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地区的地方戏曲剧种是在秦声古剧的影响下产生并日趋兴盛的。而秋神报赛的群众性戏曲活动，则极大的促进了它的成熟与繁荣。

　　秋神报赛即春祈秋成报赛，此风肇于先秦，此后遍及农村。最先只限于后土祀及与农业有关的神祀，后因隍祀而普及于很多寺庙观馆。星罗棋布于我区广大农村的古代戏楼(又名乐楼、戏台、歌台、歌舞楼、舞榭)，是这方面的历史见证，以韩城市为例，宋元两代戏楼遗址达20多处，一个小小的县城(市前为县)亦达l7处之多：有些村庄也多达七八个，尽管经过多次兵乱的毁坏，但目前渭南地区尚存的清代以前建筑的戏楼仍有140多处。其中有大荔县朝邑大寨子东岳庙的宋代乐舞楼，韩城市北营庙的金元时代戏楼，蒲城县城隍庙的乐厅露台(金人符节《重修城隍庙碑记》)，华阴县敷水的金代戏楼和韩城    第十七编东府戏曲秦市城隍庙明代戏楼，澄城县城隍庙唐代乐楼，华县城隍庙戏楼(“文革"时毁)等等。明初，由于朱元璋敕封城隍，各州府县以至一些稍大点的村庄都建有城隍庙，而戏楼又成了每座寺庙总体建筑结构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农村流传有“城隍庙对戏楼"的谚语，从此祀城隍又成了当地秋神报赛的重要内容。

　　庙会一般演戏一台，有时多达四五台。有对台、并台和对并台同时演出，赛会实为赛戏。赛戏的普遍发展，极大的促进了农村戏曲的发展与繁荣。赛会戏一般演出三天三夜，多时可达旬日半月。华阴县西岳庙会，演出达20余日(《华阴县志》卷一)，盛况空前。清康熙时，康行徊主修的《韩城县续志》说：“大会于八月二十四前后，凡五日，里中之祀，此为第一。商贾辐辏，百货鳞集，士女朝礼，香火杂沓，遍于城中，有越境渡河而来者，箫鼓宴享，备极繁华。乐伎歌舞，尽态极妍。里社以南北分其为社，各五。有以数十金，致梨园者，妙舞清吹，用于郡邑，由来久矣。”蒲城、合阳县赛会演戏，更是驰名省内外，当地群众口歌说：“合阳六月炸，澄县七月压不下”。蒲城最盛者是“南北二赛”，“南赛在五更村，祀东岳，北在延兴，祀尧山圣母。届时梨园纷集，车马填塞，一切浮糜足抵中人数十户之产"(《蒲城县新志》卷一)。大荔县正月望13的赛会演戏，创自宋真宗时，元明二代，更是“社鼓喧阗，火烟辐辏，渭、蒲、富、临咸至”(《道光大荔县志》卷四)，明人张联珠在《后土庙重修碑记》中说：百姓祈丰年，为之渭南历史通览报赛，“从西汉历西晋、六朝及唐、宋、元、明，恒四序不绝o”如果把我区各县这种秋神报赛演戏的日程加以排比，就会发现一年360天中，几乎每天都有报赛或其它祈祀演戏活动，娱神实为娱人。赛会和祀神成了当时人民群众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演戏之习，日唱不足，继之以夜，从而又形成了我区的夜戏风糜于世。乾隆初年抚陕的陈宏模曾专门出告示l0多次，三令五申禁戏，但不止。

　　渭南地区是一个长期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地区，这种举县若狂的赛戏演出，充分表现出农民在戏曲方面的兴趣与艺术创造力，也就形成了本地区剧种之多，剧目的丰富，艺人的辈出不穷和班社的林立。梆子声腔中同时出现同州梆子(老秦腔)，秧歌戏中出现韩城秧歌与渭华秧歌的不同风格流派。并在不同流派中出现了新剧种。正是在这种秋神报赛中涌现出的，各剧种间的相互艺术交流与竞争，如线腔戏吸收梆子声腔剧种的腔调形成了“乱弹调"。曲牌联缀体迷胡戏、碗碗腔、秧歌不断吸收板腔体音乐结构，从而形成了两种音乐结构并用等。

