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戏剧艺术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清道光进士俞曲园说:“角抵为戏剧之始。”近代一些戏剧史学家曾有“中国戏剧源于西北”之说。据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钟和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哨可知,当时陕西先民们的生活中已经有了简单的乐器。西周灭商,在陕西的沣、镐建都之后,出现了歌颂周武王伐纣的乐舞《大武》。周成王时制订了一整套礼乐制度,建立了宫廷雅乐体系和庞大的皇家乐舞教习机构——大司乐,汇集了自黄帝以来的六代乐舞。当时士子习舞成风,民间乐舞兴盛。春秋时期,秦穆公以礼乐治国,陕西民间乐舞十分活跃。从西周到秦代的800年间,秦地的歌声、乐调已发展成具有独特风格,带有最易识辨的传统音律。优旃的滑稽戏弄演而成为角抵竞技,说明秦声由歌舞向戏剧发展已具备了相当因素。可以说周秦民歌和舞乐所形成的秦声是秦腔之源。
    汉代长安已开始演戏。《西京杂记》载:“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龙,佩赤金刀,以绛(大红)缯(丝织品)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求。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径厌之(降伏)。术既不行,乃为虎所杀。三辅人(京城附近地方的人)俗用以为戏,汉帝取以为角抵之戏焉。”汉武帝元封三年上演的角抵戏,已略具戏剧雏形,比周秦时代的乐舞更进了一步。西汉时关中民间秦声兴盛。《汉书·杨恽传》载: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曾说,“家本秦地,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
    陕北榆林出土的汉画像石说明当时歌舞百戏的名称有:鞬鼓舞、七盘舞、相和歌、清商曲、可采莲、巴渝舞、白纻舞、跳丸、蹴鞠、投壶、六搏、幻术、击剑和气功等。汉代在陕西民间已经出现了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有化妆表演的角抵戏。魏晋南北朝时期,建都长安的西魏、北周等王朝,广召杂技,增修百戏,征集散乐,大演于长安,“令京城士庶纵观”。隋代,隋炀帝欲夸中国之富,取信于外族突厥,“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隋书·音乐志》载:“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
    唐代在长安设有教坊、梨园,专管歌舞百戏,教习法曲。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散乐》载,京都长安和关中民间经常演出的节目有傀儡戏、参军戏、瞋面戏等。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唐代艺苑演歌舞百戏已经分门别类,各有序列。乐舞中已有了曲子、燕乐、法曲和大曲之别;百戏中已出现了歌舞戏、傀儡戏、滑稽戏和各种杂技(包括武术、幻术、马术、体育表演)、变文、道曲、道调等。宫廷设有专门演出场所——教坊、梨园、尚勤殿、兴庆宫,民间的演出场所有慈恩寺、青龙寺、荐福寺、永寿寺、兴福寺、新昌宅等。
    宋、金、元时期,北曲杂剧、锣鼓杂剧、说唱道情和陕北秧歌开始形成。1978年延安地区甘泉县两岔河村宋墓中出土的两块秧歌砖雕证实,陕北秧歌在宋代就已出现,它是秧歌戏的原始形态。这个时期,陕西杂剧艺人有杂剧作家京兆(今长安)人红字李二、演唱名伶咸阳卢纲和秦梧叶等。
    明、清时期,以梆子、乱弹为主的陕西地方戏曲艺术日渐发展。约明代中叶,陕西秦腔在陕西西府和陇东一带产生。秦腔传统剧《阎王乐》说“康熙王登基有四年,各州府县唱乱弹”,说明康熙初年,秦腔已在陕西关中各地普遍演出。乾隆年间,陕西关中各州府县演戏成风,“于广阔之地搭台演唱,日唱不足,继之彻夜,男女奔赴,数十百里之内,人人若狂。一会之费,动以千计,一年之中,常至数会”。乾隆四十一至四十五年(1776—1780),西安双赛班、泰来班等秦腔班社联合于西安骡马市修建“梨园会馆”,塑唐玄宗李隆基泥像一尊,遂称“老郎庙”,后成为秦腔艺人聚会之所。
    秦腔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民族传统戏曲的变革,对省内外其他戏曲剧种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十四年(1779)秦腔名伶魏长生两次带秦腔入京演出,“名动京师”,“观者日至千余”。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载,当时秦腔在“江、广、闽、浙、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全国随即出现了与昆山腔相峙的梆子腔戏曲家族。在秦腔的影响下,陕西原始状态的秧歌、道情、曲子、花鼓、碗碗、弦板等民间演唱形式,先后演变成了众多地方戏曲剧种。陕南汉水流域,出现了二簧戏(汉调二簧)。这个时期,陕西已形成梆子腔、皮簧腔、道情、花鼓、曲子、秧歌、吟诵戏和影偶戏等8个腔系、大小30多个品种的戏曲剧种。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陕西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提出“组织新戏曲社,编演新戏曲,改造社会”的主张。民国元年(1912)7月1日,张翔初、郭希仁、杨西堂、王伯明、李桐轩、孙仁玉、范紫东、高培支等在西安发起成立了陕西易俗伶学社,举起了改良秦腔的大旗。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从民国元年至民国25年(1936),陕西各地出现了以秦腔为主的改良戏曲的热潮。西安地区出现的改良剧社有“秦中社”“榛苓社”“三意社”“正俗社”“鸣盛学社”(汉调二簧剧社)、“化民社”“通俗社”“新声学社”等十余个。其他地区出现的改良剧社有华阴的“强聒学社”,大荔的“牖民学社”,蒲城的“培风学社”,咸阳的“益民学社”,凤翔的“风易社”,汉中的“醒民学社”“新汉社”,榆林的“新剧团”等。这股改良戏曲的浪潮,席卷了陕西全境,创作演出了大量的提倡科学民主、针砭时弊和宣扬爱国精神的新剧目。
