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戈凌厉志不穷

干戈凌厉志不穷

——回忆清朝秀才、父亲白雍熙

     我的父亲姓白名雍熙，字尧夫，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人，1883年农历九月初二生，1940年（清光绪8年）6月22日病逝于高杰村，终年58岁。
     父亲16岁进秀才，1899年（光绪24年）辛亥革命时在西安师范学堂上学，这是一所停止科举后，在陕西成立的第一所新型学堂。他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对清朝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极为不满，大概于1912年宋教仁被刺时参加了国民党，和父亲同时就学的有清涧师家园则惠有光（即惠思温）。
     父亲由西安返家，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力求以教育改变当地落后面貌。他用极大的热忱把毕生精力献于教育。常说“一个人在社会上不是白白地来，而是要做一番有益于社会的事。”“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事业，清涧文化落后，需要提高文化，培养人才。”记得在山西时，听到米脂中学成立的消息后，非常感慨地说：“清涧人对教育事业漠不关心，这处中学按哪一方面说，设在清涧最适宜，清涧对教育无人说话，我在的话必须争取，有处中学好处就多了。”在创建二高时，和本村牛相公有过一段斗争。牛代表崇古派，主张建私塾读古书，父亲是新学派，力主以新文化新思想办学，开设数学、语文、史地、自然等新学科，采取新的教学方法，最后新学派战胜了旧学派，二高的成立给本地区教育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当时学校设备简陋，但师资质量极高，教学抓得紧，在1924年全县四处高小会考时名列第一而震动了全城。据白寿康回忆说，二高每届毕业生，凡报考中学的没一个落榜的，进校后也都名列前茅，比如，白明善（二高前的学生）、白雪山、白自强、白作宾、王怀德、白如冰、白寿康等，他们都是父亲的学生。外地来二高就学的人也不少，有来自绥德铁骑坪、张薛家山、崔家湾等地的，有双庙附近的，搞成了远近皆知、引人注目的学校，给革命输送了不少人才。解放后在中央省地级工作的不少负责人，凡是二高毕业的都是父亲的学生，他们皆称父亲对学生要求严格，注重德才兼备，很受学生欢迎。1936年春，红军东征驻扎寺湾村（当时我家住该村），来看父亲的学生不少，并带领他去会晤了文学家陈仿吾同志。
     大概在1931年前后，父亲又创建了高杰村女校，这是对男尊女卑、男女不能合校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挑战，当时在女小上学的有白茜（爱女）、烈飞（飞蛾）、云凡（前招）、国英（存娃）、白洁（秀梅）等十三人由父亲一人教。每年冬天，女小学生的考火柴多由我家无代价供给。兴办二小时，父亲把我家十二孔窑洞长期无代价地供学校占用，图书不足，由我家供给，凡是学校缺少的，只要自己力所能及即毫不吝惜尽量提供不计报酬。
     父亲1927年在二高当校长时，掩护了不少共产党员，当时二高不少教师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党组织派来的杜嗣尧、景仰山。杜是国民党通缉的共产要犯，来二高任教改姓尚，都称尚先生，父亲明知是共产党，让他当教师，关系处得很好，杜离开时父亲送他一件棉袍，杜非常感激，来信说，棉袍对他真是雪中送炭，那个冬天没有受冷冻。二高地下党经常印刷传单，也不怕父亲，根据我的姐姐们回忆说，有时教师把马列主义的书压在父亲铺盖下面并问：“你看的怎么样”，父亲回答说：“我看过了，闹成了很好。”当时据和二高教师白自强联系的韦继昌（原名韦巨才，现在西安，已离休）说，他们曾讨论接收父亲为共产党员，因有人提出我家地多，不同意接受而作罢。韦还说，当时父亲选的教材都是陈独秀的进步文章。父亲与共产党人白明善、张子良、王灏等私人关系极好，明善被反动派逮捕入狱时，要书总是向父亲写信，有次写信要借阅我家的《昭明文选》，父亲很快寄给他。他常说，明善学得好，是四师有史以来头一名好学生。明善牺牲后他非常悲痛，每一说起总是感叹地说：“唉！死得可惜。”为了营救被高建白逮捕的本村共产党员白贵明、营珍，村里人将父亲从山西叫回来，竭尽全力进行营救，终因无力挽回而被杀害，他伤心至极，去山西时哭着走出了村子。
     父亲是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人。在山西石楼县寺湾村居住时，经常到义牒镇去看报，了解抗日前线我军每天的战况，亲手抄写记事手表，贴在墙上，一一记载每天得到的战况。报纸上登载了厦门三童抗击日寇奋勇杀敌而牺牲的英雄事迹后，他奋笔写了一首七言律诗《厦门三童行》，我们只记得其中一句“一童大书打倭寇”，其他全记不得了。“九一八”事变后，他义愤填膺，发表抗日的文章，并寄调满江红一首，我们几个断断续续记得一些：
     高踞仑颠（颦顿添）神州赤县，黄帝胄，四亿同胞文化绵延，四千余年古国地，强虏凌我山河碎，争自由，牺牲同胞在万千。
     不平等犹未雪，“九一八”在眼前，要精诚团结努力杀敌。失地收复奏凯曲，驱逐倭寇息狼烟，举金杯，奠酒祭忠魂，慰英烈。
