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建立到1989年的40年间,陕西戏剧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49—1957),“改人、改制、改戏”,戏剧大繁荣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5),即坚持两条腿走路,发展现代戏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即批判“文艺黑线”,大演“样板戏”时期;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1977—1990),即戏剧重新复苏与发展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陕西戏剧团体有四种并存体制。一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建立的共和班社。它们从国民党苛捐杂税重压下被解放出来,重振旗鼓,开始演出。西安有易俗社、三意社、晓钟社、新民剧社、风易社等,全省有30多个。二是旧有和新建的民间职业班社,有西安的民众剧社、渭南的人民剧社、韩城的新民剧社、咸阳的义兴社、武功的胜利剧团、岐山的凤鸣社、汉中的平民剧社、洋县的新民剧社等,全省有50多个。三是由各级政府主持组建的文工团性质的剧团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进入大中城市的公有制戏剧院团。有渭南、宝鸡、安康、三原分区、咸阳分区文工团,以及西北民众剧团、陕西省秦腔实验剧团、陕西省眉户剧团等25个。四是农村业余剧团。 1950年5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和陕西省暨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了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进处。同年11月30日陕西省教育厅设立文化科,1953年2月成立西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9月成立陕西省戏曲修审委员会和西安市流行剧目修审委员会,1954年10月成立陕西省文化局,同时陕甘宁边区文协、西安市文教局和西安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分别开办了党的文艺政策讲习会,3年内培训1419人,投入戏曲改革。1949年10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戏曲改进委员会就派杨公愚进驻易俗社协助工作,增补了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马健翎,西北文联副主席张季纯、秘书长苏一萍、刘尚达等为该社社员。杨公愚被选为社长,马健翎、张季纯被选为社务委员。 戏曲改革迎来了戏曲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截至1964年,全省共挖掘整理抄存14个剧种的传统剧目8700余个,整理编辑出版《陕西传统剧目汇编》共71集。同时,也促进了剧团建设、剧场建设和青年演员的培养以及理论研究工作大发展。至1956年底,全省共有全民所有制剧院(团)19个,集体所有制剧团77个,从业人员1万余名,各种业余戏曲团体1950个。这个时期,全省各地、市、县修建剧场50余座,西安建有人民剧院、五四剧院、长安剧院、长乐剧场和实验剧场等5个戏剧演出场所。1957年3月西北艺术学院戏剧系成立,同年2月,陕西省戏曲学校成立。文化行政主管部门采用学校培养、随团培训等办法,培养戏剧理论、戏剧创作、戏曲音乐、舞台美术和青年演员。1950年9月西北戏剧工作者协会成立,1955年3月陕西省传统剧目工作室成立。这些戏剧专业机构,多次发起和举办戏剧改革学术讨论会,开展理论研究,促进戏剧改革。 1958年至1965年,陕西戏剧艺术成果开始向外传播,一些优秀的戏曲作品被摄制成电影戏曲艺术片。1958年11月,优秀秦腔剧《三滴血》《火焰驹》《赵氏孤儿》《游西湖》《窦娥冤》《一罐银元》,眉户剧《梁秋燕》《鹰山春雷》,碗碗腔《金琬钗》《白玉钿》等,由陕西省戏曲剧院二、三团和西安易俗社组成赴京汇报演出团,在北京演出42天,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鼓励和戏曲界好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观看演出并接见了演员,史称“三大秦班进北京”。1959年9月20日,演出团带《三滴血》《赵氏孤儿》《游西湖》等,晋京参加庆祝建国10周年献礼演出,遂赴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又在江南数省巡回演出,历时半年,此行又被称为“三大秦班下江南”。1961年5月和9月,陕西省戏曲学校组成的同州梆子实习演出团和富平阿宫腔剧团、大荔碗碗腔剧团联合组成陕西省赴京演出团,赴京演出整理改编的同州梆子传统戏《破宁国》《石佛口》和碗碗腔《二度梅》《兵火缘》《金琬钗》及阿宫腔《王魁负义》《白蛇传》《锦香亭》《金麟记》等剧目,阿宫腔、碗碗腔演出团应邀去山东济南、淄博、青岛演出,1963年又赴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巡回演出。