    陕西易俗社开创的秦腔改良运动,引起全国各界重视。民国10年,陕西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训令,发给易俗社金色褒状。民国13年(1924),鲁迅莅临西安,亲临该社,观看了演出并题赠匾额“古调独弹”。民国21年(1932)9月,蒋介石命陈果夫拨给该社大洋1000元,令其刊印剧本,予以推广。在陕西改良戏曲的思潮影响下,西北各地也开展了秦腔改良活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区出现的改良剧社有“平乐学社”等。
    民国26年(1937)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关中和陕南各地戏剧界掀起了宣传抗日热潮。是年7月初,易俗社继演出新编历史剧《山河破碎》《还我山河》后,又编演新剧《投笔从戎》《民主革命》《双愚记》《保卫祖国》《民族之光》《从军行》《民族魂》《民族英雄》《血战永济》《湘北大捷》等,三意社编演了《卧薪尝胆》等,这些剧目在陕西各地戏曲班社普遍演出。音乐家张寒晖以西安市一中、女中和女师的学生为基础成立了“斧头剧团”,到留坝、汉中、城固、西乡等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等剧目。旅陕京剧名家刘仲秋、郭建英、封至模等,创建了西安第一所京剧学校“夏声戏剧学校”,以“振兴民族艺术,传扬华夏之声”为宗旨。
    随着沦陷区工厂、商行的内迁,一些省市的戏曲团体迁入陕西。山西李少白的蒲剧唐风社、杨登云的晋风社,天津的明星评剧社、得育评剧社和东北营口楚月楼领班的新声评剧社,河南樊粹庭的狮吼豫剧团,常香玉的剧社等入迁西安;流落陕南汉中、安康一带的京津京剧艺人,在汉中成立了新舞台,在安康组建了京剧联欢社;逃难到陕北的晋剧艺人,在佳县、清涧等地成立了晋剧班社。
    民国27年(1938)10月,广州、武汉失守,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陕西境内除西安、汉中等大中城市外,广大农村戏曲班社纷纷解体。至此,同州梆子无一班社存在,汉调二簧在关中几乎绝迹,汉调桄桄由民国初年的40多个班社只剩一个同乐社。从抗日战争末期到全国解放,国统区的陕西戏曲濒临消亡境地,连西安易俗社在解放前也朝不保夕。
    民国24年(1935),陕北苏区成立了以杨醉乡为主任的列宁剧团,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该团先后改名为工农剧社、人民抗日剧社、抗战剧团,在陕北各地演出话剧、歌舞、秦腔、道情、秧歌和活报剧等。1937年,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成立,同年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晚会,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赴晋西北、晋东地区和陕西关中、西安宣传演出。1938年7月,由毛泽东倡导,由柯仲平任团长并负责筹建,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第一个职业化的革命戏曲团体——民众剧团,演出马健翎创作的反映抗日斗争的《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干到底》等一批革命现代戏。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各地先后建立的戏曲团体还有八一剧团、陇东剧团、边保剧团、鲁艺平剧团、留政烽火剧团、延属文工团等。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广大戏剧工作者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大胆革新,创造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戏剧艺术作品。从此,延安戏剧运动进入了新时期。
    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开始,到1949年全国解放的13年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的戏剧运动,创作演出了一大批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生活的剧目,确立并实践了戏曲工作者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戏曲为人民服务的改革方向。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戏剧管理干部、剧作家和戏曲工作者。
    戏剧是延安文艺运动中最活跃、最广泛和最有影响的艺术门类之一。当时,陕甘宁边区有各种剧团105个,历年来在延安首次上演的剧目(含话剧、歌剧、新编京剧及地方戏曲)260多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继承江西中央苏区文艺运动的优良传统,延安的戏剧工作者自觉地执行中共中央新形势下提出的戏剧要为抗日战争服务的方针,1936年,人民抗日剧社采用民歌小调编写小型歌舞剧《上前线》《亡国恨》等,1937年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把民间流行的秧歌改作《打倒日本升平舞》,这是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旧形式,赋予革命内容的改革尝试的第一步。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以鲁艺创作演出的《兄妹开荒》《刘二起家》为先声,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秧歌运动。1943年春至1944年秋,是秧歌剧演出的全盛时期,这一年多就创作演出秧歌剧300多个,观众达8万人之多。秧歌剧广泛而真实地反映了边区内外的社会生活,从革命战争、生活劳动、反封建斗争到学文化、改造后进、破除迷信,如《十二把镰刀》《二媳妇纺线》《栽树》《刘顺清》《送公粮》等。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把陕北秧歌这一民间舞蹈形式进行了去芜存菁的改造,同戏剧结合起来,发展成为载歌载舞的秧歌剧,不仅受到陕甘宁边区军民热烈欢迎,而且迅速流传到党领导下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当时位于沦陷区、国统区的上海、重庆一些革命文艺工作者冲破种种阻拦,把延安秧歌剧介绍给当地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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