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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县知县顺天玉田吉举人江山秀谨序
《咸阳县志》序
邑之有志，纪载一同之书，即通志国史之本也。辞尚体要，义衷于则，非三长兼擅者，亦不与于斯。应侗幼随先大夫任，辱与浙东贤士游，粗知拈翰日以幸列贤书，骤登仕版，十余年先后入秦学，殖荒落，其气谏神涌，欲成此书，乃不以猥无片长，抱蚊负惭不亦妄与。惟是我国家当奕叶重光之后，德化洽于寰区，如咸原之田赋有经，民屯一体，旧时之粲草席、紫捍粟、甘遂、樱桃土贡悉免耕籍。祭雩渭阳之墟有坛，常平义社，冀阙之野盈粟，固初志所未有也，散司农钱，纲维振肃，渭城则故垒鼎新，毕陌则寝园重曜，旌扬时逮，九井知荣，乡饮岁行，五陵观德。是虽偏隅下邑，亦实有沐浴既深，日新月盛之象。岂旧志赵、张二令所能于秉笔时知来及此哉？以故初志村屯一千六百五十二户，今则一万五千二百二十有奇矣；初志载桑二千四百三十九株，今则远扬遍野难更仆数矣；初志城垣计四里一百五十三步，今则周环八里有奇矣；初志耆民一十八人书九十二者一，今则瑜百龄者二矣。初志忠孝类皆安常供职之贤，今孤军守藏、骂贼不屈实有如待旌之。李都督致命遂志者、魏晋相之出入河伯救亲赴溺、卖水庸之孝养继母、六旬不衰可歌泣者，且在农氓遍户矣，是皆足以观士风人物之盛，而重有关于国纪宪纲，洵不可以不书，迫不可以不续，且书之、续之，以昭法守、光咸土者此也。若谓丰程毕郢、圣君贤相，所经营缔造然，禾黍故宫已越二千余岁，惟灵台灵沼其故址尚有存焉者矣。祖龙混一筑都，咸阳北阪上离宫二百七十，自楚人争鹿洄风之纵荡焉也。汉武营城斗牛，通天承露，亦元风以还，且从风雨去矣。李唐之代，殿阁六冈，迨鱼阳鼙鼓动，不宫室草葬耶。瓦础榛芜耶？世更代嬗、运曾迁移，王气沉消，雄图灭没，则张皇幽渺亦何裨于宪纲国纪也哉。今即间仍初本，每多依样葫芦，要自不支不漏心，体裁应尔在。应桐六载咸官，奔驰肆应刻不忘修明志乘者，正不在此雄胜湮沦表彰自予，且为斗丽他邦计也。第朝野百年，居要者犹天球大训，细琐者亦杂俎碎金，考据未精，谘诹未广，固陋阔疏之状弥自愧耳。然区区之心，固可披沥共质也。书成将付剞劂，遂手自叙如此。
时乾隆十六年辛未孟秋上瀚之吉
咸阳县知县东海臧应桐撰
重修咸阳县志述略
咸阳刘古愚先生，解《尚书·立政篇》日：周室史官甚多，宫中有女史，闾巷有闾史，随地皆有史官，类西国之报章，集以为书，则真民史，非后世史书所可及也。《立政篇》之太史，当为都邑总史，管一邑一切簿书图籍。凡山川险要、物产人情、礼俗政治，工作狱讼，有关民生日用之事皆簿录之，以上于朝，以达于国。輶轩采诗，木铎徇路，想皆其职。民情无不达，君恩无不周，斯为文治。安国伏而思之，诚伟乎其言也。今之县治，即周之都邑，修一县之志乘，供国史之取裁，用以肇启文化，洵有如刘先生所云者。是故县志有征省志取焉，省志有征国史取焉。故近人有谓方志为储蓄史家材料之渊海，其言虽几，其意殆近。明清以还，方志之学大兴，而尤以会稽章实斋先生所讨论，为贯彻古今，确切不易，推其宗旨所在，实与刘先生之言若合符契。盖供国史之取裁，即为导文化之张本。所谓真民史者，于县志实值其基焉。果能切实胪陈，一无曲笔，则民意达，文治兴，两先生之言岂欺我哉。
然近来县志类多失修者何也？考之于史，咸阳为周秦时国都，典册储藏籼然具备，不独酂侯收秦图籍，昭著史编，即以杜君卿氏通典所云，秦平天下，收其仪礼归之咸阳，采其尊君抑臣以为时用。由是言之，咸阳一邑非第为存图籍之渊薮，而礼经之辑有成篇，亦创始斯地矣。昔之著作何其昌荣，今之纂述何其淹滞，推导其故殆有址端：荐绅先生称，斯邑翘楚者类多宦游四方，侨居不返，于乡国殊鲜记注，即偶有之，无人保存，沧桑变故，多化劫灰了一也；世衰道微，所见不广，恶其害已，挟私去籍二也；科吏执事，图遂其私，托辞毁丧三也；邑中老成之士，精气稍衰：敛彩韬光，意不属此四也；后进之浅中弱植者，忽视文献，鄙夷弗为五也；干戈扰攘，时局不宁，或则簿书鞅掌，或则味道林泉，故从搁置，无暇为之六也；载笔者蕲胜于人，生欲超脱窠臼，慎重操觚，迟之又久不获杀青七也；采访乏人，意见纷歧，遗漏既多，烦而寡要八也；综核需材，编校乏识，怀疑顾虑，雅少制裁九也；督修者视为不急之务，编比者转深求益之思，推敲费时，渐成弛怠十也。有此十因，志之修愈久而愈无人问、愈无人修，累月经年，访册散失，遂亦不易修矣。而不知方志之书，实关乎世道人心、政治军事、国计民生之大，且有如上所云，纂述礼经以为世用者，并非徒搜古迹、流连风景、供一二文人挲士采访讽咏已也。章实斋先生有云：修志者非示美观，将求实用，世异时殊，旧志不能兼赅，是以远或百年，近或数十年，必更修一次，清代且有六十年修志之功令矣。若以周时故事言之，日御日官逐时纪载，推之都邑当无不然，今日之各地报章，即是编志乘之资料，特待擅三长者删繁举要，历三五年即可一为之。始皇之收礼咸阳，立编巨帙，推用天下，夫岂需时哉。
