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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有志自明始，为雷霖所创。就现在所知，有明代弘治年间雷（霖）志，嘉靖年间赵（儒）志，万历年间张（毓翰）志，清代乾隆年间李（天秀）志，民国年间王（之彦）续志。
明弘治、嘉靖两志，久已散佚，实为憾事。现兹就万历、乾隆二志所载其序文，探求遗迹内涵之意义。
雷霖创纂的《华阴县志》，成书于弘治三年（1490）知县晁进孝任职之时。雷霖，字鸿济，华阴庙前堡人。英宗天顺年间，廷试名列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为翰林院庶吉士，授职检讨，后为山西提学副使。晚年纂修县志，其序文有：“土地有肥瘠，人民有贫富，风俗有美恶，财产有多寡，不能一律齐也，而有以志之，庸执此以斟酌重轻，权衡高下，而达诸政。”又曰：“志名宦，志贤才，希为官为士者，知所勉而为名宦，为真才也。”
探究它上述几项主要组成部分，虽不能窥全豹，而改革之志，表彰鼓励后起之秀之苦衷，均堪赞美。
嘉靖年间的赵志，系明代第二次修志。赵儒，字席珍，一字廷文，华阴渭北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工部主事。又先后任四川叙州知府、永州知府。其引退之后，讲学故乡，晚年所纂志书，序文有：“夫志之为义，物物以求之，物物以志之，因物以为志，因志以求道，会道以为心，因心以为治，治复归于道。”
从义例来说，赵志是谨严的。首先，在搜采资料上不盲目，有所物色，有所选择，有一定标准，这就是“物物以求之，物物以志之”，然后从经过审核所志的事实，求为治之道。道，就是日用事物当行道理（《中庸，朱熹注》）。这些道理融会贯通于心，可以左右逢源地进入应兴应革之事，而达于为治之道。应当说它是一部讲求实际的致用之书。
明代举人张毓翰，字廷揆，其所修《华阴县志》成书于神宗甲寅年（1596），知县王九畴总订，共9卷册。其内容：卷首、序、目、皇帝梦游西岳文、李攀龙华山记、邑境图、西岳图。卷一，包括舆地、沿革、分野、封域、形胜、城池、都里、市镇、邮铺、桥、渡、风俗。卷二，包括山川、古迹。卷三，建置。卷四，食货（记明初至万历年间的贡赋、户口等变化情况）。卷五，官师（著录250余名官员姓名、籍贯、任期等）。卷六，人物。卷七，丛谭（记祥异、丘墓、仙释、庙、祠、观）。卷八，艺文（文17篇，诗3首）。卷九，载弘治、嘉靖志序文二篇，《峻河记》二篇。全志3万余言，简载虞夏殷周迄于明代万历年间华阴之故实。
李汝榛在乾隆志序文中说：“邑乘创自前明雷太史霖，续修者赵太守儒，两先生学博而文，明原本虽佚，揆其著述之才，谅称美善。万历间，孝廉张毓翰取而删次，荒略支离，不可谓之志矣！”
乾隆年间纂修的《华阴县志》，是李汝榛献其父焦娄先生遗稿，编次而成。先生名天秀，字子俊，焦娄，其号也。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山东历城知县。
李汝榛说：“先君子每叹百余年未有继（雷、赵）者，将使文献无徵，丞思厘正补遗，乃另立门类，稽古罗今，凡有关于邑之故实者，巨细悉录，历数十载，犹以为未足，存稿于笥，谕榛终焉。榛复搜集而缀葺之，缮订成帙。值毕（沅）大中丞檄饬陆（维垣）知县重修，并延嘉定明经汪君少山、载笔开馆。榛遂出所藏稿，商量排比……”
乾隆三十八年（1773），知县陆维垣奉令修志，汝榛献其父焦娄公遗稿，与岁贡生汪是编次，全书订为22卷，工程浩大，非同小可。
首卷，序5篇。纂修职衔——总修、纂辑、编次、参样、督工。凡例12则。图——县境、县治、山、水、岳庙、云台观、玉泉院等11幅，绘制之精，超过万历志。圣制——顺治至乾隆遣使致祭西岳文、对联、匾额、碑文。一至二卷：封域（沿革、疆界、形胜、山、水、方产、风俗）。三至六卷：建置（城池、官署、崇祀、学校等23目）。七卷：职官（从周朝的阴晋大夫，至清代的地方行政官吏和主管华山云台观、主管西岳庙、西岳提点、监西岳庙，以及教职官吏共590余人的宦绩优劣）。八至十一卷：人物（分徵荐、科贡、军略、仕宦、隐逸等15目）。十二至十四卷：列传（人物之立传者，114人）。十五卷：经籍（著录本县人士著述书目140种，7300余卷）。惜前人著述，散佚殆尽，如王宏撰之著述，可考者20余种，除著录于《四库全书》3种外，现存寥若晨星，若能挖掘整理，对丰富华阴文献，不无裨益。十六卷：金石。对各类刻石，特别是西岳庙所有之碑，考证极详。十七至二十卷：艺文。正如“凡例”要求：笔墨凡庸、并无关于邑之故实者，概所不登。二十一卷：爵秩。二十二卷：志余。是志完稿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出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
纵观全志，资料丰富，考核谨严。后人评其书为：“阴晋之史记，太华之通考”。
民国年间《续志》，于宣统年间即由举人杨尔勉着手搜采编辑，民国初年，又经张崇善、杨天植、王之彦排比，后因屡遭兵事，资料散佚殆尽。民国二十年（1931）县绅杨天植等续成其事。成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全书8卷6册，卷一：地理，分12目。卷二：建置，分为7目。卷三：田赋、风土二志。共分9目。卷四：官师、选举二志，共分19目。卷五：人物，分16目。其中儒林一目，止王宏撰（光绪三十四年，清史馆列入《儒林志》）一人。卷六：列女。分懿行、贤妇、寿妇等9目。卷七：艺文，分20目。卷八：杂事志，分兵荒、灾祥等4目。
续志为一些社会贤达所关注，如杨天植、孟钟瀚、党璧清、吕清谦等，都从不同角度为续志的成书、出版，做了一定工作。
《续志》特点之一是，各个志目篇末，皆有“野史氏曰”论文。如《田赋志》论差徭一文，野史氏曰：“迩来，军需浩繁，不分兵（差）流（差），一年所费，每石粮加银元至六七块，多于正供不止十倍，乡民尽夫耕妇织之所获。忍饥号寒，以付公家支应。甚至军队拉差，布粟皆攫，稍有抵触，则鞭笞随之，桎梏加之……”再如《杂事志》论兵荒一文，野史氏曰：“近年兵以愤动，名为保民，实为殃民，民愤天怒，荒能免乎？《易》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现时兵争纷纷，顺天乎，应人乎？尝读《汤誓》、《武成》诸篇，玩味其词，人归天与，而绥万邦，屡丰年之颂作矣。讵若今日之气象愁惨乎？”此皆时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当然，野史氏之文，也不无偏颇之处。
从乾隆、民国二志成书出版过程来说，乾隆志自知县陆维垣奉令开馆编修，至许光督促付梓，知县五易其人，历时20载。清代为地方志发展鼎盛时期，上有朝廷督促，下有地方大员倡导，在陕西，康熙时有巡抚贾汉复聘任学识渊博之士（其中有华阴王宏撰纂修《陕西通志》），乾隆年间，巡抚毕沅饬令各县修志。在这样有利形势下，付梓之艰犹如此，续志之难，不亚于前。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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