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文化的前提是要有一种辩证的科学态度。我们不能说中华文化是一块没有瑕斑的美玉，也不能说中华文化蕴含的价值观没有任何需要否定的东西。比如先秦的思想家杨朱的思想就值得商榷。

　　那么，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我以为最具概括性的表述当推宋人张载的“民胞物与”。意思是说，但凡人类都是天地所生的同胞，世间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分类来看，在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中华文化一方面强调人“最为天下贵”，承认人对自然的开发权、利用权，一方面又强调要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用《易经》的话说，就是“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在把握人与人的关系时，中华文化主张推己及人，将关爱他人视为内在于人的主动要求，而不是被动接受的“道德律令”。例如，儒家讲“仁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家讲“兼爱”，“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在把握全社会的关系时，中华文化主张“天下为公”。在把握国与国的关系时，中华文化主张“协和万邦”，“视人之国若视其国”。

　　在抽象的意义上，上述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因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进程中，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便像血液一样渗入我们的制度、精神和行为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科学社会主义才得以在中国大地上枝繁叶茂。

　　众所周知，2008年中国汶川的抗震救灾创造了世界救灾史上的奇迹。当年5月1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中国在救灾中表现出来的“有效的政府能力”给予高度评价。政府高度的动员力和组织力，当然是抗震救灾胜利的根本行政保证，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另一种力量，那就是来自民间的巨大得足以扭转乾坤的力量。灾害一发生，就有四面八方的众多普通百姓自发地聚集汶川，义无反顾地投入救灾。当时，我从电视节目中看到这样一个镜头：记者在飞机上采访一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农民。问：“你来抗震救灾，是否有组织?”答：“没有。”问：“是自费还是公费?”答：“自费。”在他看来，汶川与唐山虽远隔千里，但是那里受灾的人们都是他的至亲，他应当去帮助他们。很明显，这是“民胞”观念、“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开出的灿烂花朵。

　　早在1954年，中国政府就正式提出并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政府又提出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所有这些，正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中国“协和万邦”的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外交理念。65年来，中国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65年来，中国一向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一向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正义斗争;65年来，中国在对外援助中从未附加过任何捞取好处的条件。更让世界人民称赞的是中国人民的那种以德报怨的博大胸怀。1972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款的要求。”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被英国历史学家阿·汤因比称为“融合与协调的智慧”。早在上世纪70年代，面对人类的生存危机，阿·汤因比就指出，中国人的这种智慧最适于人类未来的发展。“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具有“融合与协调的智慧”，所以中国永远不称霸，当然更不会统一世界。中国只希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中国与各兄弟国家的关系协调好，通过自己的榜样力量，促使人类社会和谐起来、美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