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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冠敏
渭南，位于陕西省黄河中游古雍州西河之地。渭南，以在渭河之南而名。南依秦岭，北靠黄龙，东据要塞潼关，西临古都西安。山川雄威，厥土黄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就在这片黄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孕育了誉满全国的梆子腔戏曲艺术。
渭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渭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1957年，在渭南潼关县张家湾发现了与北京中国猿人文化相似的旧石器文化（贾兰坡《中国猿人的石器和华北其他地区旧石器时代早一阶段的关系》，《古脊椎动物与人类》，1960年，第一期）。1978年，又在渭南大荔县段家公社解放村甜水沟岩壁上，发现了一具较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陕西考古重大发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标志着在公元前21世纪，距今约70——20万年前的中更新世早期到晚期阶段，我们的祖先便在这里繁衍生息，用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智慧，开垦出渭、洛河两岸肥沃的土地，开创了渭南地区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
渭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国语》云：“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帝王世纪》云：“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黄帝族系居于今甘肃天水地区的有熊氏族和居于渭南华县及其以东的有蟜氏族通婚而派生的氏族，即有熊氏和有蟜氏的后裔（《陕西古代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黄帝生于寿丘，居于轩辕之丘。《路史·后纪》罗苹注云，寿丘在今甘肃天水上邽。《陕西古代史》载，轩辕之丘在今陕西渭南（今临渭区）。据此，渭南是黄帝氏族的始居地，是黄帝故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渭南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世本》云：“仓颉，沮诵，黄帝史官。考其族源，是炎帝时期渭水流域一个氏族，至黄帝，其首领为史官，以其姓名命氏族，称仓颉氏。”《初学记·帝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苍帝史皇氏，名颉……生而能书，乃受河图谶字，于昊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园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路史·国名记》云：“古国有阳武”（今渭南白水县）。考白水《仓颉庙碑记》：仓颉为黄帝时诸侯。是渭南地区的土著族，居于今白水县，其首领死后葬于彭衙（今白水东北）之利乡亭（今史官乡）。这里有仓颉庙、
仓颉墓，北面不远为黄陵县黄帝陵。仓颉创造了文字，当为文化之祖。
渭南是著名“西音”的发源地
中国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在今渭南华县境内曾经居住着一个叫欢兜（亦名丹朱）的氏族。《山海经·西山经》云：有英水，西南注入汤谷“有神焉，其状如为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英水即今华县英山下水，先流入灌水，后注入渭水。《水经注》云：小赤水即《山海经》之灌水也，水出石脆之山，北流经萧加谷、孤原汇愚水于渭水。《清一统志》卷189“同州府”云：“小赤水在华县西。”证明华县赤水流域是欢兜人的始居地。欢兜人能歌善舞，以赤土涂面（化妆），跳双人舞祭神，伴随着众人的歌声起舞，发扬蹈厉，故称之为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欢兜人的歌舞，应该属于中国歌舞之源，戏曲的胚胎。