     在山西寺湾则村时，也写过一些反映农村生活和自然山水的诗，多数未保存下来，只记得两句：“驱黄牛，话野语，棘篱破屋避风雨，世上只有农有趣。”记得最完整的是一首七言绝句，题为“夜梦父亲”，“已别十载今夜逢，醒来犹是各西东；依然十年清明节，不知谁奠塚前盅。”他还写了不少诗词，可惜文革中洗劫一空，毫无所存。还有一部分受潮唐诗宋词本，封皮题为“訚边居士录”，题名即是他的别号。
     父亲性格宽厚正直，颇有品德修养。他的学生白茜、白烈飞说：“我们的老师可是个好人。”在儿女眼里，父亲是一个品德高尚很有学问的人，一生酷爱读书，手不释卷，嗜书如命，生活拮据时，仍节约买书，他通晓史地擅长数学，博古通今，文学造诣尤甚。记得他在山西时给人家写过碑文，博得了呼拔贡高度赞赏。1983年白栋材对我姐姐说：“你父亲不但语文好，数学也特行。”白如冰说他是“一个很有学问，一个踏踏实实的好人。”白寿康也曾说：“你父亲是一个学问渊博，教学有方，对教育很有贡献的一个人，全县四处高小二高是办得最好的。”父亲是一个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智力投资的人，他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即便是在我们无法上学半工半读的艰苦岁月里，仍是早起晚睡，我们姐弟四人围着一张桌子，每天书声琅琅，从未间断，凡小学课程我们都开，由父亲一人教导。他常教育我们要以“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的精神奋发学习。他针对每个人的天分要我们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顽强精神，以勤补拙，攻难关攀高峰。即是在临终的前两天，稍有一些感知仍断断续续地说：“你们姐弟几个要好好学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与世长辞了。我们的哥哥姐姐在大学中学都名列前茅，完全是父亲苦心培养奠定良好基础的结果。
     当然父亲当时不懂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子女，但是他让我们刻苦学习的目的是明确的。他常教育我们，一个人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常说“人活一世，人格是第二生命”，他让我们刻苦学习，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他厌恶贪官污吏，1934年在山西居住时，从来不接触义牒的上层人物，长期隐居在寺湾村，在他的诗词中有这样一句“不贪名利不媚官，只落个清贫汉”，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由于长期接触思想进步的人，所以对社会有较清醒的认识。本地知情的老年人常对我们说：“你父亲是个读书人，有眼光，常说要财产干什么！”他也常对子女们说：“共产主义是社会的历史潮流。”这些话在上世纪30年代确实是有远见卓识的。
     父亲是一个宽以待人、淡泊钱财的人。他说：“儿孙不如我，要钱财做什么！儿孙胜于我，要钱财做什么！”教育我们不要爱钱，要努力学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对佃户交租总是根据佃户情况和天年好坏，有则给没就算了。他说，对穷人绝不能苛刻。遇到荒年，对近族贫困户给予周济，常说：“常家洼海叶那一家无论如何不敢叫饿坏了。”（海叶是明亭的叔父，是我们的近族。）我母亲说，自她结婚来我家，常住着亲戚家的没娘娃，从未间断过，如张薛家山张国清、铁旗坪汉良、袁家沟树梓等。父亲对他们既管养又管教，有的还让出去求学，对他们关怀备至，多年始终如一，从未忽冷忽热过。
     我家祖上三代中医，父亲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业余时间行医，村人有疾病呼之即到，有时半夜出门看病，救死扶伤，急病人之所急，从没有板着面孔对待来人。记得1940年夏天，在他病重时，我村元壁独生子瑞生病情严重，元壁请他去看，他呻吟着说他不会看病了，最后还是去了。病人因体温降不下来，父亲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犀牛角降温，然而就在不久他生命垂危需要此药时，再也无法买到了。
     我家在山西近六年之久，抗战开始后，村里群众一致要求我们回来，遂于1939年9月派来十多人把我们接回高杰村。当时我家一贫如洗，我大哥家驹远在西南联大上大学，生活艰难，村里老少对我家关怀备至，家家户户登门看望，送枣送粮，解决了一家子的生计问题。在父亲病重之际，村里几乎家家都来探病慰问，有的主动为他求医问卜，竭尽全力，力挽病情。此情此景，虽然遥隔七十年，每当忆起仍历历在目，使我永生难忘。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土地革命时，又要离家去山西呢？这是因为父亲生活在地主家庭，对政策不了解，产生了恐惧思想，不避开怕出问题，东渡山西石楼以行医为主。他后来这样说：“如果不避开，我没有钱，但虚名在外，向我要钱又拿不出来，有生命危险，这样死了也落个‘守财奴’，不如避开为好。”从内心讲，他并非反共才去山西的，我们做儿女的自然理解他的一片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