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变迁》人物初探（2）

    田德远用虚伪的灵魂踏出一条坎坷的人生苦路。田德远是中心小学的会计，吃着国家的面面粮，在当时的农村是何等风光！但他不给人办事，却虚伪至极。在公社决定让田自智当代理老师时，他只是捎个文件，硬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说是他向公社领导建议的；当公社不让田自智教书时，他又伪造一封区文教组长的亲笔回信，以示自己为了田自智极力作了争取。田自智对他那熟悉的字体一看就明白，但他仍然不知羞耻地表演着，末了还让田自智把一袋面和一壶煤油给他背回家。他这些做法简直是小儿科，人们在维护他的面子不愿戳穿，他还以为自己高明。也许是因果报应吧，当田自智当了干部时，他却违犯计划生育政策被开除公职，回家务农，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羞辱。他为了摆脱贫困的境地，盗伐国有林木材，被林业公安罚了个底朝天。若不是副乡长田自智为他说情，差点逮捕。后来，他先后当过代理老师、乡企业专干，干了十多年的临时工，在机构改革时辞退回家，在农村消磨着自己的余生。
    罪有应得：王文学乡长。他心胸狭窄、工作飘浮，对同志打击报复，自己作风败坏，被人现场捉奸，最后落了个到区上管伙直至病退的下场。
    个人英雄主义：向利乡长。向利是冷水乡第一位大学生乡长，他有知识有才华，工作敬业，一丝不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就是只养一个好人，但他年轻气盛，好大喜功，个人英雄主义严重。他所负责的政府工作不向党委汇报，也很少在班子内部勾通，只知埋头抓经济，不去研究处事谋略。尽管在他担任乡长期间，全乡的经济工作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大家有目共睹，但领导阶层的矛盾却日益加深。他对于这些却置若罔闻，办事锋芒太露，刚愎自用，为自己埋下了失败的祸根。我们看看他的政绩吧，他一上任就跑遍了全乡18个村，在全乡首次提出发展烤烟的设想，并付诸实施，得到群众拥护。第一年就发展烤烟500多亩，年终收入11万元，净增财政收入3万多元，年终区上还奖励1万元。这样使干部首次拿到了奖金，由全区的尾巴乡变成了冒尖乡。接着在第二年全乡烤烟面积扩大至1200亩，这时他又带领大家兴修水电站、开发锑矿，成立全乡首家锑矿公司。他一心为乡上着想，将收入政府与群众按四六分成，乡政府分四成，群众占六成，短短几个月就给乡上积攒了5万多元收入，又在全区放了卫星。就是这样一心抓经济的干部，他不知道有的人在背后搞阴谋。由于矿上的事是乡长一人抓，其他人不明内幕，从乡党委书记到整个领导班子，都对向利的做法不满，却也不好反对，他们在等待机会出气。机会终于来了，矿区有群众因收入不均而闹事，其实是群众对村上的几个干部都在富矿区挖矿不满。富矿区每人一天收入200多元，而贫矿区一天只能收入40多元，相差140元，收入悬殊太大。乡上知道此事后及时到现场处理，采取抓纸蛋子方法，结果把多数干部又抓到了贫矿区，干部们又到乡上上访。这时，正好书记和乡长都不在家，是武装部长孙成负责接待。孙成借机煽动村干部联络群众，以乡政府分成过高为由，纠集几十名群众到乡政府闹事，把乡上的矿石库房加了一把锁。这次事件激怒了乡党委书记黄义德，他认为群众闹事是一件大事，群众利益不可侵占，乡长向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终乡上作出决定：调整乡与村的比例分成为3：7，群众占大头，矿区的事务从此由武装部长孙成分管主抓，只让向乡长负责电站的收尾工作。电站是一个国家没有一分钱投资，群众因补偿款未到位而阻挠工程进展不得不停工的烂摊子，根本就抓不起来。面对这种局面，向利有口难言，孤立无援，忍气吞声，从此消沉，借酒浇愁。在评议党员格次时被黄义德等人做了手脚，把向利定为基本不合格，区上说是乡上报的格次，乡上说我们报的是合格，是区上定的。双方推来搡去，向利被整得筋疲力尽。这样的格次相当于撤职，堂堂乡长还怎样工作的下去？最后，向利被抽去搞社教，社教结束调回县直部门，不明不白地离开了领导岗位，一个年轻的好苗子就这样夭折了！