殷商时期，举世闻名的“西音”，产生于渭南西河。因此，西音者，“西河之音”也。据《吕氏春秋·音律》载：公元前1534年，“殷整甲徙宅西河（以今大荔为中心的黄河以西地），猶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高诱注：“西音周之音。”“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高诱注：“取西音以为秦国之乐音。”说的是：殷商时，殷王整甲，迁往西河地区。思念故里，有感而发，始作西音，抒发思乡之情。西周时，长公（周昭王右车辛余糜的封号，封为西翟长公，在今陕西洛川东南30里）继承西音以为周之音。春秋战国时期，秦缪公采风，又借西音作为秦音，即秦国之乐音，又作秦声。秦缪公以礼乐治国，遂将西河地区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曲调，作为秦音、秦声、秦风，不但可以吟唱，而且还可伴奏和舞蹈，形成了秦国的乐舞诗。《史记·李斯列传》云：“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声也。”徐慕云《中国戏曲史》云：“秦腔俗称梆子腔，盖因其以梆子乐器而得名者也。其来源极古，有谓始于战国，唯时秦始皇甫灭六国，囊括天下，以寄情于声也……后世的秦腔实际胚胎于此焉。”
西汉初，“三辅”（大荔、扶风、长安）人民编演的中国第一部秦声“角抵戏”《东海黄公》，有人物，有情节，有化妆表演，将中国戏曲发展大大推前了一步。汉魏六朝时期，秦声乐舞和百戏一直盛演不衰。西汉平通侯杨恽（司马迁外孙），“家本秦也，能为秦声。”被罢官闲居故里华阴时，闭门酣歌，以秦声抒孤愤之情。“酒后耳热，仰天而呼呜呜。”“拂衣而喜，奋袖低卯，顿足而舞（《汉书·杨敞列传》）。
唐代乐舞盛行。《旧唐书·音乐志》云：“贞观元年，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阵乐》，太宗谓群臣曰：‘朕昔在藩，世间虽有此乐，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发扬蹈厉，虽弄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彼于乐者，不忘本也’”。《秦王破阵乐》诞生于秦王李世民破刘武周时，弘农华阴一带军中与民间共创此乐舞，后进入宫中，登上雅乐殿堂，哀丝豪竹，依然令人振奋，足见其艺术魅力。唐时，“州有伶，府有戏”（白居易诗）。散乐、参军戏、傩戏、唱经、唱道情、唱曲子遍及关中各地。据《陕西戏剧志·渭南地区卷》载：“华州新葺（设厅）大荔东窑谷军民演杂剧，华山道士唱道情，冯翊（今大荔）九龙庙人民报赛……形成了‘馆台北阙笙歌于洛滨，珠阁西聆萧曲于秦野’”（《金仙公主墓碑》）。由隋曲子演化而来的唐曲子在关中东府民间以新的音乐形式出现。白居易有诗曰：“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唱新翻杨柳枝。”唐曲依曲填词，或依词谱曲，格式七言、五言、长短句不等，与今二华曲子何其相似，岂非有传承渊源？唐代傀儡戏的演出，首开扮演人物、有故事情节的先河。梁煌诗《咏木老人》曰：“刻木牵丝一老翁，鸡皮鹤发与人同”。形象地勾勒出木偶人物的造型，几与今合阳线偶一般无异。
宋金元时期，是渭南歌舞百戏和戏曲比较活跃的时期。宋真宗咸平元年（999），大荔桥渡、安武二村修建关帝庙，正二月望日赛神，“社鼓喧阗，人烟辐辏”（清道光《大荔县志》卷四）。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韩城修建法王庙，清明会有八社，倡优歌舞错落有致（解经邦《敕封五岳王行实碑记》）。演出活动促进了演出场所的发展。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大荔文庙修建露台；宋政和八年（1111），朝邑县（今大荔县朝邑镇）建筑楼阁式风格别致的东岳岱祠乐楼；元至元元年至十七年（1264——1280），韩城修建三圣庙戏楼。这些戏楼都是与神庙南北相对，使戏剧演出与报赛活动相得一彰。元统一中国后，北曲杂剧异军突起，开始挑战正统诗文的地位。元代杂剧作家李仲章，陕西冯翊（今大荔）人，所著剧作3种，现存《勘头巾》一种。
