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济寺记忆（九）

检举特务

思绪间，谈笑中，村口到了。现在的村庄今非昔比，家家户户飞檐挑梁马头墙，青瓦白壁格子窗，古雅、简洁、富丽，“徽派”十足！门前的花台上菊花怒放、串串红艳，似张张笑脸，门框上的对联“和谐社会人人颂，幸福农村日日新。”夸赞着主人喜庆有余的心境。

踏在平坦干净的水泥路上，原想村里人一定会好奇地观望我们，谁知人家各忙各的，碰面了很有礼貌地笑一笑、点点头，似乎对我们这样的“旅行团”司空见惯，反倒是我们东张西望，没见过啥的。一位驴友“走神”打了个趔趄差点摔跤，他那滑稽样子惹笑了大家。

我没笑，这个趔趄又使我回到了从前。

记得那时候我们也没什么课外书，一本娃娃书传来传去。书里尽是阶级斗争，不是讲这个地主家里存着国民党旧军装想复辟，就是那个特务藏着电台向台湾偷发我们的消息。记得最深刻的是一本娃娃书里讲，一个红小兵在上学的路上不小心打个趔趄摔倒了，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到反动派！”，爬起拍拍身上的土，不痛也不哭继续高高兴兴上学校。荒唐！扯得上吗？可我们那时看得津津有味。

那时电影、舞台都是脸谱化，正面人物一律高、大、全，浓眉大眼四方脸，身材魁梧正气凛然，反面角色则是贼眉鼠眼、缩头缩脑，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这程序化的模式深深烙在我幼小的脑海里，差点让我做傻事闹笑话。

城边有户人家老头儿脸被烫得面目全非，咋看都像坏人。每回经过那里我都高度紧张，用余光瞅他的一举一动，看他坐在门口晒太阳，想他正在思忖如何推翻社会主义，让我们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不见他了，就猜想是不是躲在黑屋里正在发电报？有时上课、睡觉还在想他被解放军镇压的情景。

终于忍不住，有一天我跑到县武警中队门口想向解放军报告，徘徊了半天，最终被荷枪实弹站岗守门的解放军吓跑；我又跑到公安局，磨蹭了好一阵，总算鼓足勇气迈进大门，站在院子正犹豫敲哪个门说背了上千遍的“报告警察叔叔，我发现了一个特务。”，一位警察叔叔走过来，不容分说赶小狗小猫似的“走走走，这是哪家孩子？不许在这儿玩！”边说还扬起巴掌做了个打人的动作，唬得我撒腿就跑，现在想想真是单纯幼稚滑稽可笑。

邂逅菜花儿

到村的另一头了，昔日的普济中学到了。这里其实早就改成城关镇中心小学了，是小学却比过去的中学面积翻了一番、房子多了一倍高了四倍、学生多了三倍、教师多了四倍年纪轻了一半学历高了一大截。我们在校门前的健身器材上活动活动筋骨稍作休息后返程了。

在我一再坚持下，大家没走原路，而是选择了凹凸不平的土路。

走着走着，儿时的村庄出现了，狭窄弯曲悠长的街道，木板墙、方格窗，高高的门墩、地炉子，老村竟然还在？这使我没想到的，原想建了新村老房子可能都拆了。老村比昔日还老还旧，好多房子真是破烂不堪了，好在没什么人住，昔日“咚——咚——”整个村都听得见的打桐油的闷声也没了。

我们信步走进一家空房，灰暗的墙上吊的马灯，挂的斗笠，贴的旧画，还在挽留着那段历史。

“哎呀！我就是在这间屋子出生的。”一位驴友发现新大陆似的惊叫。

“你也在普济寺呆过？”我一直以为只有我一人熟悉这里，没想到冒出一个比我与普济寺还有缘的人。

“我爸当年就下放在这儿，站里没房子让我们住百姓家里，听我爸妈说我们搬来没几天我就出生了。”这位城府深的驴友掏出相机“咔嚓、咔嚓”边拍照边介绍。

“你们是考古的吧？走，到屋喝口茶。”没怎么注意我们人堆里多了一个村里妇女，招呼我们到离这儿不远处她们的新屋去坐坐。

“别客气，我们不是考古的，是转着玩儿的。”农村人好客、讲究，我们生怕给人家添麻烦，赶忙边解释边往出退。

“记得这家当时也生了一个娃，是个女孩儿，和我同一天。”我的这位驴友像是自言自语回忆又像是不抱什么希望地说给村里妇女听：“小名好像叫‘菜花儿’，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你认得一个小名叫‘菜花儿’的女的吗？现在应该也有四十多岁了吧？”

“我就是呀？我小名就叫‘菜花儿’，这儿就是我们老房子啊!”村里妇女大概怎么也没想到人堆里居然还有人叫出她的小名打听她，眼睛和嘴张多大上下打量这位自称是儿时伙伴的不速之客。

“你就是呀！”驴友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本想随便这么一说也没抱什么希望，可偏偏这么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儿时伙伴三十多年后重逢了，近在咫尺却不相识、不相信，驴友也惊愕地打量起这位村里妇女。

女的明显苍老得多，穿戴整齐满脸笑容还是掩饰不住岁月的流失，驴友虽然徒步二十来里路，满脸汗迹浑身灰扑扑，还是比她显得年轻，城乡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还是驴友反应快，很快回过神儿来，站到妇女身旁让我们给他们拍合影，妇女大概还在纳闷儿疑惑，出于礼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