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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娃和他的二胡 龙渊 绛紫色的帷幕一揭起,观众就被舞台上的人物吸引住了。他就是农民二胡演奏者葫芦娃。 他个子很矮,但却庄重地坐在舞台的凳子上,像一个久经锻炼的演讲者似的,沉着地巡视了观众一番。 “同志们!”他微笑地望着大家,诚挚地说:“我是第一次登台,二胡拉的不好,请大家多提意见!” 于是,随着弓子的掀动,观众们听到一曲惊心动魄的音乐。 “嘣!”的一声,忽然胡琴上的一根弦断了。 “唉!”坐在前排的一个戴眼镜的观众,向他附近的人说:“事先为什么不做好准备呢?!舞台上最害怕出这种偶然‘事件’!” 当他们正在议论着演奏者的时候,却看到演奏者竟用一根弦演奏着。这是一支富有幻想的曲子——拖拉机开动的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刹那间似乎村庄上响起了雷雨般的掌声。 葫芦娃生长在堡子台,这是陕南一个非常偏僻的山区。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依靠着山坡。春天饿着肚子抡起五六斤重的镢头,开出那人迹罕到的原始荒地,播下玉米、豆子、荞麦之类的种子。只要地面露出黄绿色的小苗,他们就怀着希望去锄草、间苗、施肥。苦累活累地忙了几个月之后,又得在地头上搭起一个茅庵,把家里仅有的一床被子拿进去,在漆黑的夜里,点着一根火绳,握着一根长矛,时时刻刻准备赶走企图到地里吃庄稼的野猪和狗熊。有时还要同这些凶恶的野兽作一场生死搏斗,即或被野兽们咬伤了,但当全部的庄稼没有被野兽吃光的时候,他们又怀着希望准备收割。当大雪封冻了一切,他们穿着夏日的破单衣,蹲在黑烟呛鼻的篝火旁,挑选最好的粮食,一袋又一袋送进地主家里。于是他们一年的希望在这个时候破灭了。家里只剩下很少的一点粮食,只得掺着糠菜和树皮来度艰难的岁月。他们没有人到过县城,更没有人到过大城市,音乐和戏剧,他们连听也没有听到过。 葫芦娃七岁的时候,只有锅台那么高,就给地主家扛木料。每天鸡叫头遍就起身,披一件难以遮体的衣服,伴着眨眼的星星和山谷清冷的寒风,爬上很高的山头,把砍倒的树木扛回来。这样,一次又一次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回到破烂的茅屋里。生活的鞭子无情地抽打着他,他整天在沉重的压力下喘着粗气。 有一天,葫芦娃给地主家挑水,因为个子低,水桶拖在地上,地主看见了,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七年过去了,他仍默默无声的给地主运送着木料,只见他身子粗了起来,却不见往高长,仍然和锅台一般高。 1949年夏季,在堡子台附近的山上发生了一场战斗,有一个解放军的战士受了伤,暂时住在葫芦娃的家里。他一家人,连同他那四岁的弟弟也投入了护理伤员的工作中。他背伤员大小便,给伤员喂水喂饭,按照爹的吩咐到险陡的山峰上去采集草药。 伤员的伤一天天好起来,他不仅能柱着拐棍出去散步,而且能够自如地拉他那随身携带的二胡了。每天晚上,几乎台子上所有的大人小孩,男男女女,都挤拢来听伤员拉胡琴,讲革命道理。葫芦娃怎么也不能够理解,那个弓子一动,这个伤员的手下就发出了那么好听的声音。 伤员由他的挎包里取出一张彩色相片,放在他面前问:“你认识这个人不?” 葫芦娃惊奇地望着相片,这个人用关怀的眼光望着他,慈祥地对他微笑着。这是谁?他不知道。他只得用摇头代替了回答。 伤员把相片递到葫芦娃手里,拍拍他的肩膀说:“这就是咱穷人的救星毛主席!” 葫芦娃的眼前忽然放出了异彩,他兴奋地说;“他,他,他就是毛主席!” 葫芦娃想说什么却没有开口。 伤员劝他:“你有什么心事都说出来,现在是穷人说话的时候了。” 葫芦娃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哽咽着说:“他能叫我长高吗?” 伤员不由怔了一下,但他很快地把手一挥说:“能!”当下,他取出二胡,当着葫芦娃的面拉起《东方红》的曲子。 葫芦娃当时卷进了这激清、幸福的浪潮里,高兴地拍手叫好。伤员把二胡递到他手里,一个音一个音地教他拉《东方红》的调子。 当伤员把二胡送给葫芦娃,背上行李归队的时候,他已能用那粗笨的双手拉起《东方红》了。 以后,葫芦娃就用这把二胡和他那兴奋激昂的心情迎来了减租减息,迎来了土地改革,迎来了合作化。田野的地头上,林中的草地上,多次地响起过他那动听的音乐;在筑路工地,在水利战场,在那苦战了一夜的人群中,二胡的声音给人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现在,葫芦娃不仅用他的二胡奏出了自然界最动人的音响,而且还培养了三名徒弟,使堡子台生产队有了第一个弦乐小组。在迎接建国十周年的日子里,葫芦娃被公社社员们选为出席县文艺会演的代表,带着那把心爱的胡琴来到了县里,并进行了惊人的演奏。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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