、社会转型的变革史。不同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不同气质的作家和审美心态。假设把三人同放在“黄土文学流派”里，多少有点差强人意。三位作家创作特点明显，“单一的文学作品往往不能透彻地解释复杂的地域文化现象，只有相同地方风格的系列文学作品所组成的地域文学流派，才是文化地理研究的主要依据。（刘岩：《论文学作品的地理学价值》）”所以，我们研究一个作家，必须要全面、透彻地了解作家生活的环境与时代。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如何准确定论路遥文学流派范畴的所属，暂且不论。

　　路遥无限留恋生养自己的陕北，将描写陕北作为自己的作家使命，并以真挚的创作态度完成此使命，其意义以“陕北”为主题的创作超越了“陕北”，进而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与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