向利的失败告诉我们，一个领导干部的素质应当全面，只会抓经济不行，团结和谐是最重要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政治是险恶的，一个初出社会的大学生太嫩了，他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急功近利的安坤乡长。安坤从八里坪乡副书记调任冷水乡乡长，而此时，原乡党委书记黄义德已调区公所任副区长了。武装部长孙成由于分管矿区工作抓经济有功，破格提拔为乡党委书记。因为他是本地人，本乡本土，有深厚的势力范围。安坤新来乍到，人生地不熟，选举当然要依赖于乡党委书记孙成。孙成利用这个机会给安坤下了一个套子，让他在选举会上向全乡代表表态，在任期内一定要带领群众修通全乡18公里的通村公路。安坤为了争取选票，就照他的话在大会上拍了胸脯，赢得了满票。谁知，就是他这轻率的一表态，却断送了一生的前途。修通18公里通村公路何其难，既国家没有投资，群众也没有钱，他勉强向群众集资了6.5万元钱工程就草草上马了。这点钱连购一半爆破器材都不够，根本无法完成，但安坤是向代表拍了胸脯的，一天不修通公路，他的心里就压着一块重重的石头，无法向人民交代。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偷工减料的办法，沿着河床修出一条简易的公路，省工省料，也好给群众一个交代，以后有钱了再修好路。很快，简易公路修通了，安坤非常高兴，但正当他邀请县交通局验收的时候，一场大水把他的梦想冲得无影无踪。由于他的急功近利，使集资群众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本来自己认为引以为荣的政绩，最后却成了劳命伤财的铁证。孙成抓住时机，召开乡党委会议，责成乡长安坤在大会上作检讨，全乡通报批评不算，将材料上报区公所和县委、县政府及组织部。半个月后，安坤被组织通知上市党校去了，可怜的安坤乡长，在任期间，被孙成剥夺了分管财政的权力，只让他一门心思抓修路，最后落得鸡飞蛋打。孙成用心之险恶，可见一斑。
    一个扭曲的灵魂，矛盾心态的钟耀。在钟耀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两面性，他的本性是善良的，但搞起计划生育却是个“钟阎王”，他扇过手术对象的耳光，带领人拆过老百姓的房；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却干过弄虚作假的事，在选举中串通一伙人把自己推荐为乡长候选人，事情败露，给乡党委宋昌印书记下过跪，丢尽了人；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却庸俗地讥笑捉弄孙成，说他没文化，没有资格当书记。后来，孙成报复他。在他党校回来未正式上班期间，回家帮媳妇做了几天活，孙成抓住不放，以矿工上报区委，使钟耀受到处分。他为什么会干出这些事？说白了，他的根不硬！他是一个多年的半脱产，拼命地工作，甚至不择手段地贬低孙成，抬高自己，目的就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以解决身份，扔掉泥饭碗，端上铁饭碗。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历史把他推上了乡党委副书记的岗位，如愿以偿地端上了梦寐以求的铁饭碗。可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利用土地资源和劳力资源，一天天富起来，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而干部低微的工资却很难维系一家人的生活。这时的钟耀却又陷入了新的矛盾之中，他想辞职。他也回想过，自己从一个农民好不容易踏进公门，端上铁饭碗，丢了多少人，弯了多少腰，违了多少心，造了多少孽，吃过多少苦，走过多少坎坷路，如果一辞职，这一切都将付诸东流。然而，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公职，回家种烤烟，重新当起了农民，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地。钟耀的抉择，是人性的回归。在外人看来，他是一个只知搞政治而对种庄稼一窍不通的人，其实他更是一位细心的土专家。在他的心里，什么时候栽烟，什么时候打芽，一亩地需要多少地膜，多少化肥，他比谁都清楚，这也是钟耀的另一面。从钟耀的身上，我们读到了那个特殊年代一个青年干部思想轨迹的变迁。
