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报界宗师高山景行

　　记录时代、守望社会，感同身受民生的冷暖、希望、激情与忧患。怀抱着家国情怀和新闻理想的媒体人，一直在体会着与时代、公众和国家“同命运，共悲欢”的职业情感，从昨天到今天，从今天再到明天……

　　张季鸾灵骨回迁，是乡人之幸，也是媒体人之幸，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景俊海批示：希望榆林把“报界宗师”的精神挖掘好、发扬好。如今，我们可以近距离仰望一个高度，见贤思齐。又一个记者节到了，追思过往，整装待发，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践行者，新时代的新媒体人一直在路上……

　　有什么东西能像风，无形而有力?只有岁月。撕不了几页日历，这一年便又要翻过，风吹日月又一年。有什么东西虽经历了岁月，依旧如昨?只有精神。百年长风吹过日月，身形已灭风骨犹存，薪火相传世世留存。

　　泱泱大漠，陕西之北，报界宗师张季鸾先生的陵墓千亩松林环绕、万分静谧安详，大师早已远去，但岁月刻下他留给后世的风骨、风度、风格……他一抹悠长淡远的背影里，刻着民族薪火相传的基因，学养兼备，淡泊名利，取之有道，恪守底线，患难中不忘国恩，隐微处无愧青天，一代宗师之风，后人高山景行。

　　一、百年第一国士

　　张季鸾从事报业30年，个人一直以国士自诩。国士，即国家的士兵，承担保家卫国的职责，与国家唇齿相依、存亡与共。

　　在担任孙中山秘书期间，他发出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为民主革命大造舆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张季鸾以新闻为武器，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3年，张季鸾在报上仗义执言，揭发“宋教仁暗杀案”的真相，痛斥袁世凯暴行。4月26日，袁世凯同英法俄德日五国银行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规定中国的盐税今后由外国人控制，张季鸾采访到这个卖国合同的内容后，立即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袁世凯对此痛恨入骨，逮捕了张季鸾，张季鸾坐了3个月牢才被营救出狱。1918年，张季鸾又因揭发段祺瑞内阁非法签订《满蒙五路中日借款合同》的新闻被抓，两度身陷囹圄，但张季鸾从未动摇。于右任回忆这段过往曾说：“危哉季子当年!泪洒桃源，不避艰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心肝。”勾勒出他持正不阿、不为权奸威胁所动的大无畏精神。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正式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张季鸾主编的《大公报》发表了许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鼓舞人心的好文章，提高了全国人民抗日的积极性。其中蜚声一时的社评《最低调的和战论》指明：只要大家“不分党派，同心奋斗”，“中国就永不亡，民族精神也永不至衰落”，力言和局之不可保，只有继续抗战这一条路。文章颇具感染力和说服力，使“空气澄清，群疑一扫”。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犯我国后，张季鸾写了大量社评，控诉日本罪行，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即便是身患疾病，他都一直在战斗。著名记者王芸生和张季鸾同事十二年，如师友一般。他回忆，1941年8月18日，正是敌机轰炸之时，他去看望病重的张季鸾，谈到敌机的轰炸，季鸾先生说：“芸生，你尽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一个说法去打击别人!”“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张季鸾忽地拥被坐起，很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的十天晴明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敌机尽管卖大力气，也只能威胁我们的少数城市，并不能奈何我广大的农村。况且我少数城市所受的物质损害，较之广大农村的割稻收获，数字悬殊，何啻霄壤?让你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此时距离张季鸾逝世仅3个星期，《我们在割稻子》成为抗战精神的象征，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毅精神，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苟的气节，《我们在割稻子》成为张季鸾的人生绝唱。

　　张季鸾逝世后，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都对他作出极高的评价，毛泽东称他“团结抗战，功在国家”，蒋介石称他“一代论宗，精诚爱国”，中华民国史上第一次为一报人举行国葬之礼。

　　二、报人天职 曰忠曰勇

　　从事新闻工作，经常会扪心自问，在经济社会发展浪潮中，媒体人应当做什么?媒体应当有如何的担当?