明初至明中叶，北曲和北杂剧的演出活动盛行。明太祖诏祀城隍，渭南各地都建起了城隍庙，戏楼便应运而生，故有“城隍庙对戏楼”的谚语。好歌尚舞的社会风俗，不仅促进了各类艺术的发展，同时一批艺术人才脱颖而出。合阳出现了刘小桂家乐户和吴莲、李易、琼枝等艺人（王九思《碧山乐府》、《琼枝歌》）。西府武功人康海、户县人王九思是当时关中剧坛盟友，康海罢官后居家，寄情山水，复振北曲，频频往来于“二华”（华县、华阴）、“同朝”（同州、朝邑）与华县“二张”（张光孝父子）、朝邑“二韩”（韩邦奇、韩邦靖兄弟）切磋艺术，促进了二华曲子的发展。到明中叶，二华曲子已经成为当地民间的主要娱乐形式之一。韩苑洛（韩邦奇）诗曰：“户妪杜媪犹素歌”。明中叶后，传奇剧进入鼎盛时期，大批文人涉足剧坛，并在传奇剧创作中占主导地位。他们力图通过传奇来表达对时代的感受，张扬主体精神，同时将文人的审美格调渗入到传奇中，使得传奇的文学性大大加强。可谓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曲海词山，于今为烈。这是戏曲空前活跃和戏曲创作空前繁荣的标志。时渭南名家有：“王元寿（生卒不详），明传奇剧作家，合阳人。《远山堂曲话》收录所著传奇23种，依次为：《北亭记》、《玉马坠》、《一轮画》、《击筑记》、《紫骝记》、《将无有》、《中流柱》、《石榴花》、《莫须有》、《宝碗记》、《领春风》、《郁轮袍》、《鸳鸯被》、《题燕记》、《异梦记》、《紫绮裘》、《鸾书错》、《梨花记》、《灵宝符》、《玉栀臂》、《宝缄记》、《紫台怨》，另有明抄本《景园记》。其作情节曲折，以奇见称，善于刻划人物，文笔工丽、清新。传奇大师汤显祖对其《异梦记》详家评点付梓。王异（生卒不详），明传奇剧作家，合阳人。万历时白蜡明经，居家随其兄王元寿从事传奇剧创作。所著传奇7种：《弄珠楼》、《检书记》、《保主记》、《花亭记》、《看剑记》、《瑪瑙簪》、《灵犀佩》。崇祯年间，杭州凝瑞堂曾刊刻他不少剧本，惜仅存《弄珠楼》一种，表现了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青年男女在婚姻问题上“自求良偶”的时代特点。著名戏曲理论家祁彪佳在《远山堂曲话》中云：“无功（王异）喜传侠女，故红妆中每有技击者”。其作“格善变，词善转”，“通本不脱豪侠之气”，“洗脂粉之病”。这在充斥着儿女柔情嘲风咏月悱恻緾绵的晚明舞台，实乃独树一帜，别出机杼。李灌（1600—1676），明末清初戏曲作家，合阳人。其幼时，即以文名冠三秦。中举后深感明王朝腐败不堪，终生不仕，熬清守淡，经常置身于民间艺人之中。著有各种剧目30余种，大都带有浓厚的民族思想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甲申（1644）三月，崇祯自缢煤山，他有感而作《煤山泪》，寄托对王朝的悼念和对清兵入关的愤懑。辛亥革命时，其作《七国齐》曾作为重要宣传资料。随着传奇戏曲的兴盛，渭南地方戏曲也步入了成熟时期。
渭南是“梆子腔”的鼻祖
大凡一剧种形成，必具备五种要素：剧目、声腔、表演、队伍、观众。剧目是基础，所谓剧本者，一剧之本也。
明代中叶，社会经济大发展。渭南的农业、手工业都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局面。特别是商业经济的繁荣，雇工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各地都出现了集市贸易，仅朝邑趙渡月交易达27次。文化方面，明代文学、明代传奇都发展到鼎盛时期。正是这种经济、文化氛围为渭南戏曲的孕育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渭南民间，最早形成的地方戏曲是“桄桄”、“乱弹”或作“西调”，后称“同州梆子”。因源地以西河同州（今大荔）为中心，故名。它是北剧与秦地声乐的融合，是最早的梆子腔，是全国梆子腔的鼻祖，现存明抄本同州梆子曲牌联奏体可以证明。根据明代文学家韩苑洛《韩公简公乐志》、《乐律举要》载：明万历时（1573-1619），陕西的木商、盐商曾将同州梆子带往扬州一带演出（新版《大荔县志》）。