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兴寺遍阅沧桑五百年

戴兴寺方丈释体证大和尚（右）在主持法会。

　　“郡城东山有戴兴寺者，故明戴总戎（总兵）创建，固历史地理上一古迹也。楼耸驼峰，门潮芹水，殿阁参差，香烟缭绕，诚榆塞之胜地，亦法门之幽境。”

　　清宣统二年（1910年），榆林邑人高枢曾如是描绘戴兴寺的历史、形胜。而在榆林民间，明武宗巡幸榆林并纳总兵戴钦之女为妃的故事，也伴随着戴兴寺的兴衰变迁被传诵了近500年……

　　武宗纳戴妃祠堂变佛寺

　　长期从事榆林文史研究的王正云先生，此前曾整理了一则关于戴兴寺来历的传说。

　　正德十三年（1518年），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明武宗朱厚照率领将士，浩浩荡荡地来到榆林，在上帝庙和凯歌楼居住三月有余。

　　其间，明武宗听说总兵戴钦之女相貌出众，知书达礼，便带着随从来到戴钦府第。戴总兵听到消息，慌忙跑到门外接驾，跪倒在地不住地谢罪:“臣不知圣驾亲临，未及恭迎，实乃死罪。”

　　武宗见状，告诉戴钦不必惊慌。筵席之上，护卫大将军悄悄告诉戴钦：“圣驾此次前来，是听说总兵有位淑女，特驾临你府准备选娶加封。”戴钦担心女儿嫁入深宫难获幸福，便回禀道:“小女哪有侍奉圣驾的福气？”护卫大将军笑着说:“丑不丑那要万岁看了才行。”戴钦无奈之下，只好命女儿准备觐见。

　　不一会工夫，戴女妆扮完毕，玉佩珊珊地来到席前，向武宗下拜。武宗看见戴女国色天香，不由得失声连连称妙。护卫大将军笑着对戴钦说道：“佳人已中选了，今夜就要送嫁!”戴女听后，惊羞之下两颊愈发绯红。武宗越看越爱，哪里还有心思饮酒。

　　傍晚时分，武宗果然派来了迎亲队伍。戴女深知宫门深似海，此日一别便是与父母天各一方，忍不住与家人抱头痛哭。但戴钦眼见花轿已至，知道圣意难违，只得含泪命女儿上轿。

　　翌年春天，已是国丈身份的戴钦为感谢圣恩，便在东山建起了一座祠堂，取名“戴钦祠”。让人没想到的是，明武宗在迎娶戴妃的三年后就死了（年仅31岁）。新登基的嘉靖皇帝痛恨阉党刘瑾及武宗宠信钱宁、江彬，将其一一处死，戴钦也因此受到牵连。被革去官职的他，便带上一家老小隐姓埋名。据说后来戴钦后人为求得神灵护佑，便在时局稳定后撤去了祠堂中的牌位，代之以阿弥陀佛彩塑金身，并将戴钦祠改名为“戴兴寺”，祈盼戴氏家族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正史载其事戴钦绥德人

　　看过了戴兴寺的传说，不知会有多少读者会对其可信度产生质疑。那么，就让我们到明代典籍中去寻找真实的历史吧。

　　《明史·武宗本纪》记载，正德十三年十月，明武宗从山西偏关出发，率部渡过黄河，“己卯，次榆林……壬子，次绥德，幸总兵官戴钦第。”此处只讲到明武宗驾临戴钦府第，您是否认为他纳戴钦之女为妃的传说是百姓的演绎呢？那再来看看《明史·江彬传》的记载：“彬又导帝由大同渡黄河，次榆林，至绥德，幸总兵官戴钦第，纳其女……纳钦女，皆彬所导也。”《明实录·武宗实录》中，也有“上至绥德州幸总兵官戴钦第寻纳钦女”的记载。

