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59年夏秋之际,我在地区报社工作,因为诗人魏钢焰发表了报告文学《宝地·宝人·宝事),里面有一章叫《旗手刘西有》,我便慕名去马炉采访,正好碰到雨天,西有一边打草鞋,一边同我说话,我们整整谈了两上上午。接着他又领我去看新务的山萸树、松树和新修的沟台地,还是边看边说。但是西有一直没说他自己。然而,当我一接触马炉的男女老少,大家说到他的故事就记了大半本。至今,20多年了,肴这么件事还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头,他要到外地给大队买铁丝,临走,他爱人叫给女儿顺便扯件衣服,他用一个干猪尿泡包钱,先把大笔公款卷在最里面,然后再把自己的几元钱卷到最外边。到城里扯布时,自己的钱不够,宁肯到熟人处借,也不动用一分公款。当我听到这个似乎有些“过份”的故事,就问他何必那样认真。他笑笑说:“我是个粗人,不干外号事,干的时间长了,就把思想搞混了。”
1963年,《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同志到马炉采访。她从丹凤回到地区后,讲了不少关于刘西有的故事,有件事实在叫我难忘:关中道一个大队到马炉买牛,拉到县城龙驹寨后,一不小心,有一头牛又跑回距龙驹寨30多里的马炉山,队里有人看到牛回来了,很高兴,觉得既见了卖牛钱,又有牛在,占了大便宜。西有知道后,说服了社员,自己拉牛去找失主。正当买牛人四处找牛之时,刘西有把牛拉到他们面前,失主当场要加牛钱,并给西有付工钱,可他一个钱也不要。他说:“你们来山里买牛回去为的是搞社会主义,我们也为的是搞社会主义,我怎能多要你们的钱?”
岁月如流,人事沧桑,“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听说他受了整,几乎搞得家破人亡。其间,我也住在外县的“牛棚”里。我同他既不能见面,又不准通信,却又十分想念他。1970年我奉调到丹凤县工作,这才同西有见了面。握手时,我发现他瘦多了。问他是怎样熬过来的?他笑着说:“整得不轻。总算过来了。”言谈中,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很受感动。这时,他已是党的1九大”代表,之后又当了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作为代表先后出席了党的“十大”、“十一大”。我们在一个班子里共事达十年之久。
一次,夜很深了,听外面有敲门声,我开门一看,原来是刘西有,他的脸胀得红红的,显然有急事。他一坐定就说:“我们区社一些干部,还有些县上下乡同志,不顾党的纪律,在社员家喝酒,端了酒杯就乱许愿,开后门。群众说:“这样弄下去不得了!”接着,他举了两个实例,说明干部作风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啊,原来他是为了这个大事才步行30多里进城的!我当即给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咱都准备一下,把干部作风问题拿到常委会上议一议。”西有连声说好。县委后来就干部作风方面的问题作出了决议,严格规定干部下乡不许搞特殊化,不许乱许愿。文件下发执行后,深受干部群众欢迎。
作为一个很有威信的劳动模范,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刘西有同志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从不搞歪门邪道。几十年来,他坚持身带“三件宝”(劳动工具、米面袋、学习材料),努力做到“五鬼”(懒、馋、占、贪、变)不缠身。这一点,连反对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不能不佩服。他的妻侄复员回到马炉后,央求给他找工作。西有说:“这个工作,党组织早为你找好了,就是建设咱马炉山。”妻侄继续央求说:“娃不过是央求你说句话,你是党代表,又是县革委会副主任,说一句顶一句哩!”西有语重心长地说:“娃呀!正因为我说一句顶一句,才不能乱说。”妻侄觉得姑夫的话难说,就去央求姑母说情,为这事,一辈子没有拌过嘴的老俩口,竟然红了脸,最后还是西有说服了妻子,动员侄子留在了农村。这类闪耀着党性光彩的先进事迹,在西有身上举不胜举。我们县委把他当作活教材,对全县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我每每在想,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个个都象刘西有这样以身作则,那我们的事业又将会是怎样一种兴旺发达的局面呢?
