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钟楼边

  高坊

  1958年初，我家搬到西大街40号居住。这里距西安钟楼直线距离仅有200米左右，是钟楼边的人家，而且一住就是三十余年，直到西大街改造，才搬迁到南郊去了。

  这是一座临街的三面二层楼，有10多间房，内有一个小院。西安解放初，房东仅以四千元就购得。据房东讲，抗战以前，这座楼曾是西安饭庄的所在地，后来西安饭庄搬到了东大街现址。随后，西安一家银行又在这里经营多年，外面的铁栏杆有一层楼高，大门装有铁闸门，是银行留下的痕迹。这在当时民居中是很少见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钟楼周边几乎没有高楼大厦，临街多是平房或二层小楼。西大街东段南侧我家东边，比较大的单位是骊宫浴池、我母亲王惠如作为西大街东段居委会主任兴办的街办工厂（后来搬迁到北郊成为大型集体企业）、照相馆等。我家西边是中药铺、德懋恭点心店、文化用品商店、直到竹笆市街口。西大街东段北侧，有同盛祥二层高的泡馍馆、市文化局一个下属单位和一些杂货店，直到鼓楼。

  1959年，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安市规划要在钟楼边四角建设四座大型建筑。先期动工的是东北角的邮电大楼和西南角的钟楼饭店，于是拆迁开始了，老字号的骊宫浴池拆除了，街办工厂、照相馆搬迁了。我家成为拟建中的钟楼广场最边沿的一院建筑。邮电大楼不到两年就竣工建成交付使用，钟楼饭店工地挖了大坑，由于1962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被迫下马，几年后才得以建成。建成后的邮电大楼、钟楼饭店及钟楼广场，以其典雅、大气、现代耸立在钟楼边，不仅为古老的钟楼增色添彩，更是西安市民的骄傲。我的两个孩子当时只有几岁，傍晚，我和母亲经常带他们到邮电大楼嬉戏玩耍、捉迷藏，给孩子们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

  西安钟楼作为市中心也是那个年代大型活动必经之地。五六十年代，每年五一、国庆都要举行盛大的全市庆祝活动，中心会场在新城广场，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分为文艺队伍、工人队伍、学生队伍和解放军队伍等，载歌载舞，锣鼓喧天，然后从北大街、绕钟楼一圈进行全市游行。我多次作为学生队伍中的一员参加游行并感受到强烈的节日气氛。

  接待重要外宾，钟楼也是必到之处。那时西安飞机场在西郊。外宾到西安后，由中国国家领导人陪同，坐敞蓬车接受西安市民夹道欢迎，必从西大街、钟楼经过。常常这样的活动要实行全市交通管制，东西南北大街及途经之路通行，其他大街小巷戒严。作为钟楼边西大街的临街住户，我们很荣幸经常都能见到一些重要人物，例如胡志明、金日成等国家领导来访，周恩来、陈毅陪同，他们的风采我都是在家门口看到的。

  1968年，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市里组织了第一批下乡知青欢送活动。一大队的大卡车装点着鲜花，插着彩旗，车上站满了知青，敲锣打鼓，从西大街、钟楼经过。我的两个弟弟，西安市二十中高六六级学生、市七中初六七级学生都在车上，大弟下乡到宝鸡颜家河，小弟下乡到白水县农村。从家门口路过时，小弟手上还抱着两只自己养的鸽子，微笑着向迎候的母亲和我打招呼，队伍一晃而过，我母亲心痛地掉下了眼泪。后来，那两只鸽子被小弟从白水农村放了回来，居然真找到了西大街我的家。

  1976年9月唐山大地震波及全国，西安到处也搭起了防震棚。我家住在钟楼边，无处搭防震棚。周边不少的市民自发地晚上卷着塑料布到钟楼下门洞里借宿，清晨又自觉卷起塑料布回家。每天傍晚，我和母亲、弟妹、儿子早早来到钟楼下占地方，大约住了几个月，天凉后才回到家里住。市政府爱民，在不影响市容的前提下，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因为在钟楼下住过，至今还觉得非常荣耀。

  我已年届七十，已是子孙满堂的老翁了。在西安南郊也住了几十年了。每次我带孙女、孙子来到钟楼，我都要给他们指出早已焕然一新的西大街家的位置，指出爷爷在家门口见过某某，在钟楼下住过，领你们的爸爸妈妈在这里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