　　时下，媒体过度娱乐化，情感类节目把感情的神圣美好丢得一干二净，只剩赤裸的欲望交易;电视剧狗血剧情不断，但屡获高收视率;无所不知的网络里，用恶俗新闻来吸引公众眼球的做法风靡，具有美好享受和精神营养的新闻少之又少，媒体是推波助澜当道德滑坡的帮凶，还是坚守阵地做高雅文化的卫士，结论不言而喻，但现状不容乐观。

　　这些思考冲击着具有良知的媒体人的心灵，而早在几十年前，张季鸾已经有了答案，他在遗嘱中这样写：“余平生以办报为唯一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张季鸾常言：报人之天职，曰忠，曰勇。忠即忠于主张，勇则勇于发表。

　　张季鸾是中国新闻界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倡导者，力图使《大公报》成为一份反映中国自由舆论的喉舌。他在《大公报》创刊号社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无论是斥军阀虐政，促国运统一，还是指摘内讧，鞭挞时政，亦曾数忤政府，张季鸾的主张屹然不变，始终保持着民间报人的独立立场，尤其令蒋介石不安的是他对中共的同情态度。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的神圣名义大开杀戒，无数进步青年倒在血泊中。4月29日，并未信仰共产主义的张季鸾发表《党祸》，字里行间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痛惜：“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于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

　　1930年至1931年，当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对苏区频频发动围剿之际，大公报却刊出“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吃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钱”的消息。1934年，大公报子报《国闻周报》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了《赤区土地问题》，肯定苏区的某些制度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1935年，大公报特派记者范长江报道了长征后九死一生到达陕北的红军，这些文章轰动全国，扩大了人们对共产党及红军的了解和认识。1937年，范长江在津沪版大公报发表《动荡中国之西北大局》，报道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与蒋介石在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口径大相径庭，蒋介石大怒，斥责张季鸾，但他仍然坚持让大公报刊发范长江的通讯。

　　历史学者、当代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傅国涌曾说，大公报担当起了一个媒体能够担当的责任，它已经超出了一个媒体的功能，它不光是一个媒体，而且它的影响面不仅是政治的，同时也在经济上、文化上、各个层面影响中国。包括它的文学副刊，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非常大，通过大公报走出来的作家、诗人很多，包括剧作家，都是通过这个报纸作为载体。它所奠定的文人论政的传统，今天只能去仰望，在很多新闻从业者心目中，它永远高山仰止，是一个可以不断去找到资源的地方，一个精神的宝库。

　　张季鸾一贯认为，报纸如果只是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从《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笔政，30年间，张季鸾写的评论不下3000篇。“文人论政”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百年中国报业的特点，他主持《大公报》笔政，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的报业传统推向了顶峰，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迄今为止，后世的人们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境界。

　　张季鸾“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他的政论，不偏不倚，无欲而刚，独立不羁，不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如沐清风，如饮浓茶，娓娓道来，入木三分。李侠文在《季鸾先生的精神》一文中说，先生谈社评写作，第一要不偏，第二要不滥，不偏则意旨平正，不滥则文字清新。至交陈布雷谈先生之文：“眼光四射，论旨周匝，从不作谩骂之文，亦无敷衍之作。”

　　1941年，《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主办方明确表示：“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自创刊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最可贵的是，且能不顾敌机不断轰炸，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张季鸾知人善任，延揽了许多青年才俊为大公报写稿，范长江在新中国成立后能够出任新华社社长，与他曾任大公报记者的履历密不可分，王芸生、徐铸成等人都是张季鸾培养出来的新闻大家，张季鸾作为一代宗师，对后来者影响至为深远。于右任称其：“先生积三十年之奋斗，对国家有大贡献，对时代有大影响，其言论地位，在国家、在世界并皆崇高。”

　　三、不求名利而名满天下

　　张季鸾一生做过两次官，一次是做孙中山秘书，一次是任陇海路会办，在这个肥得流油的位置上，他只干了不到一个月便挂冠而去，“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张季鸾一生有许多发财的机会，但一生清贫。他的侄子高集回忆，1935年张季鸾回乡省亲，蒋介石派人送一万元作路费，他拒绝接受;1941年，张季鸾病重时，蒋介石又赠一万元，他还是不要。撒手人寰时，他的口袋里只有十元法币;妻子陈孝侠说，张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孤儿寡母的生活，全靠大公报同仁和亲朋照顾。

　　张季鸾从未把办报视为向上攀援的政治阶梯和盈利机关。他经常以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勉励报社同仁，“新闻记者不为威胁易，不为利诱亦易，惟不为名惑最难。”在他接办《大公报》后，社论采取不署名制成为定制，原因就在于不署名制，于立言便利，且代表全社，也寓意个人不求名之意。

