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情(节选)（1）

    大雁情(节选)
    当代·黄宗英
    当我在商洛山区洛南县药材公司晒药场旁下车时,以当年蝗虫庙旧址改建的变电站,正把光源输向灯火点点的小镇。我看到秦官属正在院里收拾洗净晾干的单衣裤褂和棉袄——只有住在高原山区的人们,才知道深夏季节早晚也往往离不开棉袄。老秦是昨天接到省里的电话,黎明起身,从海拔两千米的黑章山村,赶了八十里路回县城迎我的。在黑章举行的栽培桔梗现场会上、她圆满完成了短期培训技术人员的讲课任务,风尘仆仆地来和我这个新交的老朋友会面。
    县药材公司实验室在正中间,东屋是官属的宿舍。西屋就是我的临时客房了。
    晚饭之后,小县城的夜异常清静。官属和我赶了一天的路,不免有些倦意。一时,我也不急于和她深谈什么。我坐在她屋内小板凳上洗脚。热乎乎的水,解着我的疲乏。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后来,我还是忍不住了,就拐弯抹角,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现在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地位和从前不同了,你应该注意群众关系……”
    老秦默默地折叠晾干的衣物,叠了又叠,拉了又拉,压了又压,好像要把那几件带补钉的粗布劳动服,折叠得和首都高级旅馆里洗烫出来的礼服一样平整。
    她一语未发,取出一盒烟,拿了一支递给我,漠然地看了我一眼。我顺势接过烟。于是,我们这两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才正式学会、而绝少在公共场合抽烟的妇女,对坐着,默看那缭乱飘升的青烟……沉默,压得我胸口发闷。我站了起来,朝当院把水泼掉,心想:让她自我思想斗争吧,我责任尽到了。
    “哈哈!哈哈!老黄同志啊,我们可等了好几年啦!”我来到药材办公室,公司主任老王一边给我沏茶,一边极其热情地欢迎我。
    我摇摇头笑道:“都说你们山里人木性子,你可会说俏皮话。我几个月前才决定来陕西,你们怎么等了我好几年?”老王说:“我说的实心话。我们几年前就盼望记者、作家来咱洛南,好好儿地把老秦的事写一写,表扬表扬。我实在不会写文章,挺生动的事儿,让我一写就干巴了。我只会看图表,你看——”老王拉亮一盏日光灯,指点我看东面墙上的一张洛南地图——是那种在县委各部、公社、大队办公室常见的统一挂图。不同的是,这张长方形的地图,展现在我眼前,很像一块大赤豆糕,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圆点。
    老王说:“洛南县历史上是个药材产地。山上野生着远志、藿香、桔梗、五味子、丹参、半夏、金银花、石斛等等。年长日久,野生药材越采越少。解放以后,中药受到重视,医疗卫生事业一发展,天然药材短缺情况日益显著。从一九六六年起,我们县开始搞野生药材变家种。一开始全县搞了四十亩药场,”他戳了几处红点点,“原计划到一九七○年发展到三百九十亩,但只完成二百二十六亩。”他又戳了几处红点:“当时办药场是个赔本的事,年年药材公司照例付出一笔赔款。没有人批评,默认这是个规律。从一九七○年开始,我们和西安植物园挂钩,邀请园里派技术员来帮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生物驯化的技术指导,老秦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就是那一年来的。从此情况迅速好转。一九七七年全县、社、大队三级,一共办了一万一千亩药场。你看看,你看看……”他指着“赤豆糕”上数不清的红点点:“到一九七八年药材场地发展到一万六千五百亩,是一九七○年的七十三倍。”
    “药场是否占用可耕农田?”
    “除极少数做试验的种圃外,大都是在龇牙咧嘴的梁峁、坡洼、死板土、石渣土上筑堰开荒,在我们这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老山沟,好地怎舍得种药?”
    “那么种药能改良土壤,改善农民生活吗?”
    “当然,所以咱们药材公司对老秦同志不是什么个人情谊,老秦和我们一起艰苦创业。我们没有去的山,她去了;我们吃不了的苦,她吃了;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她解决了,——所以我们都敬佩她。”他深有体会地说:“更重要的是证明了:科学技术本身也是生产力这一马列主义真理嘛!虽说,这一万六千五百亩地是贫下中农一锄一锄刨出来的,可这斑斑点点也渗透了老秦的心血啊!老秦亲自动手不说,没有科学的指导,我们哪有那么大胆子铺那么大摊子?老秦没来那阵,我们多辟了一个药场,就多赔上一笔资金。有一冬,光天麻一项就赔了两万块!现在你看——”
    老王又指点西边墙上的两张图表——洛南县历年药材生产发展示意图和洛南县历年药材收购计划与完成金额对比示意图。
    我看见箭头一年比一年往上窜得高,便赞叹地说:“今年的箭头要窜透房梁了吧?”
    “药材收购额一九七○年是三十二万零四百元,今年可达一百万元。这对解决国家短缺药材起了一定作用。药材公司从过去年年赔本,变成增加上交利润。如今各大队合作医疗费用大部分已能自给,队里副业收入逐年增加,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资金。省科委刘副主任看见这表,兴奋地夸奖说:‘太好了,你们这指标直线上升,快顶到房梁了……’’
    “刘抗同志来过?”我插嘴问。
    “来过!那正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刚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她要我们总结经验往省里送!”
    我猜想秦官属所以能出席全国科学大会,一定和刘抗同志此来有关,我的脑瓜跑弦了:刘抗同志为什么没有和我提起呢……
    电灯忽然灭了。
    “给工厂让电。”老王说:“你赶了一天路,也该休息了。”他照着手电筒送我,边走边说:“我们县里凡有药场的社队,谁不知道秦师傅、老秦同志、秦老师呢!尤其是她常去的公司直接抓的试验点,老人娃子都认得她。他们说:‘秦师傅离儿别女扔着老伴,把心扑在俺这苦山圪垃地里。她黑着头发进山,如今白了头发,俺们忘不了她。’”
    东屋灯光下,几个青年技术员围着秦师傅议论回社队后将要采取的措施,有的提出没有弄懂的问题。他们都集中在黑章学习,今晚住宿,明晨分道赶路。
    老秦给我屋里点上蜡烛,又回到青年中去了。
    我累了,躺了下去。落枕又毫无倦意,只好把蜡烛移到床头放仪器的木箱上,打开从王主任那里借来的图表底样,大约莫地誊写在我的笔记本上。
    耳边,听着东厢房老秦和青年们融洽无间的谈话声……我的思想飞得很远很远。
    如今,轮到思想斗争的倒是我了,什么叫群众关系?群众关系好与不好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对老秦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第二天一大早,按照我的习惯,一个人上了街,正值小集。我转了一圈,回到药材公司收购站门口,只见送零星药材的农民队伍越排越长。老秦夹在公司职工中间鉴别药材。她不时和职工、农民交谈着如何识别药材真假、好次、什么该挖、什么挖早了……这个大学毕业的助理研究员成了药材业的行家里手,我却孤陋寡闻得不知道药物学专业都设在什么大学里……
    参观药场的日程开始了。按照公司王主任的安排,要把好的、中的、差的、老的、新的都给我看看。
    一路车行一路谈,老王一一向我介绍所经各场的建场史。老秦一下车总是去找该场的技术员了解情况。有时她也会过来跟我说:“这就是头一年我搞试验失败的地方。”
    海拔一千八百米的蟒岭在望。古城公社谢底大队快到了。这里杉皮小屋和砖瓦房错落有致。进村了。远远听见像鸟叫般的童音:“秦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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