崇祯时，李自成义军曾以“西调”（即同州梆子）为军戏，随军辗转大江南北演出。合阳同州梆子老艺人王赖赖有歌曰：“城南出了个吕子欢（谦），一声都能吼破天，不唱戏，没盘缠，跟上李瞎子（李自成）打潼关”。清康熙初年，流寓湖南的邑人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记载他在湖广一带看到秦声、乱弹。记曰：“秦优新声，有名乱弹者，其声甚散而哀”。孔尚仁游山西，有《平阳竹枝词》五十首，其中两首写到他观赏的秦声、乱弹。诗曰：“乱弹曾博翠花看，不到歌筵信亦难。最爱葵娃行小步，氍毹一片是邯郸”。“秦声秦态最迷离，屈九风骚供奉知。莫惜春灯连夜照，相逢怕到花落时”。清乾隆年间，河北清苑（今保定）人李声振《百戏竹枝词》记载了同州梆子在北京的演出。诗曰：“耳热歌乎土语真，那须叩缶说三秦。呜呜若听函关曙，认是鸡鸣抱柝人”。诗前序云：“秦声，俗称梆子腔，以其击木若柝者节歌也，其声呜呜然，犹其土音也”。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十四年（1779），同州梆子著名艺人魏长生两次晋京，并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下扬州演出，以其曲折的剧情，高亢激越的曲调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表演，呈现出压倒昆、弋两腔之势，轰动大江南北。此后各地秦商会馆纷纷邀同州梆子助兴，于是，同州梆子便传播到京、津、晋、冀、鲁、豫、皖、湘、鄂、粤、桂、川、滇及西北各地，形成了各自别具特色的梆子腔剧种。
以同州梆子为主体的梆子腔的广泛传播，带动了渭南地区地方小剧种的发展。于是秦腔、老腔、碗碗腔、阿宫腔、提线木偶、跳戏、迷胡、二华曲子、韩城秧歌、渭华秧歌、拉花腔、石羊道情等百花争艳。与此同时，戏曲文学创作也活跃起来。继传奇剧作家王元寿、王异、李灌等之后，清代渭南又涌现出一批戏曲作家。著名者有：李芳桂（1748——1810），原藉华州（今华县），后迁居渭南（今临渭区）李十三村，人称李十三。乾隆丙午五十三年（1786）举人。所著剧目统称“十大本”：《春秋配》、《白玉钿》、《香莲佩》、《紫霞宫》、《如意簪》、《玉燕钗》、《万福莲》、《火焰驹》、折戏《四岔捎书》、《玄玄锄谷》。现藏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其作反映了作家的北门之叹，反抗封建朝政的思想。内容多为才子佳人，情节充满传奇色彩，结构巧妙严谨，语言典雅诙谐。代表作《春秋配》通过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抨击了封建道德和吏治。嘉庆四年（1744）由著名秦腔艺人姚翠官在北京“双和部”西秦班中演出，倾倒京师观众。崔问余（生卒不详），清中叶传奇作家，蒲城人。嘉庆三年（1798）举人，六年（1801）进士。著有《碧玉钿》一部，描写男女真情，曲词精妙，沉博艳丽，草蛇灰线，可歌可泣，不愧才子之目。现存嘉庆、光绪藏本。李荫堂（生卒不详），传为清代戏曲作家，澄城业善人。著有《金琬钗》一部，堪为才子佳人典范。结构奇巧，文情并妍，词如错彩镂金，情节跌岩有致。
渭南戏曲的发展时期
清末民初，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渭南一批知识分子，积极寻求救国良方。他们十分重视戏曲艺术的“高台教化”功能，组织新剧社，编演新剧目，宣传民主，敦风厉俗，改造社会，拯救民族。蒲城名士李桐轩，民国元年（1912）与富平高培支首倡发起成立陕西易俗社。从此，陕西首个民主革新戏曲团体诞生。彼倡此和，在易俗社的带动下，渭南各地新剧社林立，以改良秦腔为主的戏曲改革，改革传统剧，编演新剧目，成为剧坛新时尚。顿时出现了华阴“强聒学社”、大荔“牖民学社”、蒲城“培风学社”等新型戏曲团体。改良戏曲的热潮，风卷东府大地，涌现出一批有名的剧作家，在繁荣戏曲创作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主要作家有：李桐轩（1860——1932），蒲城人，清代贡生。民国二年（1913）著有《甄别旧戏草》，列举了306部传统剧目。著有大小剧目20余种：《一字狱》、《天足会》、《亡国痛》、《鬼教育》、《人伦鉴》等，宣传爱国思想，破除迷信，提倡科学。