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乡搭车 有趣对话

　　文/任仲然

　　正是拣菌子的时节。我乘车去距离乡政府最远的一个傈僳族山村调研。山路很窄很陡坑坑洼洼，车子拐来拐去，在一个岔路口迷了路，不知道往哪里走了。

　　迟疑之中，看到一位个子很矮、身体瘦弱、背着背篓的50来岁老乡，就停下车来问路。在他指路的时候，我觉得这位老乡似乎有搭车的意思，就说：“你要到哪里去啊？如果是顺路就上车一起走吧。”

　　老乡连声道谢，高高兴兴上了车。我指着他的背篓问：“拣到菌子了吗？”他从背篓里拿出一个塑料袋，一层又一层小心地打开，拿出了几个瘦小的菌子给我看：“这是松茸，现在越来越难找了，在林子里转了大半天，才拣这么几个。”接着他告诉我：菌子价钱高，是这里农民的一项主要收入，接着还聊起了拣菌子的辛苦。

　　遇到这位健谈的老乡，看来可以随机搞点干部考察了。我怕他戒备不说真话，故意用漫不经心的口气问：“乡里的书记对你们还好吗？”老乡马上回答说：“不好，他是赃官！”语气相当肯定，似乎早就想说，今天一吐为快。

　　乡书记是赃官，顿时令我惊讶不已。因为我认识这个乡的书记，觉得他还是不错的基层干部，怎么在老百姓眼里就成了赃官呢？于是，我来了刨根问底的劲儿：“他到底干了什么坏事？”

　　老乡未假思索，讲出他的依据：“我家就住在乡政府的那个村，乡书记有个车，都是他自己坐在里面，我几次想搭他的车进山拣菌子，他从来没有停过，一路烟儿开跑了。”

　　听了这话我笑了，拉着老乡粘着泥土的手问：“那你说说，我像不像他？”老乡也笑了，有点不好意思：“你让我坐车，当然和他不一样啦。”

　　知道了老乡判断“赃官”的标准，我也就不替乡书记太担心了。但还是想到，有空真得和这位书记好好谈一谈，大事小事都要关心老百姓，如果遇到顺路能捎老乡一程的事，还是应该做的。

　　为了知道群众对基层干部的看法，我又问：“那么乡干部里面还有没有好官呢？”老乡想了好一会儿，突然坚决地说：“我们乡只有一个好官！”这个回答很出乎我的预料。我忙问：“谁是好官？他是干什么的？”

　　老乡说：“这个好官是农技推广站的老王，人可好了。”我再问：“你怎么知道他是好官呢？”老乡笑得很灿烂，黑红的脸庞写满了得意：“这个好官经常骑着摩托车下村，我上山拣菌子如果遇到他，只要喊上一声，都能带我跑上一段路。”

　　聊到这里，我恍然大悟。老百姓对干部是“赃官”还是“好官”的评价，竟如此的具体而微妙。虽然看似有些偏颇，但其中蕴含着很深的道理。老百姓就是根据干部对自己的态度来判断好坏优劣。他不是听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做。在细微事情上干部的做法不同，老百姓的评价就可能有本质的区别。

　　车子行驶到一个林茂草丰的拐弯处，老乡说：“我要下车了，这里会有些菌子。”他下车后没有急着进林中拣菌子，而是站在山路边不断地挥手和我告别，嘴里愉快地说：“谢谢，谢谢，谢谢！”

　　车子开出了一段路，我从车窗探出头，看到老乡还站在那里，挥手喊着指上山的那条路，怕我走错了。听着老乡热情指路的喊声，看着他那几乎被背篓遮蔽了的身影，我心里暗暗地想：以后如果遇到老乡搭车的事情，决不能置之不理，“一路烟儿开跑了”，一定要能捎多远就捎多远。

　　这是为什么呢？不是自己为群众服务的觉悟突然提高了多少，只是我很想当乡农技推广站老王那样的好官。

　　《漫塘刘先生文集》内页图片。

　　省图书馆现藏古籍珍品22卷本《漫塘刘先生文集》原为清宫“天禄琳琅”藏书，1914年，末代皇帝溥仪将此书赏赐给其弟溥杰携带出宫，后复携至长春伪满皇宫。日本投降后此书流落民间不知所踪，上世纪70年代初却悄然现身省文物店，随即被省图书馆购入，延续至今。

　　据省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刘冰介绍，清乾隆御藏的《漫塘刘先生文集》在当时被认定是宋代的活字印本，后来辗转由省图收藏后，经省图老一辈古籍专家韩锡铎鉴定，最终被认定为明代的木活字印本，是宋版书的仿冒品。

　　刘冰表示，虽然省图收藏的《漫塘刘先生文集》系明代书贾利用木活字印刷伪造的宋版书，但并不表示其不具备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相反，这部书堪称古代造伪的“杰作”，作伪手段可谓登峰造极，就连清乾隆时期见多识广的内府文臣亦被其高超的作伪技巧所蒙蔽。

　　统观全书，其内容是据正德嘉靖初刻36卷本的《漫塘刘先生文集》删节而成，书中个别篇章有以残充全的现象。全书所避宋讳极严，书页又经染色做旧，粗看颇具宋版书气息，卷前再冠以伪造的宋人赵葵序，像极了真品，不仔细查验，委实难辨真伪。清乾隆《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曾著录此书，误将此明木活字印本定为宋代刻本。此书现已成为古籍书贾作伪冒充宋版书最具代表性的例证。

　　就古籍而言，现代人借助高科技手段造假，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然而，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那些足以瞒天过海的“赝品”古籍是如何产生的呢？对此，刘冰在接受北国网、辽沈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造假并非现代人的专利，古籍造假现象自古以来便一直存在。其实古籍造假并不容易，古籍文献由于其特殊的传统雕版印刷方式和纸张载体形式，造假是相对比较难的，对收藏者来说，即使买到“翻刻”、“后印本”，其价值仍然比一张仿品假画或古瓷器高得多，因为比起初刻、初印本，他们之间主要是年代早晚的差别，而不是真假的差别，有模仿得精细的，仍有一定价值。

　　传统的雕版印刷用的是水墨，墨色偏淡，而且印书用墨不如书法用墨好；再就是真正的古籍是人工刷印的，版上着墨不均匀，所以刷印出来的书墨色也不均匀。从纸张上来说，古代各时期的造纸技术也不一样，染过颜色的纸就更容易辨认了。古书因年久发黄，一般是边沿部分颜色深，内里颜色浅，并不是均匀的发黄发暗。做旧的染色纸，是里外都发黄发暗，所以相对容易鉴定。

　　现代造假手段也很难模仿高价古籍，现在的“茶叶水”、稻草水渍古籍极易鉴别。用传统的雕版技术和材料印刷，可以做得像，但成本太高，而且懂得雕版印刷的技术人员极少。

　　北国网、辽沈晚报记者李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