　　渭南地区本地剧种；滥觞于唐以前的秦声，使各自得以丰富和提高。至宋元间开始形成了许多不同声腔的戏曲剧种。明清两代逐渐达到了鼎盛时期，呈现一派云蒸霞蔚的胜境。

　　秦腔，亦日同州梆子，是梆子腔剧种中形成较早的剧种。从声腔上讲，它的板式变化体的音乐结构与唐大曲有着继承关系。元代作为北曲别派的西腔、乱弹，跻身于海盐)并存的北方重要戏曲声腔。此后不久，即繁衍出一系列梆子声腔剧种。明末清初，同州梆子逐渐形成了自己高昂激越、古朴的艺术风格，成为独立的一个剧种。康熙以前它有时(或基本上)是板腔、联曲两种曲式兼用。板式有散板、紧板、慢板与滚白等，除滚白外各板路又有两种情感色彩不同的调子，即花音(又名欢音)、苦音(又名哭音)。乾隆以后，从宋大曲和元杂剧中吸收的曲牌(包括套曲)、唱腔，逐步转变为伴奏音乐，即曲牌音乐，板式也不断丰富。如在二六板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不同感情色彩，可以表现多种思想感情的l0多种板路，音乐的戏剧性也大大加强了。这种以一个曲调为基础，充分利用曲调变化的原则，把它用各种板头唱出来，主旋律清晰、明朗，节奏变化多样，而且成套，从而使音乐与戏曲表演、剧本结构等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并使其唱、做、念、打都音乐化，它看起来好像简单，只有一个主旋律，两个曲调(花音、苦音)七八种板路，但却能通过不断的变化，表现极为丰富的生活内容。它把史诗及抒情诗的原则结合了起来，内在节奏通过音乐外在结构表现了出来，而且二者浑然一体。所以在以昆曲为代表的联曲体发展到无法解决音乐与戏剧性的矛盾时，“随唱胡琴，善于传情"、“易人市人耳目”的秦腔，就很快被不识字或‘识字甚少的农民和他们艺术家所喜闻乐见，从而形成了一个以秦腔为代表的梆子声腔剧种体系。渭南ll个地方戏曲剧种的完善与兴盛差不多都在这一时期。l8、19两个世纪，是本区戏剧蓬勃发展的时期。班社林立、艺人辈出，剧目丰富，演出场所遍及各个村镇，有时一个村竞达数所，表演的程式化程度更高。有些地区演出更是一年四季不落台，白天演、夜晚演，有秋神报赛戏、丧葬戏、寿诞戏，戏曲艺术似乎整年都在活动中。同州梆子(老秦腔)有着名的四大班、八小班，三四十个班社；合阳县跳戏则有行家村、莘里、南义、坊镇、宋家庄、南北顺村、岳庄、坤龙等30几个班社；线偶戏有以领班艺人和村名命名的班社30多个；碗碗腔的李家班，老腔的张家班，迷胡的杨运子班、党回儿班等，阿宫腔、韩城秧歌也拥有一批着名班社，此时戏曲班社大都是以主要艺人为核心的自组形式，一班是一二十人，艺人要求有较全面的艺术才能，即“文武不挡”，演出多为包戏，具有浓厚的自乐班社性质，有极强的季节性。每个班社都有一批艺术造诣很高的艺人，全区不下千人。其中影响较大的，康熙、乾隆年间有同州梆子的申祥麟、宝儿、喜儿、黄三等。嘉、道、咸、同年间，有入远登空、滑稽敏捷的第一名丑皂皂子，庄严雄伟、神韵绝俗的须生王观灯，歌喉宛转、丝丝入扣须生冬至儿，跻工出众、武艺超佳的旦角启运儿，韵协商羽、唱工最佳的青衣兴业儿，风眉梨花，清柔流丽的平安儿，风姿俊美、雅如兰芳的双元儿，工力老到、不同凡俗的润儿。