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白云、树丛小径、石级,金银花含苞,红芍药怒放。一个小女孩,像一只淡粉色的蝴蝶,从山顶上飞下来,飞下来,一头扎在了老秦的怀里:“秦姨,我做梦都梦见你哩。快家去,快家去。”小女孩又像一头小鹿,深情地蹭啊、顶啊、拉啊地把老秦拽进家。一个小男孩也过来抱住老秦的腿。“康成,长高了!瞧,鞋又穿反了。”说着坐在小板凳上,把小男孩抱在怀里,给他换鞋。
孩子们的妈才收早工进家,前脚张罗给我们沏红糖茶,后手急从柜子里找出藏着的柿饼、核桃:一边点火做饭,一边把几个月来当队干部的丈夫受气、受累、大儿子的对象、小姑娘的老师,以及娘家母、舅舅、表叔……三亲六邻家屋里屋外的事一嘟噜一嘟噜地往外端。直到谢底大队药场场长叫我们上场部去吃晌午饭时,她才住了嘴,生气地说:“咋不在家吃?糕都给蒸上了。”场长说:“两桌子人哪,嫂子。”孩子妈说:“你秦姨来客,我翻转米坛也愿意咧!”老秦推说今天真的有事,下回一定来。那大嫂气咧咧地拿一块干净手帕,硬是把柿子饼包了,塞在老秦书包里。老秦也留下一个纸包,里面是孩子们念书用得着的铅笔和簿子。她又针对刚才谈话中了解到孩子妈的病情,开了一个药方,让那大嫂到医疗站去取药服用。——老秦有这本事,我又没想到。
当我们坐在药场吃饭时,小姑娘又像蝴蝶般飞来,在老秦耳朵边悄悄告诉她,一小篮糕已放到她床头柜上,让她夜里当点心吃。
经过参观、访问、座谈、闲聊,我在谢底大队接触了许多不同身份的人,了解到许多情况。于是秦官属同志来山区前前后后活动的底片,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地“感光显影”了。
谢底大队位于蟒岭北坡的群山之中。耕地和住家都散落在三洼、四岭、八坡、九条沟里。一年做到头,打粮少,费工多。这里地薄人穷,山可是富啊。光叫得出名来的野生资源就有一千一百多种。俗话说:“认识是宝,不认识是草。”这一带坡坡岭岭上千年万载野生着丹参。山里人不知道丹参是治心脏病的名贵药材,每当盛花时节,只是放牛娃采摘几朵紫花,放在嘴皮上当“蜂糖罐儿”吮吮,而丹参,被一古脑儿喂了牲口。置身于天然药库里的庄稼人,生了病,却要跑到五十里外的公社所在地古城镇去买药治疗。后来县药材公司进山收购药材,用两角一斤的价格收进晒干的丹参,不到三冬两春,紫色的“蜂糖罐儿”在万绿中越来越罕见了。其他野生药材也是越挖越少,越采越少。一九七二年,县药材公司和西安植物园合作,到这里搞“七叶一枝花”的栽培。西安植物园派出了一个科研小组,由曾是“秦官属专案组”的负责人带队。秦官属也随同前来。当时虽然“专案”已经撤销,但她的处境依然尴尬。贫下中农一眼就能看出,她是那种“犯了错误来改造的人”。但是,贫下中农对“四人帮”的“全面专政”是有着本能的对抗的。他们对大批知识分子下乡改造,自有一套要求标准。
秦官属初来谢底大队,就住在破庙里。柯拉叶子的酸菜,她咽得下。腰里揣上橡子窝头,大早上山,一天没水喝,不叫苦,不埋怨。她能这样,贫下中农就觉得不简单。
老秦干活泼泼辣辣,认认真真。她撂下三岁的娃子,五岁的妮,顾不上照顾孩儿她爹,整年整月在山沟里奔波。每年她不等六九阳坡绿就进了山,待到秋霜打草草枯黄,挖出待收的药草,栽下来春萌发的根块籽种,她还是不愿回家。乡亲们心疼她,常常逼她回城去看顾看顾她的家。
“天麻神仙脚,石钵拿不住,天种人不种。”在西安植物园同志来之前,这个队就试种天麻。因为科学知识不足,风险很大。老秦他们来了之后,现在队里连小孩儿都知天麻和密环菌的伴生关系。人们学会拴住神仙脚了。现在大队药场种了一百六十窝,估计每窝可挖出一至三斤天麻。收购价格是每斤六元五角,一九七七年有一窝天麻就重三斤六两,人们说:“科学比神仙强。”
