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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安康和汉水上游是想寻找一种自己从未有过的经历。城市生活的空间常常使人产生忘却,人们会在不经意间对许多具体、简单,但又是基本的东西产生轻视。城市的水泥钢筋淹没人们最初对水、土地和山林的敬畏之感。城市是一个最容易产生忘却的地方,我们置身其间日子久了,已经无法想像与土地息息相关的劳动同我们之间的联系。我,还有画家赵振川、侯声凯,所以要暂时离开我们各自的城市生活,并不是为了逃离城市,也不是对城市完全的拒绝与厌倦。城市生活有它独一无二的方面,正是这样才使我们得以长期依赖于它。我们翻越秦岭,在安康和汉江上游一带行走,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城市生活所没有和无法实现的。城市和乡村各自的优越之处都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放弃城市回到乡村,我们也无例外。尽管有人不断地说着城市生活的种种不是,却又心甘情愿地赖在这些种种的“不是”里,我们不想这么做,我们到安康和汉水的上游,正是为了把“ 城市的忘却”找回来。
为什么要去安康和汉水上游极其偏僻的乡野呢?是想进行一次在自然当中的观光旅游,还是为使身体和心灵在崇山峻岭,密林叠翠的山水中间得到放松和休息,或是满足中产阶级式的消费所导致的猎奇捕获新鲜事物的特殊心理呢?安康和汉水上游的确是好地方,即使在消费性旅游的意义上也是如此。那里有中国大陆惟一一条未被污染的河流,有夹在四川、河南、湖北这些中国人口最密集的省份,与陕西南部之间仅存的尚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从另一个角度看,安康和汉水上游同样是人与自然和动物和睦相处的典范,是中国内陆仅存的“田园”。汉江的水在陕西的南部竟是那样的澄澈幽蓝,它们的表层光滑而又舒展,像一条在风中抖动的蓝丝绸带。也只有到了近处,你才能看清水的波纹是层层相连的。水的这种波动,是没有起始或看不见起始的,因为,江面太宽阔,你驾船上行了好一阵子,眼看就要到了水的尽头,可并不遂你的意,你只是转过水道上的又一个弯子,眼前又是更为宽阔的江面。
安康和汉水上游更容易使一般的旅游变成目光的探险,更容易让人感受到时节与天气阴晴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与人们劳动的紧密联系。
在安康和汉水上游,一切都显得那样安静、从容、富于自信。这里有真山真水和真正的田园,它们竟然洁净得没有一丝灰尘的污染。山的阳坡面,草叶的顶尖上闪烁着晨光的露珠,似乎害怕人们呼出的气息,仿佛只需一瞬间,它们便会在人们的呼吸当中散化了。可是,它们并没有。它们从叶草的底部和茎干汇合到顶尖上,越积越多,形成一个透亮的水晶体。也只有在草叶上水才有可能作为更生动的球形体而存在,一直到它们的重量超过草叶的负载,才从叶子身上散落下来。这些露珠本身也代表着新生命的初始。一滴露珠跌落在大地上,接着水气又很快聚集起来, 把一颗新的露珠推向草叶的顶尖。
我们有可能在安康和汉水上游的大自然中进入一种精神的纯然状态,把心灵在自然的嘱托中形成的东西变成智慧,那是静的智慧,是大的智慧,也是人和自然的智慧。这智慧就像在安康和汉水的上游,人与自然、与动植物、与自己和睦相处的那种不可言喻的方式。这智慧沉默着,没有有形的形态,却异常地牢固,远离城市边缘地带的广阔空间,极易唤起心灵对它自身所具有的空间感的体认。心灵在自己的空间中所经历的过程,才有可能摆脱权力、知识、真理对它的迷惑,才能够最终挣脱附着在它身上所有抽象和观念的东西。
心灵是多么自由的,当它在自然之中回到它自身,当心灵在汉水上游的江面上像自然一样层层展开。心灵和精神最自然的状态与自然完全相通了。