净角有声如雷鸣、气贯长虹四全儿，鹤立高岭、虎啸第十七编东府戏曲秦韵秦声长风的五五子、忽忽子，黑红文武精通无阻的大木头、二木头，丑角中妙趣横生、武艺精通的碟碟子，俗不伤雅、动辄有趣的水泅子等。清末则有近如花笑、远如岚翠的长命儿，文武兼备的水铃儿，活韩信王谋儿，猛开花王德元，迷三县朱林逢和王赖赖、李桂亭等；线偶戏的杜进虎，阿宫的金马驹、石盆子、王石娃、董相公、赵老四、任老五、王仓、齐娃子、友娃子；迷胡的白牡丹；老腔的张老闷、张坤儿；碗碗腔杜升初等。这里特别应该提及的是l8世纪中晚期的魏长生与l9世纪的白长命，他们在秦腔艺术上的造诣和影响彪炳青史。魏长生字婉卿，行三，人称魏三儿，乾隆四十五年(1780)他二次入都，以“甘受罚无悔"求得在双庆班演出机会，结果“以《滚楼》一剧，名动京城，观者日至千余，六大班顿为减色"，“士大夫亦为之心醉”(《燕兰小谱》)，“六大班伶人失业，争附入秦班觅食(《藤阴杂记》)，以后在北京演出达五年之久，乾隆五十二年(1787)，他又扛着秦腔这面花部戏曲的大旗，南下扬州，演出于苏、杭、扬州一带，使江南最繁华的扬州出现了"到处笙箫，尽唱魏三之句“(《扬州画舫录》序)”。使不少名流学者如焦循、李斗、赵云松、吴海溪、李调元、吴长元等为之折服；在北京、扬州他又培养了一大批秦腔艺人，形成了一支浩荡的拥有极高艺术造诣的秦腔队伍，史称“魏派秦腔”。l8世纪震撼剧坛的“花雅之争"中，秦腔终于以它的“易入市人耳目”、“热耳酸心"且富有泥土芳香的艺术风格取代了被朝廷尊为“雅部”的昆曲，而成渭南历史通览为剧坛盟主。当时朝廷尽管三令五申明令禁止秦腔，但国中仍然出现了“秦腔热”。魏长生与秦腔也“海外咸知有魏三，清游名播大江南”了(《日下看花记》)，魏长生对秦腔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剧目，能随时自出新意，不专用旧本，唱腔有“遏云振林木"之感，化妆上的梳水头与妇女无异，表演上的纯朴细微、做工精美、“描摹人微"，尤其是“贞烈之剧，声容真切，令人欲泪"(《燕兰小谱》)。他把陕西农村社火中的踩跻和秦腔中的跻工巧妙地加以运用、发挥，使之“足跳目动，在在关情"0正如小铁笛道人说的：“蹈跻竞胜，坠髻争妍，如火如荼，目不暇给，风气一新”(《日下看花记》)。他们创造的众多的女性艺术形象，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秦腔艺术。白长命是继魏长生后又一卓绝的同州梆子表演艺术家，在北京曾享有极高声誉，人称“盖陕西”。他工青衣，花衫，如《玉香女奉琴》、《王有道赔情》，其戏无不宜人，人赞之为“雅曲清歌，陶人欲醉。近如花笑，远似岚翠"(王绍猷《秦腔纪闻》)。水铃儿的技艺也颇精湛，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同州府、大荔县，出了水铃一巧旦，会透桨，会舞剑，执火棍，打焦赞，扮贺后去骂殿，这些好，不上算，一扎场子七回变。"正是这些在秦腔演唱艺术上有着极高造诣的艺人，共同促进了秦腔的发展与兴盛。其它剧种中同样有一批富于创新精神的艺人，如杜进虎在线偶戏唱腔与表演上的创造与革新，“一杆旗”在碗碗腔上的大胆创新等。

