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清骨峻 忧国悯民

　　刘壮民同志阖然长逝离开我们恰值一个年头。岁月虽然带走了失去良师益友的无限悲痛，但却把无尽的思念深深地留在我们的心底。他的鹤发松姿和高风峻节，一幕幕鲜活往事的情景，久久地萦回和激荡在我的记忆中。

　　榆林地区神府煤田的开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二十世纪末中国人干的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是近现代史上国家煤炭能源基地建设实现战略转移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榆林乃至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一件惠民利国的大事。神府煤田开发加上油气田开发，带动了榆林地区榆神、榆横煤田的开发和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基本上改变了榆林有史以来的贫穷和落后面貌，给360多万人民带来了福祉。在这个宏大历久的项目建设中，倾注了一大批地县乡村四级干部的心血，特别是地市党政主要领导同志，刘壮民同志就是其中一位。

　　我与刘壮民同志直接的工作接触也是从1980年煤田开发最初开始的。当时我在神木政府办公室和县委工作，他接任李焕政同志行署专员兼陕西省神府煤田开发经营公司经理后，我正在该公司做办公室主任工作，我也由服务李焕政到服务他。煤田开发初期的近十五年里，是省地县三级政府在矿区一张白纸上画画，工作千头万绪，队伍千军万马，所涉及的井田规划、征地拆迁、道路交通、通讯电力、水源勘供等基础实施摆布及部分投资安排;全国各大矿务局调遣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家属子女的落户安置和工作安排;国内中省领导视察调研和国际方面的客商访问接待等工作任务，都主要靠地方党政机关承担。省地县与华能精煤公司及中省有关部委的衔接和协调工作会议频繁地举行，神府煤田的开发，变成了地委行署工作的重中之重，直到1996年神府东胜两公司合并，神府煤田开发已经初具规模后，地方才撤出，交由神华集团直管。之后，地方上的工作只是配合神华公司而已。

　　1988年秋，刘壮民上任专员后，以双重领导身份在神府煤田矿区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现场办公会议，并在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在神府矿区加快地方煤矿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十分谦恭和恳切的语气向与会的中省部门负责同志提出请求支持的具体意见。他在讲到煤田开发八年时，突然以激昂和带有伤感的口吻说：“现在国家大矿井巷掘进的工程煤已经卖上了，并获得了高额利润，而地方煤矿的生产规模却基本没有什么扩大，榆林全区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500多万元，连干部工资也发不了，党政机关连简单的行政办公费用也难以为继，老百姓还是过着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的贫困生活。面对这些，我们真是心焦得很!我们必须放手大力发展地县自己的煤炭企业，必须立足于靠自己。难道能等国家煤田开发后来救济我们?”他的讲话道出了一个贫困地区行政官员的沉重压力和悲悯之情，其真其诚其情感动了与会的所有人，也拨动了我的心弦，使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个《若干意见》的出台，对地县煤矿和一批煤炭运销企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神府煤田开发从1980年胡耀邦总书记视察榆林提出要“地上建设绿色宝库，地下开发黑色宝库”的战略方针到1986年赵紫阳总理来榆视察确定的“实行股份制，国家、地方、集体、个人一齐上”的矿建方针，直到这些决策的贯彻和项目落地，其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智盛是一个传递联络地方和国家领导人层面上的重要人物;而另一个能贯通上下左右、掌控国务院有关部委协调工作的人，就是时任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同志。他于1983年、1984年先后两次受命亲临榆林神木，到访煤田矿区，实地躬身考察煤田开发中的生产运输销售等多个环节的可行性，最终使中央国务院坚定了优先开发神府煤田继而开发东胜煤田的决心。当时榆林的所有干部群众都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急切等待的煎熬。宋平连续两次来榆是确定基调的，每次都是派刘壮民代表地区组织县乡陪同考察调研的。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宋平每次到访，刘壮民总是先带随从小分队前往矿区踩点，从矿点到矿点，从道路交通到供电通讯，从吃住行车辆安排到地县选人定人陪同，他都要一件一件事无巨细地悉心安排，唯恐疏漏，直到一切都妥贴了，他才去吃饭睡觉。刘壮民对宋平接待工作的精细用功，我起初困惑不解，有时甚至抱怨其太罗嗦，直到第二次陪同接待的安排会上，他的一句话才使我真正明白了一位政府官员的良苦用心。在行署办和神府公司汇报完接待安排方案后，刘壮民以极其沉重和严肃的神情说：“宋平的考察是代表中央国务院的，事关重大，他的态度是决定煤田开发项目上马还是不上马的重要因素!大家绝对不敢掉以轻心、马虎了事。”两次接待工作，中省领导十分满意。国家计委一位司长激动地对我说：“榆林人太热情太迫切了，我们不能不抓紧规划。”