我和画家赵振川、侯声凯,正是基于对生命根基处的珍视和寻找的冲动,开始了我们在汉水上的漫步。在江岸上迎着大风行走是何等地富有“英雄气概”。一个真正的诗人或画家,内心里拥有与诗与画,与真正底层生活的息息相通,他写不写 诗,作不作画,对他个人来讲都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他本身已经具备了诗歌和绘画,惟一的区别就在于他写或是不写上了。真该让那些在体力和智力之间存在着严重扭曲的人们在陕南悬置在峭壁的山道上走走,只有在走的过程中,他们才能真正明白道路将赋予他们什么,山道对他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朝一日,历史将会摈弃那些个大小事件的介入 , 回到陕南和汉水上游这个巨大的断裂处,这里有关隘,通道,灌溉等等称得上构成“缓坡历史”的基本内容。知识的历史将关注这些在它的视野中决绝的逃亡者,它还将发现真正值得尊重,并 应当走进历史的不是那些个寄生在自己躯体上的“精英”,而是那些逃避知识监视,在权力的眼睛无法到达的地方隐姓埋名的反叛者和抗议者;这些由无数逃脱权力——知识监视的人们组成的巨大而又沉默的底基对知识构成了终极意义上的抗拒,远比那些在知识圈子之内,实施抗议的行为要来得纯粹得多。他们并没有采取反叛的姿势,却成全了最深刻,最壮丽的反叛。在陕南就是这样,自明朝以来它就被人们称为“巴山老林”,它就成了逃避权力注目,知识监视的一个避难场所。由于地理和交通的原故,也由于权力迫害和意识到知识监视的残酷性,因而藏匿于山林之中,从文明和知识的视野当中消失,便成了中国当时最有头脑,最有思想和骨气的有识之士心中的念想。试想想,主动地选择四省交汇的深山野洼,不仅自己而且也包括后代将长期像动物一样地生存,逐渐在内心里忘掉自己的来路和拥有的知识,让知识这个被称作“金科玉律”的东西在自己身上像是从来不曾有过似的,这样的选择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即使对今天的文化先锋和前卫而言,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放弃知识,首先是放弃由知识设定的特权、等级和尊卑,同时,也将知识视为权力的工具加以拒绝。19世纪西方社会通过本瑟姆的《圆形监狱》,才获得了将空间变成政治监视场所的系统观念:“通过透明度达成‘权力’的公式,通过‘照明’来实现压制。在圆形监狱中,有一种形式与城堡很接近——由围墙环绕的塔楼——用它来实现清晰的视觉”,“在一种集体的、匿名的凝视中,人们被看见,事物得到了解”(福柯语)。然而,在中国情况则不同。自秦以来,实施的户籍制远比“圆形监狱”里的视觉要深广得多。它一开始就获得了监视的高级形式,即人的自我监视,而不仅仅局限在有形的空间范围之内。人最终无法逃脱自己,因而自监无时无刻都存在着,却又表现得像根本不曾存在那样。它根本不需要在地面上构筑有形的东西,只需知识,并使每个人确信这是他们自愿的,发自内心的渴望就行了。最高级的监视便是借助知识来完成的没有形式的形式。它让犯罪的念头,抗拒的想法,在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在个体的身上自生自灭了;与此同时,它让伪反抗,假抗拒得以在知识的历史和思想史中存留下来,成为权力机制与中心虚假的反面,真正的共谋。
安康和汉水上游的“巴山老林”,从来不曾作为官方的文学和思想史当中存在发展的脉络与线索,它拒绝由权力的大手操纵的任何书写,但是,在镇压的历史和钦定的历史中,自明代以来,这里的棚民、山民和四方汇聚的游民,就已经建立起中国西部最大的反抗残暴统治的据点。如果知识的自律能够在这里看见曾经作为权力和压迫工具的知识的存在,它就能够从这里重新开始,从这些久居山林,因近亲繁殖所造成的痴愚、呆滞的抗议者的后代身上重新开始,担当保护个体生存权利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所谓的文学与艺术,所谓的知识,也将长久地存在着多重可疑。