秦官属用超声波处理桔梗种子,出芽快,苗齐壮。
秦官属搞无性繁殖,普遍扩种丹参,如今“蜂糖罐儿”漫山遍野。宅前屋后,蜂闹蝶繁。山里人赞道:“一篮一斤半斤,换来手扶拖拉机进村。”
谢底大队药材,从半亩抗芍,发展到五百多亩药材地(其中有三百七十亩是木本药材)。
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七年,药场收入一万四千元。大队的手扶拖拉机、粉碎机、脱粒机、架子车、缝纫机、开山炸药……大都是用药场赚来的钱买的。一九七七年提供药材三千二百零七斤,支援各社队药材种籽三百二十斤,苗三十五万株,一九八八年贡献将更大。仅赤小豆(亦粮亦药)一项,估计可收一万斤。收购价格是每斤四角三分,这就四千三百元了。预计一九七八年药场收入可达一万元。群众管药场叫“银行”。
尽管现在秦官属并不经常来谢底大队,但大家仍认为这一切成绩都和秦师傅带来的科学知识分不开。
两天来,孩子们总是围着老秦打转转,跟前跟后,既不干扰,又不离开。我偶然问孩子们:“你们长大了,干什么啊?”孩子们回答:“像秦姨那样嘛!——”秦官属同志在山区培植成功的岂仅是药材……坡陡路滑的蟒岭啊,我上去容易下来难。场长张罗着给我砍青竹,做手杖。老秦当然用不着,她常常在我们前边带路,一路上数家珍般指点我认黄柏、黄芩、杜仲、忍冬、威灵仙、鸡头根。
参观访问以来,我总感觉到老秦有意躲着我,于是我常常借故请教药物靠近她。她教我认五味子,告诉我,到没有人家的山上去种药,喝不上水,吃窝窝头时,就摘一把五味子解喝,这就酸甜苦辣咸全有了。
一次,她从岩缝中拔出一棵草问我:认识吗?
那大概又是什么药,看起来它是那么不起眼的草,却有着长长的棒槌般的根,花骨朵还没开,从花托透出的花色看,将会开出淡紫色的花。我开玩笑地胡猜一定是“勿忘我”——ON God Forset—me—not。
老秦微笑着说:“它不会去拉住上帝的衣角,祈求上帝给它取名。它的名字可能是古城山里一位读书人给取的吧!学名叫远志,俗名细草、小草。这种小草能在岩石缝里扎根。根部入药,名日‘醒心杖’。它的药性益智强志,也就是西医说的对健全脑神经有作用。”老秦的神志显得庄严起来:“这小草,漫山岩长着,用不着我去育种驯化,可这几年,它成了我的好朋友。在家里,我还搞了个标本,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看。”
这庄严我能意会:大多数知识分子——祖国浩浩荡荡的脑力劳动大军啊!他们像满山遍野的小草,分布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狂风暴雨,冰雹严霜,刀砍火伤,哪里有土地,哪里有人民,他们就在哪里深深扎根。
我问秦官属:“你在哪个大学里学的野生药物?”
庄严的神情变成了愤懑:“我根本没学过。”她头也不回,“登登登”地奔下山去。
注:黄宗英,人民日报社记者、作家,本文节选自1979年第一期《十月》杂志。此文曾被评为1977—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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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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