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陕甘宁边区成为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陕甘宁边区兴起新秧歌运动,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舞蹈同其他艺术一样,也是红军进行宣传和开展文化活动不可缺少的形式和有力工具。当时,在陕北的红军部队文艺工作者、战士和其他根据地的军民每逢节日或战斗胜利,经常演出舞蹈以示庆贺。经常表演的有《丰收舞》《种棉舞》《水兵舞》《哑铃舞》《劳动舞》《苏联红军舞》等。这些节目大都是红军战士从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带到陕北的,也有的是从苏联学来的。流传于当地的陕北民间秧歌,随着陕甘宁边区人民翻身解放也获得了新的生机。
1943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延安鲁艺组织的百人秧歌队在杨家岭、文化沟、联防司令部等地向群众拜年,演出《七枝花》(四人花鼓)、狮子、旱船、推小车等。由王大化、李波演出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讴歌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继《兄妹开荒》之后,又涌现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新作品,如《夫妻识字》《七对花》《组织起来》《归队》《杨朝臣》《一朵红花》《一家人》《夫妻竞赛》《拥军爱民》《走三边》《牛永贵挂彩》《王权康坦白》《英雄会》《刘连长开荒》《王有才归队》《组织成家》《变工好》《军民一家》《陈德家归家》《桃林一家》《跟他学》《张老太婆回家》《边区军民》《人民英雄刘志丹》《种棉秧歌》《货郎担》《劳军》《拥军花鼓》《胜利腰鼓》《减租会》《上冬学》等。陕甘宁边区出现了新秧歌运动。
1943年3月12日,延安文化界劳军团及鲁艺秧歌队80余人前往南泥湾、金盆湾慰问三五九旅。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歌颂南泥湾英雄事迹的《南泥湾》,用挑花篮形式表演,给八路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同年4月25日,《解放日报》连载秧歌剧《兄妹开荒》,并发表王大化艺术表演体会文章。8月上旬,鲁艺秧歌队编辑出版的《新秧歌集》公开发行,共收入《兄妹开荒》《春天里》等13个秧歌剧本和曲谱。这是陕甘宁边区,也是整个革命根据地首次公开编辑出版的秧歌剧作品专辑。
1943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集延安各剧团负责人会议,对鲁艺秧歌队、民众剧团、平剧院的新型歌剧,青年艺术剧院的活报剧等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和演出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人们称颂延安新秧歌是“斗争秧歌”“胜利秧歌”。1944年春节(1月25日),延安许多机关、学校、部队都排练了新秧歌,其中民间舞蹈占了较大比重,如花鼓、旱船、高跷、水船、挑花篮、狮子、跑马、耍猴、捕鱼等,极大地丰富了秧歌的表演内容和形式。边区掀起了革命文艺创作反映生活、反映现实斗争的热潮。嗣后,歌剧《白毛女》、秧歌剧《惯匪周子山》《无敌兵民》等相继上演,秧歌剧的创作演出繁荣活跃。1944年元旦和春节,出现了秧歌活动热潮。同年3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周扬的文章《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之后》,对延安新秧歌运动作了全面总结。
1944年8月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委和边区文教大会筹委会举行开展冬学和秧歌活动座谈会。全边区共组织994个群众性的秧歌队,秧歌活动成为延安革命根据地兴起的一种新型群众性歌舞活动。
1946年农历正月十五,边区劳动模范杨步浩带领延安六乡秧歌队向边区政府、八路军总部和毛泽东主席拜年。毛主席看完秧歌后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的150万人民也是闹着这个大秧歌,敌后解放区的9000万人民,都在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要闹得将日本鬼子打出去,要叫全中国45000万人民都来闹。”周恩来副主席也兴奋地说:“我们这里大家都很高兴地闹秧歌,大后方的老百姓也想闹。但有人不让他们闹,那里只有少数人在闹独脚秧歌。”
延安新秧歌运动是在继承民族民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也是在向民间传统秧歌的学习过程中,从内容上、形式上、表演上、组织上给予了“推陈出新”。《兄妹开荒》的问世,开拓了秧歌积极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一条创作新路,把原有秧歌中的伞头,改为高举象征工农联盟的镰刀和斧头,并创造了五大洲(即五角星)图案;在演唱方面吸收了陕北秧歌、道情、陇东民歌、眉户、小调等;在乐器伴奏方面除了锣鼓和唢呐外,还增添了竹笛、二胡、小提琴、口琴等,更增强了秧歌的艺术感染力。秧歌表演的人物形象改为工农兵,使秧歌成为亿万军民欢庆胜利、庆祝翻身解放的表现手段。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延安秧歌作为一种胜利的象征,从宝塔山下、延河之滨扭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以辉煌的成就载入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史册。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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