　　这个时期创作出一大批新剧目，像在艺人中普遍流传的“江湖十八本”、“上八本"、“中八本”、“下八本”、“四小”、“四袍”等。其中的“三打"、“一破加一寺"(《打金枝》、《打镇台》、《打銮驾》、《破宁国》、《法门寺》)更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从《赛琵琶》到《香联串》再到《秦香莲》一《铡美案》，集中表现出同州梆子艺人在剧目思想上与艺术上的不断交流和革新精神。《庆顶珠》、《春秋配》、《反徐州》等的出现及所产生的影响，说明这一剧种长于表现重大的政治斗争。多生多旦多净，角色行当齐全，也是这一剧种的一个特点。“要唱文《渔家乐》，要唱武《长板坡》，不文不武《闹沙河》"，道出它见文见武的特色。历史戏，尤其是《三国》、《水浒》、《杨家将》等戏为它的主要内容和行当本色。其它剧种也同样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剧目，如以历史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跳戏，有近百个剧目。以细腻见长，善于表现儿女情长的碗碗腔与阿宫腔，也都拥有众多剧目(阿宫l00多，老腔l00多，碗碗腔近千种)，线腔也有“十二龙"、“二十二鸳鸯"、“二十四传”、“七十二图"和“三箱”、“二楼"、“双钗"等500余本，韩城秧歌与谓华秧歌也收有百本以上的剧目，总计可达三四千本。这些剧目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极为广阔、丰富，若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上自先秦，下至清代，应有尽有，足以反映出历代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斗争、历史大事、军事斗争、宫廷、民俗故事，大案奇闻，人情风俗和传奇、言情等方面的内容。大荔川心店是专门刻印同州梆子剧本的作坊，刻书逾数百部，如《余宽休妻》、《断桥亭》、《斩秦英》等。

　　从明末清初开始，有相当一批文人学士，也积极参加地方戏曲剧目的创作，从而对戏曲的剧目文学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像明末清初合阳的李灌(1601一l676)，他不但对合阳线偶戏的唱腔、脸谱、服饰与提线技巧等进行了许多改革，而且创作剧目30余本，其中以当地农民反清为题材的《黑山记》就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他的创作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思想，所以直到辛亥革命中，这些作品仍被当作以“灌输革命为宗旨”(雷葆谦《合阳县志新材料》)进行演出。乾隆年间渭南举人李芳桂，群众称“李十三”，于l8世纪末叶创作剧本十大本：《紫霞宫》、《万福莲》、《火焰驹》、《香莲佩》、《春秋配》、《玉燕钗》、《如意簪》、《白玉钿》及两出折戏《玄玄锄谷》、《四岔捎书》。其中《春秋配》、《火焰驹》、《白玉钿》、《紫霞宫》被秦腔、碗碗腔、迷胡、京剧、河北梆子、蒲剧、评剧、豫剧等多种剧种移植演出，产生了很大影响。李芳桂剧作具有情节曲折错综、婉转旖旎，结构宏阔，唱词生动自然，雅俗共赏的特点。尤其善于描写动乱年间的人与事。蒲城崔问余的《碧玉钿》、乾隆年间合阳翰林许秉(莲搭》改编的《意中人》(跳戏)和其它一些文人的创作，对剧本的文学性都有所提高。

　　在表演艺术上，以同州梆子为代表的本区地方戏曲表演艺术逐步程式化，角色行当为适应表现广阔的现实生活，更趋于细致。同州梆子角色行当由明代至清初的四门30余类逐步稳定为“二十三头网子”、“二十八门"。各行当也积累了一系列具有极强表现能力的程式和技术性极高的特点，如吹火、吊帽盖、甩发、耍翎子等。秦腔艺术的程式化原则以及表演艺术上还有一些情节，如上下场等也多达30余种，即使是一些技术性极强的特技也套路化。至于音乐上的程式化也十分鲜明。其它一些戏曲剧种在秦腔影响及相互间艺术交流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