1958年4月和1960年5月,长春电影制片厂和西安电影制片厂先后将秦腔剧《火焰驹》《三滴血》分别摄制成戏曲艺术片向全国发行。随着戏曲成果的广泛传播,这一阶段,陕西地方小戏迈开了改革的步伐,过去用皮影演出老腔、碗碗腔、阿宫腔、弦板腔、大筒子、各地曲子和用木偶演出的线戏、民歌剧等,逐步搬上大舞台。剧本结构、角色设置、表演技巧到音乐唱腔、舞台美术等方面不断得到完善。1960年3月15日陕西省文化局在西安举办了新搬上舞台剧种会演,全省有14个代表团的19个剧种,演出了碗碗腔《火焰驹》,阿宫腔《王魁负义》,弦板腔《九连珠》,关中道情《墙头马上》,陕南道情《木匠迎亲》,线戏《白汗衫》,大筒子戏《赶会》,紫阳民歌剧《嫁嫂失妻》和西府曲子《王妈问病》等30多个剧目。歌颂“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演现代戏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成为时尚。反映阶级斗争的《三世仇》《苦菜花》《夺印》《槐树庄》《箭杆河边》《苦水甘泉》《社长的女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占领舞台。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陕西戏曲艺术受到摧残。在“彻底砸烂文艺黑线”“批判封、资、修”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思潮影响下,不少戏曲管理干部、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艺术骨干等文艺工作者被揪斗、批判,被打成“黑线”人物和“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全部传统戏和许多现代戏遭到批判,《梁秋燕》《蟠桃园》《枣林湾》以及移植演出的《三上桃峰》《园丁之歌》等戏被勒令停演,并成为批判对象。“文化大革命”前编辑出版的71集《陕西传统剧目汇编》,大部分被付之一炬。经过“造反”“清队”“斗批改”和“一打三反”运动,有的戏曲团体和研究机构被撤销;戏曲工作者有的被下放农村,插队落户,有的被安排到工厂、商店或其他行业,有的被劝退离职,有的被挂起来,有的被迫害致死。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多数戏曲表演团体更名为文工团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首要任务是学习演出“革命样板戏”。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陕西戏曲获得了新生。次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500多人参加的陕西省文艺创作会议,号召作家、艺术家在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引下,努力繁荣创作,丰富上演剧目。“文化大革命”期间禁演的《血泪仇》《梁秋燕》《十五贯》《逼上梁山》《铡美案》等剧目恢复上演。省委决定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分会”“陕西省剧目工作室”,重新出刊了《陕西戏剧》和《西安戏剧》。各地、市陆续成立了戏剧创作研究室。组建恢复了陕西省戏曲学校。西安、宝鸡、咸阳、延安、榆林、汉中、安康等地、市也相继组建了艺术学校。1979年2月22日,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分会召开西安戏曲界大会,为“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判的《游西湖》《三滴血》《赵氏孤儿》《两颗铃》《风云漫秦川》《风雪桥山》《女巡按》《窦娥冤》《破宁国》《金琬钗》《蟠桃园》《曲江歌女》《中国魂》《老鼠嫁女》《一文钱》等戏曲作品平反,恢复名誉。戏剧团体出现了创作、改编、排演新戏的繁荣景象。1983年,省委提出“振兴秦腔”的口号,全省出现了戏剧改革的新热潮,许多院团开始打破“大锅饭”,实行院团长负责制,演职人员聘任制等改革措施。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从剧本创作、表导演手法、音乐舞美等方面大胆探索,创造适应现代观众欣赏情趣的戏剧艺术。1985年新编秦腔历史剧《千古一帝》晋京演出,荣获11项奖励;1987年西安易俗社演出的秦腔古代剧《文君私奔》晋京演出,受到文化部表彰。1987—1989年相继举办两届艺术节,陕西戏剧舞台空前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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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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