李约祉（1879——1969），蒲城人，著有戏曲20余种：《庚娘传》、《韩宝英》、《仇大娘》、《千子鞭》、《优孟衣冠》等。以《庚娘传》和《韩宝英》为代表，或表现庚娘英勇机智，以死抗争的复仇精神；或表现太平天国兴亡，告诫人们以大局为重，不可自恃逞强而贻误大局。高培支（1881——1960），富平人，著有剧目54种，常演不衰者有：《鸳鸯剑》、《夺锦楼》、《二郎庙》、《亡国影》、《紈绔镜》、《人月园》、《当头棒》、《官海潮》、《鸦片战争》等。或歌颂英烈，或鞭笞黑暗，或以细腻之笔描述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蕃篱的悲欢离合，或以委婉之词劝喻群众摒弃鬼神迷信。李仪祉（1882——1938），蒲城人，李桐轩次子。著有《李寄斩蛇记》、《卢采英》、《复成桥》等剧本。其作在继承传统戏曲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戏剧美学，多为教育青年如何立身。王绍猷（1883——1971），富平人。著有《秦腔记闻》（《秦腔史稿》604页）。20世纪30年代开始戏曲创作，改编秦腔剧目有：《新忠义侠》、《铡美案》、《金光玉》、《拷红娘》、《紫霞宫》等。《新忠义侠》揭露了严嵩集团的暴政，讴歌了周仁的忍辱负重和侠肝义胆。今存民国年间西安德华书局木刻本。郝心田（1893——1982），渭南（今临渭区）人。从小受孙中山、于右任民主思想影响，曾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斗争。抗战时期，为唤起民众抵抗外侮，创作《烛影斧声》、《平民革命》、《对玉玺》、《焚书救艳记》。改编《一箭缘》等均已上演。王辅丞（生卒不详），大荔人。著有戏曲剧目10多本：《一线天》、《比翼鸟》、《一磅肉》、《媚外镜》等。《一磅肉》根据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改编，鞭打了夏洛克的贪婪、阴险、残忍和丧失人性。田益荣（1913——1983），富平人，陕甘宁边区剧作家。著有《喝开水打日本》、《战临沂》、《反妥协》、《有田教子》、《活埋》、《新柜中缘》、《回头是岸》、《原来是顽固分子派来的》、《两个世界》等。歌颂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和根据地的民主作风，揭露了日伪凶残本质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败。他把阿宫腔皮影戏带到边区，并为其编写了《文天祥》、《西太后》、《虎符》、《屈原》等剧目。
渭南戏曲的繁荣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戏曲工作。历经战乱年月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民族戏曲频临灭亡。艺人流散，班社解体，时同州梆子竟无一班社存在。解放后，戏曲工作者如久旱逢甘霖，喜获新生。渭南专区成立了文艺工作团，各县也都组建了民间职业剧团。
建国初期，演出剧目良莠不齐，精华与糟粕并存。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极大地调动了渭南剧作家的积极性，现代题材的新剧目纷纷走上舞台，令观众耳目一新。其中代表性的剧目有：争取婚姻自主的迷胡现代剧《婚姻要自主》（黄俊耀编剧），1952年渭南专区文工团首演；1953年修改易名《梁秋燕》，由西北戏曲研究院首演。作品以浓郁的生活气息，真切朴实的艺术表演和悦耳动听的曲词唱腔，令观众大饱眼福，令青年男女神魂痴迷。三秦城乡有谚语云：“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反映妇女坎坷命运的秦腔现代剧《罗汉钱》（王槐蔚改编），《刘巧儿》（姚诚改编），西北戏曲研究院首演；反映新型农民爱社如家，不徇私情的秦腔现代剧《母女俩》（谢蒙秋改编），1956年西安三意社首演；反映新型妇女科学务棉的秦腔现代剧《九员女将》（石璞即马贻云编剧），1958年陕西省文光剧团首演；反映农村干部作风的秦腔现代剧《银光重放》（李文宇、刘玉宏、何养正、谢蒙秋、乔支编剧），1964年渭南地区秦腔一团首演；秦腔现代剧《阳光大道》（姚一征编剧）等。创作改编古典剧、传统剧喜获丰收。