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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隋书》同卷南阳郡菊潭县条下注：“旧曰郦，开皇初改焉。有东弘农郡，西魏改为武关，至是废入”。此处论及南北朝隋初南阳郡湍河旁属县名称的更改，与商洛县武关无涉。
（二）从地形和道路布设上说明武关只能在今地
武关一带地形优越，武关村北是著名的少习山，从少习山北面流来的武关河紧贴村南面的白岩山、笔架山，缓缓东流，武关就坐落在武关河东去的凸岸上。
由武关西去至丹凤县的道路较为平坦易行，东去的道路时窄时宽。东面有约十里长的坡路与吊桥岭（俗称四道岭）相连，地势起伏剧烈。唐代杜牧莅临武关，《题武关诗》有中“山墙谷堑依然在”的诗句。现在武关村东西两面还罾有数段残墙，大概是明正德五年(1510)西安府同知李祯率人所筑城墙的遗留，当时“因其旧而新之”，没有重门吊桥等战守之器。武关跨道而设，东西两门最为重要，平时行人穿城而过，战时则关门紧闭，道路因之断绝。前338年商鞅从秦国南逃，至关下时天色已晚，关闭不得出，投舍又不成，只得返回商邑。这个关当是武关，未能逃出武关的商鞅最终被秦惠文王捕获处死。可见武关地形之优越，防守之严密。这种形势在战国以后一直发挥着作用。
1967年，在武关村学校西墙地下2米处，发现一节汉代陶质五角型下水管道，挖出时已碎成十余块，尚可衔接成完整的实物（现存商洛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据当时在场的王殿林同志讲述，地下还有数节相同的管道未出土。陶质五角型管道在汉长安城等地均有发现，属于建筑用品。推测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将弘农都尉迁到武关后，对武关有过一定的规模的营建。
丹江流域的道路除了上述经由武关的大道及其支线外，其它走向的道路大都开辟甚晚。明嘉靖《商略·商南县集》第2集以成化年间为商南县交通面貌变化的时间尺度，说成化以前商南为“草昧之时，道路不开”，成化以后是“道路四开，往来络绎不绝”。清人严云峰《全秦形势论》里说，乾隆以来丹江流域“在在有路，可通长安，固不独武关一道也”。可以说，明清时期当地商品经济发展和地区间经济联系的加强，构成了丹江流域交通面貌变化的客观背景。
如若确定唐以前武关在今淅川县荆紫关附近或者以西，那么，从荆紫关西去有无布设在丹江两岸的道路呢？荆紫关与丹凤县（龙驹寨）之间的丹江河谷在地理上分作湘河峡谷、竹林关宽原峡谷和流岭峡谷三段。这段水路两岸，除竹林关至过风楼、梳洗楼至荆紫关的小路稍宽外，其余皆为贴壁小路，不能走骡马，亦不能负重行进。前引严云峰文里曾说“山阳则有漫川、竹林二关与河南荆紫关相距二百余里，丹水一道可通小舟，若人马则寸步难行，贼来固不能上也”。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以及民国初白朗义军从龙驹寨到荆紫关，都是浮舟而下，小股农民军都不能选择这样的小路，何况刘邦、桓温的数万大军。在考察荆紫关至湘河段丹江河道过程中，沿途共发现五处纤绳磨砺的痕迹，船夫常年在这条牵道上拉牵放吊，却不具备可供军队利用的通行条件。
至于荆紫关北去的道路，不但出现较晚，而且通行条件较差。1935年陕西省建设厅受命修筑西荆公路，次年筑至商南县，才发现所选择的通往荆紫关的路线“山岭险要，工程困难，且路线长约一百华里，费款甚巨”，经过交涉，遂放弃荆紫关，向东筑至界牌与河南省的公路衔接。商南县东至界牌40里，为旧路所径，明清两朝几次修路都未涉及这一段，说明道路通行条件较好，易于修筑公路。由商南县达荆紫关有三条途径：(1)由商南县南经青山镇、大小岭关、梯子沟，过界牌（另一界牌）至荆紫关；(2)由商南县经富水关，过穆家垭、新庙至界牌（同上）而通荆紫关；(3)由商南经富水关，东至界牌而南通荆紫关。(1)(2)条系明清时期逐渐通行的丹江通道支线，都是“鸟道蚕丛，两山壁立”之道，平时只有当地人行走，后一条路更无基础，纯属纸上谈兵。诚然，设计公路线对道路的要求远远高于古代，但是，从荆紫关北达商南县的几条小路的确狭窄陡峭，更何况这几条小路是在明代中叶的宣德、正统年间，湖广、陕西、河南各省的流民大批涌入秦岭山地，有所开发之后，才渐为人们所知的。