　　1988年底，我的工作由省神府公司调回地区。凤扬书记找我谈话时说：“考虑到神府煤开发较快，且煤田总体规划中从井田到运量均有地区的13.1%的比例，我们必须尽快着手筹建自己的煤炭运销机构和队伍，考虑到你在华能工作过，对煤炭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决定由你担任地区煤炭公司经理，并尽快去组建公司。”刘壮民专员在交代具体工作时，却说得极其简单：“给你公司拨出3万吨国家运销计划，其他问题自己解决。”我说：“白手起家，一无所有，办公经费谁给?”他说：“自己想办法。”一句话，激怒了我，我反问道：“那么大一个行署组建公司，连两三千元启动经费也不给?”“不给，干部连工资也发不了，哪来的启动经费给你。”他说。话中看出毫无余地。我愤愤不平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我们公司20几个同志齐心协力，终于筹到了200万元运销周转资金，然后又打通从山西地铁到北同蒲的铁路和大秦线到秦皇岛直至上海港的海运通道，于是开始了艰难的煤炭运销。当年实现毛利525万元，纯利润325万元，为地区财税作出了贡献。直到以后每回想起这件事，我都深深地为刘壮民同志“不偏私情，顾全大局”的精神所感动。

　　1995年，刘壮民同志担任地区人大工委主任时，接受了行署的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托付。山西省经贸委和煤炭集团公司决定对凡属过境山西的煤炭运输量，均按省内规定37.5元/吨的能源基金征收。仅1994年，榆林地区通过府保黄河大桥的汽运煤炭，就被山西通知征缴8900多万元。可是，1994年榆林地区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1.47亿元，这个消息传来，煤炭系统震惊了，地委行署震惊了。在多次与山西交谈无果的情况下，于当年10月由马铁山专员主持召开的行署专员办公会上决定组成以刘壮民为团长、我为副团长，并有神府两县县长和有关部门参加的庞大代表团，赴晋谈判，以疏通渠道，减免收费。太原驻留9天时间，刘壮民寝食不安，十分着急，亲自带我们去找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其中有山西省委副书记刘泽民同志，当年刘作为山西兴县县委书记和吕梁专员时，正与刘壮民任佳县县委书记和榆林行署专员相对应，虽两省有黄河天险之隔，但两人过从甚密。为找到刘泽民，他带我深夜去省委家属院在小车上等候刘晚上11点多回来，拦车在大门口汇报问题。在刘泽民同志的协调下，终于达成榆林煤炭过晋3.5元/吨的低收费的一致意见，并让我方草拟了一个《会议纪要》，第二天组织晋陕有关部门座谈修改后执行。这个大难题最终解决后，刘壮民愁眉不展的脸上才露出一丝轻松的笑容。太原并州饭店是一个条件较差的饭店，他每天中午、下午都是一碗刀削面或莜面、一壶老陈醋、一盘青菜，不要肉、不动酒。他一生最喜爱的是看晋剧听山西梆子，这之前有的同志建议工作组安排买票看一次山西晋剧院的戏剧，被他断然拒绝了。他略带生气地说：“我们究竟是来做什么的?事情办不了，还看的什么戏?”这件事，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一位老同志的敬业精神和廉洁作风至今不能忘怀。