有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碗碗腔传统剧《女巡按》（鱼讯、黄俊耀改编）、《鸡鸣山》（李静慈改编）；反映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秦腔剧《火焰驹》（谢迈千改编）、《新忠义侠》、《铡美案》（王绍猷改编）；反映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爱情的秦腔剧《游西湖》（袁多寿、马健翎改编）、《法门寺》（姜炳泰改编）、迷胡剧《曲江歌女》（黄俊耀改编）、《李亚仙》（杨鹤斋改编）、碗碗腔《囊哉》（朱学改编）、秦腔剧《桃花扇》（姬颖改编）；反映忠君爱国题材的秦腔剧《屈原》（袁光改编）、《铜台破辽》（姬颖改编）、《辕门斩子》（李静慈改编）等。
1956年夏，陕西省举办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检阅戏曲改革的成就。王绍猷改编，渭南新民剧团首演的秦腔剧《铡美案》、李瑞阳改编，大荔剧团首演的秦腔剧《金沙滩》、姜炳泰改编，陕西省戏曲剧院首演的秦腔剧《法门寺》，均获剧本改编一等奖。1957年，陕西省文化局召开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安排部署挖掘整理传统剧目工作。组成发掘组，发动老艺人“翻箱底”、“抖包袱”。渭南同州梆子、迷胡、老腔艺人，参加了西安举办的献艺、献戏演出。据统计，全区共挖掘出传统剧目1433部，其中秦腔213部，同州梆子309部，阿宫腔25部，碗碗腔93部，迷胡35部，线腔300部，跳戏80部。老腔31部。主要作品已录入《陕西省传统剧目汇编》，其中较为珍贵的有同州梆子嘉庆年间（1796——1820）手抄本《画中人》、《麟骨床》；同治年间（1862——1874）手抄本《昭君出塞》、《六郎坐帐》、《黄鹤楼》等，现藏陕西省艺术研究所。1958年，谢迈千改编的秦腔古典剧《火焰驹》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为彩色艺术片，发行全国。
在戏曲改革的大潮推动下，过去以皮影、木偶形式演出的老腔、阿宫腔、碗碗腔和提线木偶纷纷搬上大舞台，从剧本、舞台、表演、音乐、舞美诸方面进行改良，以新的面貌展现在观众面前。1960年3月，陕西省在西安举办新搬上舞台剧种会演，大荔碗碗腔《火焰驹》、富平阿宫腔《王魁负义》、合阳线腔《白汗衫》演出获得极大成功。1961年5月，陕西省戏曲学校同州梆子实习剧团赴京汇报演出团，演出了同州梆子传统剧《破宁国》（趙伯平、罗明改编）、《石佛口》；1961年9月，陕西省富平县阿宫腔剧团赴京汇报演出团、陕西省大荔县碗碗腔赴京汇报演出团，先后演出了阿宫腔传统剧《王魁负义》（王玉珊改编）、《白蛇传》（袁多寿改编）、《锦江亭》；碗碗腔传统剧《二度梅》（刘遵义改编）、《兵火缘》（田建军、惠居民改编）、《金琬钗》（任国保、朱学改编）等。
1964年，古装剧、传统剧停演。强调戏剧创作配合中心，为政治服务。伴随着“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渭南的戏剧创作“一边倒”，以阶级斗争为纲，农业学大寨的题材占领舞台。
“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界备受摧残，剧作家遭受批斗和批判，被打成“黑线”人物和“牛鬼蛇神”，关进“牛栅”。“革命样板戏”一枝独秀，百花凋零。学习、移植样板戏，成为戏曲团体唯一的政治任务。
粉碎“四人帮”以后，拔乱兴治，平反冤假错案，文艺界获得重新解放。根据中央“扩大文艺节目，丰富文化生活”的指示，用文艺的形式总结历史教训，帮助人们认识斗争的复杂性和形成十年浩劫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具有深远的意义。文坛出现了“伤痕文学”，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发人深醒。渭南的剧作家们在冷静思考的基础上，一批沉甸甸的有深意的作品问世了。其中有线腔现代剧《满院春光》（木儿即李新庆编剧），秦腔现代剧《无辜的人》（曹冠敏编剧）；《三霞传》（张锦壁编剧）；迷胡现代剧《葫芦坝》（张玉枫、潘渊编剧）。这些剧目，悲而不惨，哀而不伤。