回忆的闸门一打开,往事象流水一样涌来。本来这些在当年只不过是一些区区小事,今天重新忆起,就觉得它的意义深远。西有故去了,但他的精神却象马炉的青山一样常在。不宣传他这种革命精神,我就象负了债。于是,我伏在案头,于夤夜写下了这段文字,纪念去者,勉励来者——勉人亦自勉。
龙 驹 寨
贾平凹
龙驹寨就是丹凤县城。整个商州在外面世界,知道的人是不多的,但能知道商州的,也便就知道龙驹寨了。丹江从秦岭东坡发源,冒出时是在一丛毛柳树下滴着点儿,流过商县300里路,也不见成什么气候,只是到了龙驹寨,北边接纳了留仙坪过来的老君河,南边接纳了寺坪过来的大峪河,三水相汇,河面冲开,南山到北山距离七里八里,甚至十里,丹江便有了吼声。经过四方岭,南北二山又相对一收,水位骤然升高,形成有名的阳谷峡,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冲起千堆雪,其风急水吼,使两边石壁四季不生草木。刚一转弯,陡然一个葫芦形大坝子,东西23里之遥,南北15里长短,龙驹寨就座落在河的北岸,地势从低向高,缓缓上进,一直到了北边的凤冠山上。凤冠山更是奇特,没脉势蔓延,无山基相续,平坦地崛而矗起,长10里,宽半里,一道山峰,不分主次,锯齿般地裂开,远远望之宛若凤冠。山的东侧,便流出一水,从几十丈高的黑石崖上跌下,形成一道瀑布,潭深不可测,瀑布注下,作嘭嘭巨响,如鸣大鼓,这便是产乌骓马的地方。龙驹寨背靠奇山,足蹬异水,历代被称为宝地。据说早年一州官到了此地,惊呼长叹:此帝王风水也!但是,从远古到如今,这里却没有产生过帝王国君,也没有帝王国君在这里留下什么足迹。一帮阴阳师解释说:千年精光,万年神气,本是应出天之骄子,只是当项羽得了龙潭黑龙,化作乌骓马后,这凤冠山的赤凤刚刚冒出雄冠,便再没有出来,龙飞凤舞的年代从此也就消失了。
正如破落的家族再贫再穷但家风未倒一样,龙驹寨终未发迹,但毕竟仙气奇气犹在。清末以前的几千年里,这里的大码头威名于世。全商州的人大都是旱鸭子,在山上可以飞走如兽,但在水里,犹如一块石头,立即沉底。只有龙驹寨人,上山可以打猎,下河可以捕鱼。遗憾的是现在,山川活动,日走星移,春夏秋冬,寒暑交替,丹江水渐渐小起来,又加上商县沿河两岸,大沟小溪,修筑电站、水库,河水只有了往昔的三分之一。两岸人口增多,向河滩要田,河面也愈来愈窄。从此,龙驹寨再没有往来大船,只是南北岸头拴拉一道铁索,一只渡舟,一个船公,攀扯铁索,舟便直线而去,直线而归,载两岸人走动。但是,龙驹寨人的口气从未减弱。凡是外地来客,第一是要介绍那南城边的平浪宫的,这宫是当年码头水工所建筑,高15丈,木石结构,雕梁画栋,这是光荣历史的记载和见证,若是客人讥笑“过去的都过去了”!龙驹寨人就丢剥上衣,用指甲在胳膊上,胸膛上抓出几道印来,不是暗红,却显白色,以此显示是在水里泡成的水色,说:有种的,下河去交手?!外地客就畏而怯步,拱手求饶了。
正是这块地方,是方圆几百里地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贸易的中心点。龙驹寨人的山性、水性比别的地方高强。解放前的战争年代,这里成了红、白拉锯区,游击队司令员巩德芳就是龙驹寨西20里路的巩家湾人,巩司令的得力干将,游击队团长蔡兴运就是龙驹寨西13里路的磨丈沟人。那时节,龙驹寨里没有安生日月,常常夜半三更,枪声就响,全城人胆大的蹲在屋顶看热闹,下边的人问:“哪儿出事了?”上边的人说:“北山的”。北山的,就是指巩蔡的人马,因为他们的根据地就是北五六十里外的留仙坪。“打得凶吗?”“保安部房着了!”话语未落,“嘎咕儿”一声,一颗流弹飞来,将房上脊兽打得粉碎,看热闹的就从屋檐掉下,再也不敢出门。也常常在第二天,那平浪宫大门上要么悬挂保安什么长的头颅,要么是保安队捉缉巩蔡的布告,也常常从商县方向下来大批部队,围住全城,搜查“共匪”,鸡飞而狗咬。
这些“北山的”,几年里攻进龙驹寨好多次,但不久就又退出,直到1949年,一举拿下,全歼了保安队,龙驹寨彻底解放。接着行政区域化寨为县,也就从那时起,龙驹寨便开始慢慢被外界遗忘,只知道丹凤县城了。
