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自称学阀

　　学阀(scholar-tyrant)是指凭借势力把持教育界或学术界的人。据说，这个词的发现源于毛泽东。毛泽东少年时在旧私塾里读书，无意中从一本东汉语言学家的著作里发现了这个词，由于毛泽东当时很讨厌旧私塾的教育，所以就用这个词条来抨击那些老先生，称他们是收钱卖知识。后来批判胡适时，毛泽东也称胡适是“学阀作风”。

　　胡适有时候的确很自负。1919年，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上卷，该书为此后写中国哲学史的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虽然这本书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和非难，但胡适自己却异常自信，他在给彭学沛(字浩徐)的一封信中说道：“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的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胡适说这番话的口气确实有“老子天下第一”的“学阀”气概。

　　事实上，胡适从不掩饰自己要做“学阀”的野心。早在1921年，胡适就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对学生发表演说：“人家骂我们是学阀，其实‘学阀’有何妨。不要因为人家称我们为学阀便不高兴，否则倒真是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了。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学阀之中还要有一个最高的学阀。”——“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这话堪称是掷地有声。这席话别说是在反对“学术霸权”的今天，就是在当年也一样是振聋发聩、令人震惊。学阀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呢?1928年，顾颉刚因为在广州事务缠身，无法进行学术研究，就给胡适写信说：“照现在的这样做下去，不到五年，我是一个落伍者了，我完了，我除了做学阀之外再没有别的路了!”也就是说，学阀就是在学术界掌权但不搞学术的那些人。但是，胡适对此并不忌讳。他不但不避“学阀”之名，而且还以此自居，甚至声言自己要“努力做学阀”。正是因此，在胡适周围才形成了一个以傅斯年、丁文江、顾颉刚、罗尔纲等人为核心的一个“圈子”，俨然形成一个学派。

　　但是，与那些传统的“学阀”不同，胡适是一个有骨气、有操守的“迷人的学阀”。192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发布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胡适立即在《新月》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尖锐地批评国民党“人治”之下“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剩余”。此文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蔡元培致信胡适说：“振聋发聩，不胜佩服。”就连一向谨言慎行的张元济也承认“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接着，胡适又连续发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在这些文章中，胡适不仅肆无忌惮地对国民党奉为神圣的《建国大纲》进行了批判，而且对被国民党神化了的孙中山学说也进行了批评，甚至直言国民党“反动”。胡适的这一系列言论令国民党当局极为恼怒。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再决议请中央拿办、严惩胡适，指控他为“学阀”、“反革命”，“污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这些议案通过报纸、广播传遍全国，一时间胡适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热点人物，其社会影响甚至超过了“五四”时期。面对国民党指责他是“学阀”，胡适说：“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1934年的一天早上，北京大学的学生因不满学校收取讲义费，蜂拥着要找学校评理。学生们到达沙滩红楼时正好看见胡适从汽车中下来(当时北大只有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和校医郑河先——德国医学博士，有自备的小轿车)，带着公事包往院里走，几个守门的学生拦着胡适不让他通过。胡适一冲而入，学生们也跟了进去，举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反对交纳学费”、“打倒学阀”等。这时有人举手大喊：“打倒胡适!”胡适大声说：“不怕!”继续向楼里他的院长办公室走去。学生又喊：“打倒学阀胡适!”胡适再回声道：“你们不配!”怒冲冲地进了办公室。

　　从众易，逆流难。如今，已经很难有人再像胡适那样公开声称自己是“学阀”，且为之战斗了。这与其说是勇气的不足，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