    官场中的老手：老谋深算的孙成。为什么要说孙成老谋深算呢？孙成本来是个粗人，他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当兵复员后转业到乡政府武装干事，后来通过关系当上了武装部长。武装部长在当时的乡政府内其实是一个尴尬的角色，高不成低不就，立不起蹲不下的。在领导之间，轻不能轻，重不能重。但孙成能够较好地处理复杂的关系，还能处处得利，不吃亏。他就像一条小溪里的鱼，在石缝间过日子，钻来钻去。他又像是一个王八，见到恶人他把头缩到肚子里去，遇到好人却伸出头来咬你一口。但他的眼睛是亮的，咬谁不咬谁他非常清楚。他总是站在势力最强的一边，就像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把自己绑在美国身上一样，以此求得生存。不得不佩服孙成的高明，几任乡长在冷水乡翻了船，而他一个武装部长却能登上权力的顶峰，坐上乡党委的第一把交椅。我们知道，孙成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直在冷水乡没挪过窝，本乡本土，人缘也不错，工作还有一股泼辣劲，搞个运动，抓个阶段性的配合工作，他是一把好手，但把他放在一把手岗位上，谋划全局，怎样推陈出新、开拓创新地带领全乡人民走出一条富路，他那行武之人的头脑就显得平庸，很少有新思路新措施，只能干些穿新鞋走老路的事。按说把他放在党委书记的位子上是不合适的，但话说回来，一把手不一定要顶高的文化，就怕你不支持别人，不配合大家，不干好事。整天打击报复、瞎拐使坏算计人，我们的孙成恰好是这号人，他一肚子的坏水。他曾经串通乡人大代表把自己作为乡长的候选人提名，不过他转弯快，不像钟耀那么固执。在乡党委发现他的问题后，当组织与他谈话时，他很快就写了辞呈，免受难堪；在当武装部长期间，他设计串通群众到乡政府闹事，整倒了乡长向利；在他担任乡党委书记时，又下套子使乡长安坤深陷在修公路的泥潭里不能自拔，犯下急功近利的错误，最后一棒子将其打死；他报复乡党委副书记钟耀，以旷工为名给了钟耀的处分；他排挤副乡长田自智，正当田自智干出一点成绩，在乡长人选空缺而面临提拔时，他从中使拐把田自治弄去搞社教；他为了培养自己的亲信，把桂新友提拔为副乡长，让桂分管财政，架空乡长。唆使桂新友给区组织干部送礼，可谓不择手段。在撤区并乡的机构改革后，孙成从乡党委书记的位子上被调整为乡人大主席，他极为不满，不好好配合工作还是其次，还公开在班子内部搞分裂。在第一次村组干部会上，他故意不去主席台介绍情况，给新一届集体领导班子的难堪，并在后来的一次大会上指着乡长田自治说：“人大主席是监督乡长的，他这个乡长当的好了我让他当，当的不好了我就罢免他。”他不犯大的错误，也没有突出的政绩，自己干不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却嫉妒别人，把心思用在抓人小辫子上，以达到惟我独尊的目的。这就是孙成，他的言行不像是一个组织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孙成这样的人，在老百姓看来是一个“瞎”人，但在政治斗争中，这样的瞎人实在是太多了，在官场上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官场险恶，没有两把刷子怎么能混得下去，还不是像向利、安坤、王文学一样地败下阵来。孙成就像一个带剌的棍，剌伤了别人，保存了自己。
