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这是真正的山城,出门见山,抬头是山,一觉醒来隔窗望去,也尽是重叠逶迤,隔断云天的莽莽大山,一律披上了翠色,或浓或淡,或青或碧,或有轻纱似的薄薄缠绕,或有索练般的清泉飞下,虽逢酷暑,却有山风徐来,不炎不凉,清目爽耳,旷心怡神,更兼眼帘之内,新楼林立,倚山而筑,宛若楼阁,错落有致,便真让人疑心置于童话仙境了。
这仙境便是佛坪县城,但早年,这里却素与刁野蛮荒居于一室。据载,佛坪直至十九世纪初才有县制,县城原址在与周至交界的佛爷坪,唯有一条垂藤般悬挂于崖涧的山道可通,县太爷上任,也需步行数百里山路,由于山道奇险,曾有两位县太爷失足丧命;且有土匪截道,索命要钱,也曾有县太爷死于歹徒刀棍之下,直到1926年,县城才迁到现在的袁家庄。所谓县城,不过几十户人家,有些单间门面的货栈、盐铺之类,就是解放初期,县城人口亦不足一千。一支烟功夫,便可绕城一周,一家食肉,满街飘香;一户吵架,全城皆知。大约是全省,抑或是全国最小的县政府所在地了。至今漫步在那条宽不足丈余,长不及一里,扭曲斗折,幽暗狭窄的老街,早年的凄惶劲儿,仍依稀可见。
这座落于秦岭丛中,海拔千米的县城委实太偏僻了。60年代中期,仍是全国有数的几个没有公路相通的地方之一,交通不便,经济文化及至人才交流开发都受到严重阻碍,50年代中期,才三个半大学生。书记县长外出办公开会,都需在山道上如驿卒一般策马奔驰。县政府几位大学生,1970年分配来佛坪时,竟还都是背着行李,登着草鞋,翻山踏岭来的,而全县分布在沟沟岔岔的三万多人口,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唯一工具便是背篓、背架。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大宗的山货药材、野果白白烂掉,而急需的日用百货、建筑材料又运不进来、只有“背二哥”们负重歇息的山歌,随风播开,把艰辛幽怨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任何地方的开发,总是伴随着与外界的交流、竞争,佛坪也不例外,70年代初,随着周(周至)城(城固)公路的筑通,佛坪的南北大门均被打开。向北翻越秦岭山脊,半日可达周至、西安,沟通经济活跃的八百里秦川;朝南五六个小时可达城固、汉中,又与渔米丰饶的汉江盆地连成一气。按说,靠山吃山,佛坪本应以自个盛产的木耳、天麻、党参、核桃、板栗、柿饼、生漆、木材、竹器打开南北市场,振兴展翅。可惜生不逢时,极左思潮并不因为这儿偏僻不来光顾,以至公路修通的最初几年,大好时光都白白流去了。
佛坪真正开始振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责任制的落实,乡镇企业的创办,使全县农业人口初步摆脱穷困,得以温饱;自主权力的扩大,土产山货的优势得以发挥,也使佛坪的经济渐趋活跃,建设的步伐超过了过去的整个世纪。这种变化在佛坪县城得到充分的显示,如今,除把老街延伸拓宽出半公里之外,临河又筑起了一条新街,宽阔坦荡,一边植亭亭玉立的水杉,一边则为枝叶婆娑的法梧。四五层高的楼房比比皆是,也有商店、邮局、银行、书店;也有各式门面的便民小店;更有铁皮涂漆的知青售货亭;市场也颇繁荣,四乡八里的庄稼人背来猪肉蔬菜,干鲜果品,草药天麻沿街设摊,一派兴旺,就连早先那条狭窄的老街,如今也是店铺杂设,字号林立,近有洋县、汉中来的摊贩,远有江苏、浙江来的裁缝,无怪满街男女服饰新颖,精神大方,竟是外来人在街上徜徉,忘掉这是山地小城了。
近年一批年富力强,有志于振兴佛坪的干部已走上领导岗位,单是汇聚起来的大专学生已有八九十人,且有三十七人为解放后本地所培养,目下均分布于党政、工商、教育、卫生……各条战线,为故乡的昌盛在做切实的工作。
了解到这些,再眺望隐藏着无尽资源的群山,呼吸着由北京吹来的春风,让人不由感叹,天时、地利、人和,佛坪已全了,那么,兴旺昌盛也该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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