它们没有表现苦难，而是表现苦难中的觉醒；它们不是罗列凄凄惨惨的事件，没有让人感到绝望，而是让人心灵上受到极大的震撼，同时看到伴随着阴霾笼罩，必然会闪现出光明，激起人们热爱新生活，创造新生活的信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古老中华民族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号角，神州大地，驱散阴霾，迎来了光辉灿烂的春天。渭南的剧作家们不甘示后，奋起讴歌改革开放、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以农村经济改革为题材的戏剧创作走红，一批年富力强艺术上成熟的剧作家首当其冲，创作了一批优秀现代剧。如：秦腔现代剧《枣园沟》（樊德田编剧）；阿宫腔《三姑娘》、《四季歌》、迷胡剧《五味什字》（曾长安编剧）；迷胡剧《杏花村》（毋致、杨淑琴编剧）；迷胡剧《如今村里年轻人》、秦腔剧《梨花似雪》（史育民编剧）；秦腔剧《涝池岸边》（赵静铭编剧）；迷胡剧《女儿沟》、秦腔剧《金子月亮》（王袁朝编剧）；秦腔剧《红枣树下》（车雪亮编剧）等。其中，《三姑娘》获陕西省首届艺术节金奖、首届中国艺术节西北荟萃剧目奖；《四季歌》获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剧目奖；《五味什字》获国家“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杏花村》获全国剧作二等奖，并拍成电影戏曲艺术片发行全国；《涝池岸边》获1999年陕西省调演优秀剧目奖，2000年曹禺戏剧奖剧本提名奖；《梨花似雪》在《剧本》杂志发表。改革开放以来，剧作家们没有安常守规，他们走出了过去创作政治的、道德的、伦理的批判，刻意“寻根”，在文化反思上作文章。作品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广大农村在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铺天盖地而来时，面对新的困惑，新的冲撞，新的决择，人们开始对自身生存状态进行思考，开始文化反思。反映了他们的心灵变迁，他们在改造家乡，建设新生活中的文化心理、婚姻观念和价值观念。他们实在是穷怕了。造成贫穷和落后的，不仅是愚昧，更是建立在落后物质条件之上的制约着人们的传统文化积淀，从而呼唤着饱经物质和精神磨难的整个中华民族，对自身处境的上下求索，面对新的裂变，在麻木中开始觉醒。
历史剧、古典剧、传统剧创作、改编，从题材到表现手法上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代表性的剧目有：秦腔历史剧《王鼎尸谏林则徐》（张自胜编剧）、《千古一帝》（毋致等编剧）、《青丝吟》、《玉玦吟》（赵静铭编剧）、《秦王剑》、《长城歌》（曹冠敏编剧）、《金石魂》、《焚佛记》（谭昭文编剧）、《大将王翦》（成全民编剧）、《齐王悔宫》（屈智臣编剧）、《碧血芳魂》（王禾编剧）、《司马迁》（奕欣即樊仰山、韩城即张云龙编剧）、碗碗腔古典剧《沙苑恩仇》（春晓、刘遵义编剧）、秦腔古典剧《状元桥》（张施民编剧）、《聂小倩》（袁多寿改编）、《素娘刺宫》（谢蒙秋编剧）、秦腔传统剧《白玉楼》（李群芳改编）、《瑞云》（赵培文改编）、阿宫腔传统剧《金鳞记》（王玉珊、傅新元改编）等。其中《王鼎尸谏林则徐》获全国金三角奖；《千古一帝》获全国创作二等奖；《焚佛记》获陕西省第二届艺术节银奖，获第四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银奖；《金石魂》获陕西省94年度剧本评奖一等奖，获第五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银奖；《玉玦吟》获第二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银奖；《长城歌》获西北五省“太阳杯”大奖。这些剧目，无论是反映历史改革，宫廷斗争，无论是描写男女之情，还是生活悲喜剧，作家都在用现代意识审视历史，强化作家和人物的主体性。通过作家真切的人生体验，撞击历史人物的心灵，挖掘人物的心理，展示历史本质。通过对历史、古代生活的再现，引导人们寻找民族文化的本源。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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