　　应该说，刘壮民同志从1982年佳县回榆林工作的三十多年里，其工作一直是与神府煤田开发相伴而行的。在他六十年的从政生涯里，仅就对神府煤田开发工作的突出贡献，我们也不应当忘记这位穿梭矿区风雨无阻，为开发煤田呕心沥血的老同志。

　　1996年，刘壮民同志离休后，一种冲融宽快、轻松逸然的精神溢于言表，心态愈加平常，不料却依了地委书记高仰秀同志的意见，担任了市老促会会长。他愉快地接受这个担当后，以一颗豁达而不失热诚的心，凭借知人论世、轻车熟路和一种对老区人民的深挚感情，设身处地地思考着时世的变化和老区人民的生活疾苦，兴奋地说：“虽然退下来了，但也完全可以为老区人民办两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于是带领一班离退休老同志深入农村基层，调查研究，扶贫帮困，一直坚持了十几年，截至2013年，市县两级老促会筹集并用于扶持老区乡村生产生活的项目资金高达2亿多元。市县老促会完成了65篇针对农村工作热点难点的调查研究报告，所提意见和建议大多被市县两级党政领导同志批转和采纳。扶贫项目资金集中解决了一大批村庄的路水电问题、贫困群众的种养加项目用钱和特困家庭资费。市老促会实实在在的工作，赢得了广大老区干部群众的高度肯定和称颂。刘壮民同志曾先后两次荣获中组部和省委组织部授予的“全国离休干部优秀个人”和“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的褒奖。

　　刘壮民同志出生在一个革命老区的农民家庭，早年丧父，母亲守寡抚孤，持贞守节拉扯兄妹四个长大成家。普通农民的淳真天性和刚毅坚韧的个性在他身上得以传承和发扬。他平生最引人为敬的过人之处是正直宽厚，为官清正廉洁，为人严己宽人。宽厚待人，使得干部群众愿意对他讲真话实话，愿意同他交流。他对任何人都恪守实事求是，不讲假话、空话，不忽悠，留给人们一颗真诚的心。他曾与我闲谈中说过的两句话至今让我熟记于心：“做人要端正，不要有邪心，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最能识别人心的时候。”“做国家干部总得为群众做点实事。”这些话既是自己几十年工作的感悟，同时也蕴含着对我们后来人的殷殷厚望，也正好验证了韩愈“事业功德，老而愈明”的话。刘壮民虽然离休已经近二十年，但他工作过的神木、佳县以及市直单位和各县区的许多中老同志，包括农民、村支书都频频进出其门庭，他视造访者如亲人，一攀谈就是大半天，有路远返不及者，他必留其吃饭、住宿，并让厨房添饭添菜，其家属亦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正是这种与农民与干部的深厚友情和血肉联系，使他几十年从政生涯里深谙基层群众干部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他的讲话，他所提出的工作对策和措施，没有一件是脱离群众和实际的。正是他的古道热肠、急公好义，博得了干部群众的长久信赖和尊重。他不仅自己勤政廉洁身体力行，而且严格要求家属子女。七十年代我区连续大旱，农村生产生活极其困苦。他在佳县县委书记任上，子女多，家庭生活很困难，入不敷出，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们，他让老伴去佳县招待所洗菜、刷碗、洗筷，以微薄收入补充家资费用。这事至今在该县口口相传，成为佳话。熟悉刘壮民的人都知道，他的生活极其简朴，一身中山服(近些年才穿西服)、一双布鞋、一个普通农民的衣着;饭食始终是神木南乡的粗茶淡饭，不喝酒，极少吃肉，黑豆钱钱饭、豆面抿节或纳卜子，一盘青菜，是他餐桌上的至爱。不收礼，极少吃请，为人办事不图回报，更不做权钱交易。我从1990年至1995年，五年间以省人大代表的身份与他参加省上一年一度的人代会，住在西安人民大厦，会议期间及前后，从未见他在会外吃过一次请。他一生反对奢华、低调做人，赢得了一世清名。