　　除了纳戴钦之女一事，史书中的明武宗也是个贪图淫乐的皇帝。单是在其西巡期间，他在太原纳乐工杨腾妻刘氏（刘娘娘），纳延绥总兵官马昂之妾杜氏，纳延绥指挥毕春之妻（尚怀有身孕）。因此得到升迁的马昂，又向武宗进献美女四人谢恩。而他强纳戴钦之女的故事在民间盛传，应该也是百姓痛恨其胡作非为，对其行径进行了添油加醋的演绎罢了。

　　关于戴兴寺创建者戴钦是何方人士的问题，也曾引起过榆林文史界众多学者的关注。《明代榆林总兵》作者李春元先生，曾在一次访谈中讲到：“明武宗（1491年~1521年），在位16年，来榆林时是28岁，住在太乙神宫（现凯歌楼）。当时榆林的总兵戴钦，广西人，年纪26岁，同绥德人马汝骥是国子监同学……地方史料上说武宗纳戴钦的女儿为妃，从戴钦的年龄推断不是这么回事。”

　　李春元先生讲到的戴钦（1493年~1526年）系广西马平县（今柳州市柳北区）人，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历任刑部浙江司主事、云南司郎中、陕西司员外郎等职，很明显是一位文官。明武宗纳妃之时，他年方26岁，不合常理。但国丈戴钦究竟是何许人也呢？

　　此前记者在绥德采访时，曾听当地文化学者说起戴钦实为绥德卫人，而光绪本《绥德州志·人物志》中也记载：“戴钦，卫人，以指挥佥事镇守榆林，文武兼资，功能并著，所历各边，士卒悦服”。该志以时间先后排序，其出任将官在弘治至正德年间，故戴兴寺的创始人戴钦当为此人。正德年间蓟镇总兵官中亦有戴钦，恐亦为此人。

　　古寺阅沧桑佛光耀驼城

　　今日的戴兴寺，依然雄踞在榆林古城的驼山之间，是榆林境内的保存比较完整的寺庙，也是仅次于青云寺的第二大佛教寺庙。戴兴寺方丈释体证大和尚告诉记者，戴兴寺占地近6亩，现建有五佛大殿、大雄宝殿、观音殿、罗汉殿、孤魂殿、南北禅堂等明清风格建筑。其中五佛大殿为该寺主体建筑，底层南北长16.4米，东西宽10.6米。墙体均以巨砖砌筑，枕通券洞穹窿顶，外接斗拱、檐木结构明廊；上层是砖木结构五间大楼阁。殿内原供大小不等佛像数十尊，并有五尊铜铸巨型佛像。

　　传说之中，戴兴寺创建于武宗纳妃的第二年，即正德十四年。但据新立《戴兴寺碑记》记载，该寺肇建于正德十年（1515年）前后，此后又经历了四次扩建、重修，方形成了今日的规模。其中天启七年（1627年）一次，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一次，光绪八年（1882年）释智福率众重修一次，第四次则是在宣统二年，由年逾古稀的住持僧释行振（号德成禅师）与本邑士绅张立德、张立仁、胡鼎彝（即胡翰林，光绪皇帝的老师）协力重修。

　　而第四次重修戴兴寺的碑记，便镶嵌在五佛殿底层北山墙内侧（即导语中提到的高枢所撰重修碑记）。其碑文写到当年的戴兴寺“惟庙貌既古，屋宇渐圯”，古稀之年的住持僧释行振（号德成禅师）遂克己勤俭，历时数载将整座寺庙整饬一新。当年赴寺参禅的广大信众都说：“是寺也，创自戴公；而能使戴公旧迹历数百年而复兴者，则上人（释行振）之力也。”南山墙镶嵌的石碑，则是行振禅师题写的戴兴寺旧事。

　　据释体证大和尚介绍，戴兴寺内原有铜铸、木雕佛像、罗汉雕塑百余尊，藏经书3000余卷，其中有明永乐版本经书九十册，可惜均在“文革”时期毁于一旦，甚至连寺院也被辟为粮库。幸运的是，寺庙的主体建筑及大量匾额被妥善保存了下来，而那一块块匾额背后，都有着一段传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