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改变命运

　　我家住在黄土高原上的佳县大佛寺长塄村，四面环山，一条小河绕村流过。祖祖辈辈耕种在沟坝，劳动在坡峁，一年四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朴朴实实地为生活而艰苦着、奋斗着。村里中湾，有一排面朝东南的窑洞，大院里安放着石碾、石磨。窑洞的大门立柱前面刻着对联：数百年旧家积德，第一件好事读书。门楣：光前裕后。

　　新中国成立后，是党确定了新的教育方向，学校必须为工农开放。全国开展识字教育、减少文盲的运动，解放区的人民积极响应。当年的村长借用了个人的窑洞，院外长着几棵高大的榆树。请来一位老先生，办起村里从未有过的小学。那时我正是六七岁的儿童。

　　吃过早饭，母亲给我洗了脸、穿好衣服，跟上父亲去上学。一路上嘱托：听先生的话，好好读书。走到学校里，父亲把自带的书桌摆在土炕上，自制的写字土盘盘放在桌面。我也坐在自己的书桌边。不知什么时候，先生在靠墙的黑板上用白粉笔写下几个字：“大羊大，小羊小”，并用木棍指着引读。我们就大声地念字，生怕先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随后，我一边看着黑板上的笔画，一边在土盘盘上歪歪扭扭地写着。

　　六年过去，小学毕业，我参加了县上举办的升学考试。暑假里，邮递员送来录取通知书，全家人为出了个“中学生”喜笑颜开、奔走相告，特地请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喝喜酒、吃喜糕。

　　考进的中学，正是1958年大跃进时建立的。学校坐落在偏僻的山沟里，背靠黄土大山，面对百十米的石崖。学校仅有三层窑洞、六间教室、十几个教职工。那时党提出的口号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全体师生必须参加建校劳动，用土车、平车推出小的体育场，平整坡地建菜园。这对于农家子弟来说，不是难事。最难的是，正赶上国家三年最困难时期，大家都“饿肚子”。伙食是用小米、高粱、黑豆渣做的和菜饭，有时清水煮白菜、洋芋、青瓜，不少人饿得浮肿。在困难面前，大家都以革命英雄为榜样，向雷锋同志学习。我暗暗地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上：勤学各科书、苦练基本功。三年坚持下来，我顺利地考进高中。

　　文化大革命期间，老三届学生响应党的号召，下乡上山到广阔天地农村去。我自然而然地回到家乡的窑洞里。接着是革命深入，破旧立新，全民办教育，村里办起了戴帽中学。我幸运地当上了民办教师，实行工分加补贴计酬形式。开学期间，除课堂教学外还要配合队里的政治运动。出墙报、写标语、办政治夜校，当然就是民办教师的事了。星期天，寒暑假，要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否则就拿不到工分。当时最让别人羡慕而自己喜悦的是：每月给补贴四元钱。

　　斗转星移，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了万象更新的新局面，恢复考试制度，为经济建设选拔急需的科技人才。从此我白天教学劳动，夜里自学备考。夜深人静，独自坐在童年时用过的书桌旁读书，在那微弱的煤油灯光下，翻阅中学时读过的旧书，记定理公式、背时政要闻，如同强渡大渡河般的紧张激烈。每当疲劳困倦想睡时，又记起“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的古训名言。再揉一揉眼睛，多看几页书。虽然屡败屡战，但还是鱼跃龙门，考成公办教师。经在职进修，取得大专文凭，后调入县办中学。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学校也与时俱进，旧貌换新颜，原有的几排窑洞周边矗立起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不远处是新修的宽大的体育场。学校每年向高一级学校输送成百上千的优秀毕业生。看着山沟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有的到西安、进北京、闯上海，也有的返回家乡办企业、搞专业，创业致富，我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

　　是啊，知识改变命运，过去是这样，如今是这样，今后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