丹江岸边的荆紫关也不像是武关。在《金史·武仙传》中出现的荆子口，到明代改为荆子口关，清代建起荆子关城，设副将、右营守备诸官员，今习称荆紫关。荆紫关的历史似要早于金代。《水经注·丹水篇》说：“丹水又东南流，入臼口，历其戍下，又东南，……”。丹水“历少习，出武关”之后，入臼口，然后流进三户城、丹水县古城所在的淅川盆地，从丹江流经地点来看，臼口相当于今荆紫关的位置。按《说文》臼为象形字，其形若“U”。今荆紫关地处淅川盆地西端，其上为湘河峡谷，峡谷同盆地接合处，地形恰似一“U”形，定臼口于荆紫关符合文义地形，何况金代也确实称此处为口。当时在臼口设戍卫，可能是南朝地方政权为了防备丹江上游山地的群蛮。荆紫关在地理上的潜在优势到明清时代方显露出来，此时的荆紫关虽然地扼陕、豫、鄂三省，水陆并通，繁盛一时，其盛衰形势主要取决于丹江航运的利用规模和持续时间。荆紫关自本世纪四十年代丹江航程缩短之后，孤处豫西南一隅，便一直处于衰微状态。
武关河畔武关扼据丹江通道，两千多年来历经沧桑，兴废不止，其位置始终末变，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武关地形优越，足以控扼天险，另一方面主要是丹江通道具有许多地理上的有利条件，两者结合起来，就构成武关长时期存在的坚实基础。不同时代形成的政治军事地理格局可以改变武关在交通上的地位，无论是改善路况，修筑公路，还是局部易线，都不影响武关发挥其作用，这就是武关的历史特点。丹江通道历史悠久，路线近捷，通行条件较好，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从地形和道路布设以及使用诸方面分析考虑，唐以前武关只能在武关河畔今武关位置上，而不可能在其它地方。
（三）与武关位置相关的三个问题
讨论唐以前武关的地理位置，势必涉及于商十五邑、少习、竹林关的名实演变，及其与武关的关系。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1．於商十五邑
秦孝公时，卫鞅受封於商十五邑，与楚国直接对垒。一般认为，商邑位于商州，於商地处内乡县西面。於邑果真在今内乡一带，战国时的武关就不可能在今武关位置上，因为於邑不可能悬置边关以外。依据春秋战国时代的形势，秦楚间屡起衅端，楚国一再加强析邑的边防力量，秦国并无在丹江下游地区设立於邑的条件。因为(1)析邑为楚人所有，秦人在析邑偏东设立於邑，置重臣商鞅于虎口，于事于理难以讲通；(2)秦国设商塞、武关于两国接壤地带，不可能将於邑隔在关外；(3)在商鞅南逃过程中，文献资料仅提到边关（即武关）和商邑，而未提於邑，於邑在其它场合亦未单独出现。
问题就在於商十五邑该怎样解释。《战国策》第3卷里说：“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於商，号为商君”；《水经注·浊章水篇》引《竹书纪年》：“秦封卫鞅邬商，改名为商”，这两处均单作“商”，而不作於商，又改邬为商，均可注意。《史记·商君列传》作“於商十五邑”，《楚世家》也曾单作“商”。但也有作商於的，如《楚世家》张仪所说“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越世家》作“商於、析、郦、宗胡之地”，《战国纵横家书》作“秦将不出商阏（于）”，等等。地名用字前后变换使用，战国时代的商於似为一个地方，单作商字的记载即可为证。改邬为商当是商於或於商一词的来源。陈逢衡先生在《竹书纪年集证》里认为：於读为乌，当即邬邑，旧名止邬，今改曰商，故谓之商於。虽然邬改成商，但人们一时不能习惯，在使用中有单称商的，也有商或於商连称的，也就是说，於商十五邑是指以商为首的十五邑，并不存在一个於邑。这样的话，战国时的武关在今地也就不可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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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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