    鼠目寸光的小学教师尚居东。尚居东是个小人，也是一个可怜虫，有一副及其丑恶的嘴脸。他不过是一个没权没势的乡村小学的公办老师而已，但他忘乎所以。在田家坪小学只有三名教师，另两位一个是民办老师，一个是临时代理教师。尚居东在这样的情况下，自以为是，自封为“校长”，想行使校长“不可一世”的“权力”。他与代理教师田自治的矛盾起源于一次可笑的闹剧，田德山家杀猪，请他们三位“文化人”吃饭。田自治由于下课早，就走在了尚居东的的前面，尚居东认为田自治不知天高地厚，冒犯了他的“校长”或者是公办教师的尊严。走在半路上又生气转回去，弄得主东百般好话才把他这个“神”请到家。他坐在上席又挑剌寻筋，使一桌子人不愉快。时任田家坪村支书的田自弟借划拳、放谜之机对尚居东进行了一番羞辱，把他灌得酩酊大醉，总算是煞了一下他的威风。尚居东把陈帐全记在田自智身上，在日后的工作中，多次给田自智穿小鞋，使得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了两人的打架斗殴，使田自智被解雇，而他也被中心小学调到全乡最边远的一个村教书。可怜他一把老骨头，从家到学校要走几十公里的山路，并且单位校舍年久失修，学生也只有几个，成绩上不去，还有啥脸向组织提出调动的事，一个穷教师窝在荒山野外，能引起谁的同情呢？而此时的田自智已是冷水乡分管教育的副乡长，尚居东后悔自己目光短浅，痛恨自己有眼无珠。当他去找田自智时，感到没脸没面子，狠不得裂一条地缝钻进去。但要想调动，只有求田自智一条路。在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思想斗争后，终于厚着脸皮走进了田乡长的办公室。可怜他挎着挎包，里面藏着两条劣质烟，连藤椅也不敢坐，圪蹴在门背后的小板凳上，眼皮子也不敢抬一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田自智诉着苦。好在田自智没有记他的仇，在一阵子推让后，同情地收下了他的两条劣质烟，为他办理了调动的手续。山不转路转，尚居东当年是何等气魄之人，这时把人也丢尽了。人常说：“时势造英雄。”田自智既不是生于乱世，又非科班出身，谁能想到他能当上副乡长？不怪尚居东目光短浅，只怪他迷失了自我！
    贫病交加走上绝路的田学全。田学全家境贫寒，弟兄众多。他自小体弱多病，患上了半身麻木的病，可能是神经上的毛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到县医院一检查清楚。可他凭着跟田德瑞学医，有了一点医学知识，就固执地认为自己得了半身不遂，不可救药了。加上离县城近百里，又不通公路，来回一趟很不方便，更舍不得钱。于是他的病越拖越严重，导致半身冷半身热，走路有点不方便，直接影响做农活。他做活艰难，父亲又不同情体贴，经常打骂他，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他整日抱着《红楼梦》读得泪水长流，凄凄惨惨，最后，为他的好友田自智留下了一封长长的绝笔信，吊死在后山的松树上。他的身上揣着5 00多块钱，这些钱可以治好他的病，可他舍不得花去。最后在遗嘱中交代，此钱供弟妹们读书。可叹，这悲惨的命运，善良的心！田学全的死，表面上看是读书读的一知半解，自己吓死了自己。从更深的层次来讲，贫困，大山的封闭，公路不通，信息不畅，思想保守，经济紧张，才是害死他的真正原因。假如田学全能活到现在，就是比这再艰难一些的条件逼他去死，他也不会死的。
    小说中还有许多人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阿姨奉承到可笑地步的田德印，他硬说比自己矮一辈时任大队干部的田自弟是自己的前世弟兄，还要请家门宗族人到场见证，以便改口，最后被田忠良阻止了才作罢；阴险毒辣的王先臣，他借整党之机整掉了田自弟的支书；泼辣大胆的何爱花，他用内裤打跑了计划生育工作队长钟耀；一再超生到晚年无人养活的田自贵，他的晚境非常凄苦，与当今幸福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懂得一点甲子知识的田自文，他说正月初一立春，除夕日是“绝日”，不能贴对联；还有田德教与钟耀“拼命”那一折中对“天地君亲师”的解读，都非常有趣；特别可惜的是愚昧无知的何桂知，她以为结扎手术就是挨刀，吓得上吊而死。干部中有忠于职守，办事公道，为人正派的乡党委书记宋德印；还有在抗洪抢险中壮烈牺牲的辛国余等等。这些不同的人物，如同一颗颗铺路石，为故事的延伸起到了帮衬的作用。
在此，祝愿任登庚先生今后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我虔诚地期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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