　　刘壮民同志从2011年秋季得病后，我几乎隔三差五到他家里去看望。2012年秋，病重进京住院治疗期间，我曾两次去看望。当年腊月，我与乔万荣、崔咏凯代表市老促会前去北京医院探望。时近年关，我很忙，本想住两天就返回，可第二天，他却要我留下来陪他几天，说话中气喘得十分厉害，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我瞬间想到五月初，他在家中地上曾经边踱步边哀叹地叫着我的名字说过的一句话：“我看我是已经走到末路上了。”我连忙陪着笑脸说：“只要你老人家愿意要我陪你，我就陪你，一起过年不回家也行。”于是我陪了他八天。我专门登记了一个离他很近的小旅馆，每天早上八点钟去他住的酒店房间拉话，中午、下午一起吃饭，晚上十点前回我住所。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十分健谈、爱与人拉话的人，他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和我拉话，谈天说地，无所不及，大多是国家时政、党史战史、人文轶事，当然也有家庭生活等等。陪他的八天中，我意外的收获是，彻底搞清了晋绥边区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也是市老促会研究晋绥边区历史必须说清楚的一个问题：原来抗战爆发后，山西晋绥边区政府在河西兴县无法立足，于是1940年西渡黄河移到神木沙峁、贺家川一带办公，使神府佳榆一大片地区成为晋绥边区抗战根据地的总后方和指挥部，直到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才将这块晋绥边区根据地重新划归陕甘宁边区。这段谈话，整整持续了一个下午。结束时，他断断续续地说：“从1930年起到1945年，十几年里，榆林老区为革命死的人真是不计其数!”我当时也联想起我四叔32岁时任葭芦县委宣传部长时被国民党追捕惨遭杀害的家史，也忍不住哽咽着，半晌无言以对。

　　此次临行前，他还仔细地和我交换了市老促会换届工作安排的事宜。

　　第二次进京时老人家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2013年六月中旬以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我几乎每天都电话联系北京，当得知他为时不多的消息后，我和张自明、乔万荣带了陈秀山主任医师赴京。此次进京主要任务是劝其回榆林，希望他回榆林治疗，万一病故，以便安排后事。可北京病床前，凭我们轮番怎么劝说，他都没答应。谁知道他早就将后事做了详尽安排。原来是要回生他养他的老家菜园沟去告别人世。他向其弟交代：“我的后事，一切从简，不能铺张，不要惊动市县领导，不要回榆林去惊扰众人，就回咱老家去，让子女和村院里的老小们把我安顿了。”2013年8月17日清晨刘壮民同志在菜园沟山脚下一个旧式窑洞院子的老宅里，安静地走了。

　　刘壮民同志出殡前的八天里，前去吊唁祭奠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先后大约有千余人。大家怀着同样沉痛的心情为这位老人祈祷和送行。人常说，“政声人去后”“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刘壮民同志是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卓有时誉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从北京返回后的第三天中午，突然得悉他病逝的噩耗，我当即含着眼泪为他撰写了一副挽联，以寄托哀思：

　　鹤龄逾八秩海风山骨 刚柔兼济 以宽厚孚众望 扶正劫邪 睿智溢彩堪谓后昆师表

　　清正持一身义胆忠肝 家国同怀 将心血洒桑梓 恤贫解困 令德流光何殊菩萨心肠

　　刘壮民同志去了，但其道德情操、人格魅力会永远激励着我们。时空茫茫人神隔，苍天何故陨善星?愿刘壮民同志的灵魂在黄河之滨的大山之下悠然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