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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老腔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大体可分为这几个时期，即：（一）汉魏六朝的孕育雏形期；（二）唐宋的形成和初步完善期；（三）明清民国的繁荣鼎盛期；（四）建国初的转折困惑期；（五）“文革”至改革开放初的衰落濒危期；（六）二十一世纪前后的保护复兴期。
唐宋以前的形成和初步完善期散见于前文所述，这里仅就其后的各个发展时期作一些粗略的史料梳理。
唐宋以后，华阴老腔不断臻于完善，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变迁的影响，它的命运可说是风雨沧桑，兴衰无常。它拥有过繁荣，也遭遇过冷落，面临过危机，也预示着希望。
元曲的勃兴，对老腔戏曲艺术的臻于完善，曾经起到一定的催育作用，这在老腔的戏文修辞上多有反映。如《西凉遇马超》一剧中春香与苗泽的一段对唱：
春 香 我一似金钩月，内把心儿挂。
苗 泽 我恰如蝶恋花，向短亭来闲耍。
又如春香恼恨黄奎的另一段唱词：
“恼黄奎，起心不良，平地里起风浪。
虽然是夫妻共枕同床，怎知道，人心儿隔着肚肠。你想得生阴谋，安然无恙。怎知我，暗走风，你祸起萧墙……”
老腔剧本的这些唱词，风雅自得，在声律和修辞上几乎是元曲的翻版。
元曲的蔚然成风，为老腔提供了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具有古楚风的湖湘民间戏曲在渭洛地区的流传，又推动了老腔板式的规范化。到明清时，华阴老腔已进入了它的繁荣鼎盛期。据说当时有一班由湖北老河口来的民间戏曲艺人，漂泊江湖，落脚到华阴三河口卖艺，与泉店老腔艺人朝夕相处，由于这两种戏曲音乐都有河运文化的积淀，亦同属高腔流派，他们很快就取得了音乐语言上的沟通，经过一个时期的切磋、接纳，华阴老腔的乐器配备和曲牌板式，更臻于完善丰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音乐程式，并一直承传下来，使老腔成为关中东部最有影响的剧种之一。
满清时期华阴老腔的盛况虽未见文献记述，但从口头传闻和收藏至今的实物以及剧本的记事来看，可知当时它在周边地区已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影响。泉店张氏现藏的手抄剧本，其中有50多本都是民国以前的。最早的是乾隆和同治年间的手抄本；还有一些乐器如堂鼓、手锣等都属清朝中期的遗物。到民国初年，老腔影子已走出关中，远涉到晋豫西部，甘肃东部以及渭北和陕南广大地区，为广大城乡群众所喜闻乐见。
半职业化的班社活动是满清民国时期老腔演出的社会特点。老腔的班社具有明显家族传承性质，每年演出约200场左右。到民国时，班社组织打破了张氏家族的藩篱，扩展到外姓和潼关、蒲城一带。它的演出活动除了参与古会和庙事的助兴以外，多数是应酬频繁的民间红白喜事，如婚嫁、丧事、贺寿、道喜、脱服（华阴民间习俗。即老年人逝世三周年的祭日，儿女们为其操办的祭祀活动。）等民间礼仪习俗。当时在二华民间流传这样的顺口溜：“泉店的影子，敷水的馍，离了一个不能过。”可见华阴老腔在这一带民俗生活中已经占据了其他剧种所不能取代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华阴老腔开始告别了它的巅峰期，陷入了转折和困惑。社会的政治因素是这种转折和困惑的基因，而愈演愈烈的左倾思想路线则直接干预了民间文化艺术活动的自身发展，也决定了它的命运。政府收缴了旧有班社的戏箱，由官方筹建了民间文艺的合作组织“革新社”，移植了一部分新剧目，如“穷人恨”、“血泪仇”等，经营方式由参与民俗活动转变为职业售票。华阴老腔参加了革新社，多次巡回到渭北和西府一带演出。但好景不长，革新社就暴露出了社团在管理体制上的诸多问题，上座率一路下滑，最后由于入不敷出，导致了它的解体。
1958年以后，紧张的社会政治空气，给民间艺术活动带来严重的干扰。传统戏遭到批判，民间戏曲常遭禁演，华阴老腔班社已是门庭冷落，风光不再，其生存状态已陷入不可摆脱的困境。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劫难。华阴老腔首当其冲，它的传统剧目一概被封杀，老戏箱和旧剧本被收缴。老艺人遭到冲击，被迫演出当时视为红色经典的“样板戏”，但最终还是被冠以歪曲英雄人物的罪名，把它打入了冷宫，老腔从此偃旗息鼓。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从1976年拨乱反正，到1978年改革开放，再到前不久“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使华阴老腔的命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复苏时代。这时的华阴老腔充满着机遇和希望，它的命运开始有了根本性的转机。等待着它的，将是新一轮的振兴和繁荣。
近千年来的风雨沧桑见证了华阴老腔的历史，它概括起来，那就是孕育萌发—发展成熟—繁荣鼎盛—转折困惑—萧条濒危—保护苏复六个历史阶段。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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