安康和汉水上游并不存在由“精英”文化设定的“ 群众”。它比“群众”更加边缘化。它是被忽视、排斥和根除掉的那一部分,但它同时却意味着历史的沉默,压抑和非理性对理性的另一种书写和反抗以非常的方式对反抗本身疯狂、喑哑的维护。这里曾经拒绝思想和知识,却产生了超越等级、权力的知识和极为朴素的思想。没有人能凌驾于安康和汉水上游之上,真正占据这块地域和精神空间的是这里的每个人,是大家。这里的民谣、俚语是没有作者或不知道作者是谁,如果有的话,也只是一种集体的创造,是大家所为。人们以家庭为单位而生活栖居,每一个家庭却相互间照应着;弱智的男人有漂亮的妻子,泥土在汉水上游人家的墙壁和炕沿上获得了洁净光亮的存在形式,这些聚合在一起的泥巴与肮脏没有丝毫联系,正相反,它们显得光滑而又干净,映照着太阳的光辉。那些由一块块石板搭在一起构成的屋顶下面,会让人惊奇地发现生活竟然可以如此简单。确确实实作为居所或房子,它们都缺少由金钱代表的那一部分财富,然而,这房子里不乏真正维系生活的心劲。也正是在这里,美或者疼痛,或者关爱,才取得了直接了当的方式。没有必要在解释和表达上绕许多圈子,痛苦就是痛苦,它在肉身的感觉里是那样的刻骨铭心,以致于摧毁肉身,也无需在高级的文化形式里得到精致地表达。重要的是肉体和神经器官对疼痛的感受所给予的保留,这些才是永久的。古典的、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倒像是文化知识所耍的花招,也许在汉水上游对疼痛的记忆,仅仅只是一两个简单的手势已经足矣。
安康和汉水上游曾经在另一种解释体系里存在着。这里本身也富含着另一类知识,它们源自田野和山林之中经年的劳作和积累,而不是等级森严的学院和知识研究机构的大楼。由劳动产生并且与劳动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首先尊重、保护了哪怕是极其弱小的劳动主体,不会有对知识主体的身份确认,也没有由此引起的知识霸权。在物质匮乏,生存受威胁的情况下,是生命最深处需要存活的本质力量,在平等合作的前提下纠合在一起,形成了更为巨大旺盛的力量。由此产生的知识与知识的主体,首先必须对生命的存活负责。在田野和山林之中产生的知识无需经过“统治的管道”过滤,它们在田野和山林中间获得,又回到田野和山林中去。知识在此才标明了它的拥有者在劳动之中的位置,劳动者在田野和山林中的位置,便是知识存在,知识拥有者的位置。知识不构成社会生活等级秩序的维系,不与权力发生互惠关系。
在我们称作“文明”以外的广阔精神空间里,安康和汉水上游曾经长时间保持着自己拥的知识自律性,知识、生活、劳动、情感和精神领域之间的平衡得以长久地持存,与现存的社会公共空间领域不同,不存在知识太多或知识不够的问题。安康和汉水上游是作为效益价值、功利价值的反面,消解了这些价值赖以生存的评估系统所利用的知识。在这里,这些局部的特征标明了一种自律的、非中心化的知识生产,其有效性并不需要既定思想体制的首肯。知识的拥有者不再像货币的拥有者那样,将其投放出去,产生无限繁殖的恶果。同时,知识有可能也不再受权力和金钱的指使,而代表着生活的慰藉,生命的慰藉和精神的慰藉。
从秦岭高处往下看,汉水在陕西南部流过的地方组成了一条漫长曲折的水上道路。水头的人们与水尾的人们由水连结着,并且在流经对方家门口的时候彼此打着招呼。汉水是何时开始流经陕西的,这里最旱的居民是谁?我和赵振川、侯声凯都不知道。用文字记录历史的过程实际是一个丢失的过程,文字能够保留的东西,往往比它所丢失的东西要多得多。安康和汉水上游就是被文字和历史所埋葬的一处地方,它现在只剩下一条你能看见的水上通道了。你可以跟随,也可以继续前往。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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