在差不多30年里,龙驹寨基本上没有变样。从丹江一上岸,便是县城。说是县城,其实一条街道而已。凤冠山东西两侧分别流下两条小河,东是东河,西是西河,县城的东关就是以东河为界,一条石拱桥,桥头一家酒店,进了酒店便算入了东关。西关也是以西河为界,一座石拱桥,桥后一座老爷庙,庙台下也便是西关口。整个街道,南北两排平房,相对平行,蔓延而去,北边的门对着南边的窗,南边人一口唾味可以直接射进北边屋的中堂。街道并不端,呈出波浪形,从正空下看,两边高,接着低,中间却高,如平浮着一只舒展翅膀的飞鸟。若站在南山岭上,或是站在东四方岭上,街道的弯曲度一律由南趋向北,又象一只舒翅而北的飞鸟。街面没有铺一块砖,尽是斗大的、磨盘大的平面石头,有青碧色的,黄澄色的,瓦蓝色的,豆沙色的,白玉色的,长年月久,石板被脚踩出两边高中间低的洼势。每天早晨,人们去井台挑水,井台全在街南坡根下。不用辘轳,不用吊杆,水在凿出的一眼石窟里,用瓢舀着就是了。挑了水,颤颤悠悠从那一个一个小巷道上来,井水便星星点点洒在石板上,终日不干。到了街的中间,也就是平浪宫后门那里,丹江渡口北上的路,凤冠山南下的路,在这里十字相交,便是整个县城最繁华的地面。从早到晚,小商小贩的货摊不撤,各家各户的酒家、烟铺、面馆、旅社、商店门面不关。房屋在这里也最挤,一间房在此可卖700元。东西两头的只能售400元。所以,这里窗多,门多,每一处墙头也没了空隙,全被挂满广告招牌:“王记麻花”、“特效老鼠药”、“麻家竹器”、“五味烧鸡”。以致有一年地震,一家房子向东倾斜,不久,一溜北排45家房子全然东斜,但十多年不曾倒下。
县城各地,都是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日逢集,龙驹寨不分日月,不论早晚,总是人多。在这几百里方圆,这里就是北京城,就是大上海,山民们以进城为终生荣耀。每到城里来,这十字交叉口,就又如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虽然不为买卖,只图开眼,从那里挤得一身臭汗,或者踏丢了鞋,或者被小偷摸了钱包,也是心情痛快。最是那些山人,尤其喜欢进城,鸡叫头遍就起身,穿得新新的,背着木材、土豆、柿饼、木耳、核桃、药草、兽皮,在县城专门市场出售了,或者背着背笼,或者挎着空篮,或者把皮绳缠在腰里,扁担掮在肩上,在大大小小的商店进进出出。百货看过,“喂,喂,”叫着售货员,售货员说:“你在叫狗吗?”他们方学着城里人说句“同志!”却觉得拗口,再要“洋碱”、“洋盆”、“洋伞”,售货员再训:“这儿没有外国货!”他们就脸红红的,出门却觉得高兴。然后沿街任步而走,玩猴的也看,吹糖人的也看,书店里也去,画店里也去,电影院前也看广告,法院门口也看布告。虽只字不识,但耳朵极灵,什么新闻都记在心里。然后就去那私人理发店理个分头,油抹得重重的,粘成一片,左右分开。他们得意洋洋地下饭馆了,要一个沙锅豆腐,切一盘猪耳朵酱肉,三个蒸馍,一碗蛋汤,吃得满口流油,满头生汗。城里小生意人最欢迎这些顾客,一是可以赚得他们的,二是可以逗逗他们的痴憨,山里人满足了,城里人也满足了。
也是奇怪的事情,全商州最能跟上时代的,不是离西安省城最近的商县、洛南,往往却是龙驹寨。西安街头出现什么风气,龙驹寨很快也就出现什么风气,这就苦坏了四周八方的深山人。县城人穿起皮鞋,他们也要穿穿皮质的,便买了胶鞋,雨天穿,旱天也穿,常是里边出了汗泥,也不肯脱去,以致灌进冷水,抬脚动步,咕咕价响。后来,县城人又穿起空前绝后的凉鞋,他们就以布条仿制而成,常在山路上半天就穿烂了。他们慢慢恨起县城人变化无常,那卖山货的钱不能使他们跟上时代。但是,他们不知道龙驹寨人也有他们的苦恼,他们也在恨西安人一时一个样!比如才兴起窄裤管,一条裤子还未穿烂,又兴起宽裤管,像个布袋;才兴起波浪式烫发,他们烫得满头卷毛,又买了电梳子,西安人却又热起日本型的了。
衣着时髦,热衷的当然是年轻人了。但是,最令全体龙驹寨人一天一天不满的是县城的城市建设,因为龙驹寨还没有一座二层楼。街道也没有用水泥铺,剧院没有,总租借丹凤中学礼堂公演。就是看电影,也是露天场地,一到阴雨天气,夜夜就简直无法活了。他们联合向上请求。县委、县政府也重视起来,先是水泥铺街面,栽路灯,再是沿凤冠山下的公路两边建新街,盖饭店大楼。龙驹寨街道的人总谋算有一天将他们的平房全部搬倒,都像大城市的人一样住三间一套的单元房,吃水有龙头,养花有凉台。但这一要求终未实现,他们归结于县上主事人不是龙驹寨人。这简直不可思议的事,大凡解放以来,在这县城为领导的都是龙驹寨四周乡下人。于是,他们又得以结论:乡下人领导城里人,一旦作了领导的人,却后代皆不强壮,不聪不明。比如,这个书记,那个县长、主任、局长,不是有傻儿痴女,便是吃喝玩乐,浪荡无赖而不成正果。龙驹寨人便都去谋官,谋不上了,就达观而乐:“一人当官,三代风水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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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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