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县历史悠久,地方志的纂修也源远流长。现初步查明有关华县的地方志书就有十几部。或图经,或州志,或县志,或乡土志,名称不一,但都以大量资料记述了本地区历史变迁、社会状况、经济形态、物产灾害和风土人情。虽然受历史及阶级的局限,其中不免有些糟粕和不完善之处,但仍不失为华县的宝贵文化遗产。 第一部和第二部志书是(华州)《旧图经》和(华州)《图经》。这两部志书已佚,不知其成书时代,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曾引用过这两部图经。 第三部志书为明朝成化二十二年(1486)的华州州志,由知州伍性命训导钮莹中编纂,原书已佚。在明代张光孝的《华州志》中曾引用过此书部分内容。 第四部志书为明隆庆六年(1572)的《华州志》。此志为知州李可久裁正,张光孝编撰。张光孝为华州故县里人,举人,曾任河南西华县知县。他因前志“岁时远邈,文献无征”,而以30多年的时间,查阅古籍,调查采访,撰成志稿。隆庆六年(1572),知州李可久将志稿“?绎裁割”,即命刻印。此志统合古今,内容起自西周末年,止于明朝中叶,共24卷。卷首有李可久序、凡例、诸图考(附地图6幅);卷一至三为地理志,包括历代考、沿革表、疆域述、山川考、陵墓考;卷四为建置志;卷五为官师志;卷八至九为田赋志,包括物产述;卷十为省鉴志;卷十一为艺文志;卷十二至十三为官师列传;卷十四至二十四人物列传;卷末有王宠跋、孙咸跋、王庭诗后序、张光孝后序。综观全志,其可称者数端:1、资料丰富,取材宏博,尤以矿藏、物产、公元1556年华州大地震的资料弥足珍贵。2、繁简得当,切合实用。此志介于简体与繁体之间,既无明代某些志书的“简而无当”(章学诚语),也无内容庞杂、卷帙浩繁之弊。详记华州,略及属县华阴、蒲城;详记当世,略述以往。眉目清晰,切合实用。3、说实道有,不泛不陂。其所载“务求合于理,不足以述事者,乃阙而不书”,“兹无征者,不敢妄书”。官师、人物生者不传,官员无治绩者不记。张光孝的《华州志》为明代陕西地方志中较有影响的一部,清代著名学者王士祯曾给予较高评价。已故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也认为此志“文简事核,训词尔雅,古代称佳,于今可鉴。”1986年黄山书社出版,黄苇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词典》将《华州志》列为著名方志。此志于清乾隆年间与光绪年间曾两次重刻,光绪重刻本改名为《华州初志》。北京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华县县志办公室有藏本。 (附记:张光孝《华州志》的刻印时间,一些地方志目录与有关著作,认为是隆庆六年(1572),此说有误。是志前有李可久隆庆六年(1572)中秋一日的序,后有张光孝万历元年(1573)正月吉日的后序,凡例之后有张光孝之子张士遇的一段话,其中指出:“李牧翁(指李可久)入关司牧,……遂取家君志草,?绎裁割,以就实用。即令士遇泊雒,现成以入梓,甫两月梓成”云。李可久在序中也说:“遂命梓之以传”。李可久在华州任职时间为隆庆六年至万历元年,由此可推定,《华州志》定稿于隆庆六年,刻印不会早于万历元年。现存清刻《华州志》中,有万历四年至二十五年记事,可能系后人增入。) 第五部志书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续华州志》。由知州冯昌奕裁正,郡人贡生刘遇奇编撰。此志共四卷,有凡例,无序,无图,无跋。其篇目结构基本依照《华州志》原例,内容除增入一些《华州志》后一百余年的新材料外,主要是对《华州志》的补遗、考证和辨伪。在物产和自然灾害方面的补充较为宝贵,对一些资料的考证和辩伪也较有价值,但失之繁琐,而且整部志书调查采访的资料也较少。《续华州志》除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外,尚有清乾隆与光绪年间的重刻本。北京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华县县志办公室等处有藏本。 第六部志书为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再续华州志》。由知州汪以诚编阅,郡人史萼撰。汪以诚为江宁(今南京市)人,乾隆十五年(1750)举人,在任华州知州前,曾任户县和渭南知县。此人热心修志,于户县任上主持修撰了《户县新志》,在渭南任上,撰修了《渭南县志》。乾隆四十八年(1783)任华州知州后,汪以诚鉴于《续华州志》后已百余年,如不续修,“世远年湮”,本州资料将“沦于泯没”,而延聘曾任过石埭县(今安徽石台县)知县的郡人史萼再次续修州志,并同时重刻了前两部志书。《再续华州志》基本因袭前志体例,共十二卷,分地理志、祠祀志(附风俗考)、田赋志、艺文志、官师传、官师志、人物志、列女传、她封考、选举考,卷前有汪以诚序,卷末有史萼后序,此志全部为《续华州志》成书后百余年中的新材料,这与《续华州志》以大量篇幅为前志补遗、考证有所不同。《再续华州志》除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外,尚有清光绪年间重刻本。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华县县志办公室有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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