　　时下，很多行业的人显得浮躁，有的人脚步还没有走稳就想大步跑，恨不得一夜暴富、一举成名。有的文学创作者刚作出一点成绩、有一定社会影响，马上就想着商业化运作，急不可耐地把名气兑现为经济效益，对此，社会是不认可的。当年，柳青为写作《创业史》，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定居皇甫村长达十多年。同样，张季鸾不求名，不为名所迷惑，不仅不愿出风头，而且还做好了与流俗作战准备失败的准备，他曾以“不望成功，准备失败”八个字作为办报的秘诀，不受政府或当地官厅的威胁，不怕社会风气冲突，宁可牺牲报纸，也要敢于主张言论。最终，张季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长达15年，除接办天津《大公报》外，还发行了《大公报》上海版、汉口版、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从最初发行量不足2000份发展到9.7万多份，使《大公报》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他的勇气和魄力不是那些急躁人士所能了解的。

　　报人生活十分辛苦，但张季鸾却乐此不疲，他主持《大公报》之所以获得成功，这是由“其最高兴趣和最低享受造成”。张季鸾工作相当繁重，总是亲自处理重要新闻、主要标题，对于版面安排，都要斟酌推敲，反复思考。他每夜工作到翌日凌晨两三点钟，遇有重大问题，甚至熬到天亮日出。他“治业废寝忘食，故年甫五十，即发白体羸”。张季鸾一生俭朴，毕生穿的是用粗布缝制的中式长袍。友人曾说：“季鸾先生，容易满足”，从未见他因物质享受而稍有怨言。

　　1934年春，张季鸾初患肺病，医生嘱咐他长期休养，他不忍放下工作，仍以弱体支持笔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知道上海必将失陷，决定增出汉口版《大公报》，以树立战时言论之中枢。“八三一事变”后四日，仅率两位同仁，冒险离沪，“舟车毛驴，病不辍行，兼程抵汉”，终于创刊汉口版《大公报》，独立主持笔政。1938年冬，张季鸾赴重庆后，病情时发时愈，但仍然往返于渝港之间，指导两版言论，毫无休养之暇。1939年夏天，张季鸾肺病加剧，遂往南郊汪山静养，而仍念念不忘国事，“病愈入城工作，病发回山疗养”，如此恶性循环，严重损耗身体。1941年，张季鸾因长期患病，操劳过度，在重庆病逝，时年54岁。

　　四、文化精神永不灭

　　著名人文学者钱理群先生在北大演讲时讲道：“知识分子、学者，对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承担，在两个时刻显得特别重要：一个是外敌侵入，民族到了危难的时刻;一个是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道德失范的时候某种意义上更是民族危难的时候!”

　　张季鸾先生经历的正是第一种时刻，而时下，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更加突出，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强烈，吾辈如何不随波逐流，不放纵自我?如何拨开表象的重重迷雾，分清楚主流和支流?如何坚守阵地，做高雅文化的卫士?笔者认为，学习、传承和弘扬张季鸾精神尤为重要。

　　面对国内发展处于关键期、国际局势动荡的局面，我们要学习张季鸾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常怀一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赤子之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分愁，少抱怨多奉献，少享乐多创造。

　　面对行业道德缺失，我们要学习张季鸾“把职业当做一生最大的乐趣”这一可贵的职业精神，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树立职业理想，勤勉工作，笃行不倦。

　　面对金钱欲、权力欲、物质欲，我们要学习张季鸾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高贵品质，“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摒弃浮躁的心理，静下心来，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陶冶性情，培养高尚的节操。

　　作为媒体人，更要领会和传承张季鸾的精神。传播是我们的天职，要用事实说话，用典型推动，用真情打动人心，在全社会激发和凝聚正能量;面对不良现象要敢于发声、敢于亮剑，做到激浊扬清、扶正祛邪、扬善惩恶;我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要坚持担道义、守良心、当示范、作榜样，始终坚持新闻党性原则，大力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始终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自觉抵制虚假报道;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讲导向、讲品位、讲格调，做到敢于担当、勇于负责;始终秉承人民至上的理念，大力弘扬“走转改”精神，忠诚地记录时代、服务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添砖加瓦。

　　今夏，先生陵墓回迁故土榆林，安葬于东沙生态公园。先生离世已有73年，但人们至今没有忘记他，就是因为他的人生、他的作品、他的精神。

　　榆林是一片神奇的地方，在这片黄土地上，我们拥有张季鸾这般的一代宗师，拥有路遥、柳青这样“文学陕军”的领头人，他们影响着一代代国人，立于他们的墓前，我似乎仍能看到他们笔耕不辍的身影，感受到他们内心涌动的思潮和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