咸阳自秦汉以来，已为名邑，迄于今日股肱陪都亦要区也。其间疆域民俗，已有前清乾隆时臧应桐氏所辑之《咸阳县志》，嗣后几十百年示经续修。陈尧书氏虽辑节孝及孝义两门，迄未成编。光绪年间刘古愚先生常慨臧《志》之失，欲重修而未果。后来李孟符太史，允邦人之请而未载笔。是则臧、陈二《志》虽不尽善，仍为保存一部之材料焉。安国自富平移宰是邦，即求所以为治之本，而文献无征，惄然忧之。询及士绅，知兴平冯孝伯师于五年前，与田瑞亭、张宝三、程葛丞诸君，已先有所编订。因急设局筹资，延瑞亭、宝三两君重理旧事，亟脱新稿，并延江宁吴敬之君与孝伯师同为裁定。不期年而三易稿，计分八门：曰地理、曰建置、曰财赋、曰祠祀、曰官师、曰选举、曰人物、曰杂记，各有序例。核与部颁之修志事例概略办法略同，故户口田赋县俱列统计，恐其义易明，而其数难知，且以祛一切弊蠹也。人物列女依旧志列，分别叙列，仍为择要立传，其中或因袭旧规，或变更前法，胥有不得已之苦衷也。兼以科学时代，天象人事发见怪异，如水旱疾疫，霜雹蝗虫，慧星月晕等等，虽鲜应验可证，而息息若与人相关，故不妨查明事实，详记状况，以供天文科学之研究，此又仍存祥异之微意也欤。
至于《志》中细节，则河滨夹碱滩之村，表卤薄也；筑堤述铁嘴之坚，叹见小也；修桥慎十里之峡，防淹浸也；古迹考文武之陵，崇信仰也；水利探成国之源，急民生也；访毕公墓，欲俾惩官吏需索、知农民之不可频役也；正张琮碑，欲俾知篆书之不易识别、考金石者之宜加详审也；装潢不废古渡之照，欲明象征之可以表襮内容也；祠祀仍详寺院之迹，欲表示金石之可以考古遗文，而信教之倾听自由也。其间搜罗材料，参互考订，邑人陈伯龙、刘德卿、李首山、赵西垣、安玉书、侯佩苍、解本初、王光卿、程吉甫、李伯龙、李春亭、吴瑞五诸君之力为多。编比成书，逐加校勘，拾遗补缺，文省事增，则吴、冯、田、张诸共勤参订，安国惟坐观厥成，何力之有哉。
抑晚有进者，修县志，史事之革命也。昔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故有谓：二十四史为历代帝王家谱。自章实斋先生方志设六科之议兴，详于社会民事，则与从前之只记帝王将相者，并立而一律平等矣。盖记一人之事。譬讲生物者，只讲系统固可以明已往；而不记个体，即无以发明而求将来之进步，故史与志并行而不悖。史为著述之品，欲其神而圆、精简易传也；志为记注之体，欲其智而方，详明足取也。《四库提要》有云：史之为道，撰述则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于《春秋》，莫详于《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近人郭沫若君，著甲骨文字研究，亦云：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本非拘拘于文字史地之学。然文字乃社会文化之一要征，于社会之生产状况与组织关系有得，是故史欲简而志欲详，明已往者尚矣，而将来社会之进步，舍文字其又奚征哉？斯志载笔求详，而参考核定，诸期核实，惟是功虽几于一篑。籍未网夫百家，搜讨綦难，挂漏不免。缘是有续办文征之议，殆亦如郭沫若君所云，将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而即为异日进步之计。况近日中央功令，有文献委员会之设，此事举办，较易观成，是书成后，尚冀征辑遗文，补志乘之所未尽，渭城文化或以是为嚆矢乎，固所愿也。
安国学制此邦将近一载，略知咸邑风物，大抵习秦汉之朴茂，撷唐代之英华，毕原积淳厚之风，平陵衍儒林之绪（汉代经学多产咸邑），一经开发，未有不敦姻睦而臻熙洽者。况以近日多士努力，与诸绅提倡能不焕乎其有文章哉。后之君子惩前毖后，甚无蹈前此之难为，致后人有文献无征之憾，是则区区之所深望也夫。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咸阳县县长华县刘安国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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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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