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关记忆

  在我的老家，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路上的行人就多了起来，熙来攘往的人们带着各色的礼物，见了面都会拱着手说：“走亲戚去……”

  小时候，我每年都要跟着父亲到潼关去走亲戚。因为我家住在大荔北部，距离姑姑家有上百里的路程，加之要在渭河等摆渡，那船坐不满人是不会开拔的。所以，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凌晨四五点就起床了。自行车的前梁后座挂得满满当当的，我像尾巴一样跟在父亲的后面。因为村子周围的路很熟悉，牵牛种地赶集过会都走向南的那条路，所以尽管天黑咕隆咚的，路上也有坑坑洼洼的车辙，但很少跌倒。父亲总爱说，脚要踏实，天是会越走越亮的。

  潼关是三省交界的地方，南依巍巍秦岭，北临滔滔黄河，东连函谷关塞，西拢华岳峰峦，素有“三秦锁钥”、“四镇咽喉”之称。从古到今写潼关的诗文太多了，记得有一首诗是这样的：“东气遥连西塞云，江山秦晋岭头分。澄秋雨歇岚光紫，入眼翠屏色色纷。”潼关的故事也太多了，有马超刺操留下的大槐树，有哥舒翰兵败安禄山的遗憾，有李自成与洪承畴的南塬大战，有康熙视察大河上下大笔挥就的“第一关”,古往今来的皇帝后妃、放逐官吏、赶考书生以及逃难的百姓，不绝如蚁地从潼关道上逶迤而过……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隔着风陵渡往潼关打炮，又有飞机不停地掠空轰炸，那个昔日“关门扼九州”的潼关城几近摧毁。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因为国家修三门峡水库要做库区，又拆掉了城楼城墙，仅留下了一段长满了枯草的残垣断壁。姑姑家就是在那个时候从老城迁往新城的，那地方叫吴村，原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姑姑家的房前屋后栽了树，有飘着雪花一样白絮的杨树柳树，还有开着紫色花的泡桐树，那一片树和姑夫兄弟家的一片树相掩相连着。

  印象最深的还是舌苔上的记忆。一到晚上，姑夫就领着我到街市上玩了。一街两行，灯火通明，有卖醪糟、卖核桃、卖拐枣、卖甘蔗的。姑夫和那些摆摊的人都熟悉，这个给一点儿，那个给一点儿，一圈下来，我的肚子就变得滚圆了。那时，我觉得还是城里好，夜里的热闹是老家的村巷所没有的。大一点，我再去潼关的时候，喜花姐已经结婚了。姐夫叫万荣，一米八八的个头。万荣的家在潼关南边，那地方我随姑夫和父亲也去过。顺着黄土台塬的沟沟壑壑爬上去，那村子小，也就几户人家，都是石头垒的房子和猪圈，还有一溜蜂箱。屋檐下是一堆一堆的劈柴，院子里有几棵核桃树和柿子树。一到秋天，柿子便由青变红了。柿子树的身上疙疙瘩瘩的，枝头上挂着一片晶亮，树根的周围铺了一层黄叶。有从树上掉下来的柿子，捡起来吃了，那苦涩的味道粘在舌头上，怎么甩也甩不掉。见了我的苦状，万荣哈哈地笑了，说，柿子是要漤的，要放在热水或石灰水里煮泡，除去了其中的涩味才能吃，苦去甜来呀。

  潼关的记忆，让人刻骨铭心。每次走的时候，姑姑全家人都要送。那是一种在古装戏里才有的“十里相送”呀。姑姑哮喘得厉害，外面天又冷，但怎么劝说都阻拦不住，喜花姐就用围巾把她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就这样，姑姑、姑夫、万荣哥、喜花姐，还有姑夫的哥哥和那几个侄儿们，一直把我们送出城，送下塬望沟，一直把我们送到那个叫桃林寨的地方。记得在那个还残留着烽火台的沟下，有一个村子叫“四知村”。那是唐朝官人杨震的老家，一次有人给他行贿，他坚拒不收。那人就说，没谁知道，收下吧。杨震就说：“怎么能说没谁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四知村”就是这样来的。直到现在潼关城里还矗立着“关西夫子”的高大塑像。那个叫桃林寨的渡口，是因其守望着肴函古道中百余里的桃林而得名的。但那里并没有桃树，也没有村落，是一片空旷的渭河滩和一处两边拉着钢丝绳的水陆码头。那里的河面有百米宽吧，纤夫们用带刻槽的圆木一替一换地渡我们过河。再回首，潼关的亲人们还站在那里，像一排树一样地远远挥着手，大风刮扬着漫天的黄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