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也称说唱艺术。陕西曲艺源自古代神话、传说、故事、笑话、民间歌谣和乐舞百戏。
周、秦之际的俳优侏儒集歌舞、说唱、滑稽、戏谑于一体进入宫廷。他们大都“口才便给”、“俳谐滑稽”、反应机敏,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巧妙的语言,褒贬时政,讽谏君王而受到青睐。《史记·滑稽列传》载:“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言笑,然合于大道。”他以讥讽诙笑劝阻了秦始皇和秦二世“欲大苑囿”“漆城”的愚蠢、荒谬,留下了“令麋鹿触寇”和“漆城荡荡,寇不能上”的佳话。
汉代,据《汉书·艺文志》载:“自汉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这里所谓代赵秦楚之讴,即“汉世街陌歌谣”被之管弦的《相和歌》。其演唱形式,“丝竹更相和,执节者唱”,“一人唱,三人和”。汉乐府中,还专门设置俳优,集中优秀艺人,加工演出节目。这些艺人或能歌善舞,或精通音律管弦,或善于诙谐调笑,有的兼具多种才能。《汉书》载:“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善歌,为新变声。”他吸收少数民族音乐特点“更造新声”。《晋书·乐志》载他“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
唐代中叶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唐玄宗建梨园、设教坊,广收博采少数民族艺术,展新声,又有李龟年等辈善歌制曲,致使“大曲兴盛”。
唐代“百戏”中说唱形式的节目《弄参军》源于秦汉的俳优。主要由参军、苍鹘两角色作滑稽的对话、动作,引人发笑。有时用以嘲讽朝政或不良的社会现象。《合生》是唐初的一种说唱形式。“始自王公,稍及闾苍,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拍弹》由西域传入,最初为流行秦地的歌唱形式。开元间,被选入教坊,后经宫廷乐工李可及革新创造,风靡朝野。《三教论衡》是优人李可及根据唐代盛行的佛、道、儒之教讲经议论活动而创造的一种幽默的对话形式,互相问答,语言谐音,逗笑取乐。《旱税》又名《贱田园》,唐德宗时秦地优人成辅端“所为俳语”。德宗二十年(804)春夏旱,关中大歉,京兆尹李实却谎称“今年虽旱,谷田甚好”,聚敛入奉,以固恩顾。致使百姓“撤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成辅端乃为俳语数十篇,反复歌唱,揭露李实罪行。
“说话”在唐代已有职业艺人。其名目繁多,如“扁鹊故事”和“一枝花”等。唐代“说话”,韵散相间,长短结合,故事性完整。唐代盛行的“俗讲”是由讲经布道的宗教宣传活动演化而来的一种讲唱形式。长安最有名的俗讲僧为文淑法师,唐敬宗曾至兴福寺听他讲唱,十分赞赏,有“和尚教坊”之称。宫廷乐工黄米饭依其声腔撰曲,以〔文淑子〕为曲名而流传后世。1966年西安西郊出土的一组彩绘陶俑,一吹奏乐器,一双手击节,一长者坐于正中,面微笑,口微启,作说唱状。经鉴定系唐代制造的“说唱俑”。证明当时已有了职业化的说唱艺人。
宋、元时代,中国西北部成为屯兵设防的边塞地区。陕西不再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沈括(宋)督延(延安)时,依曲填词,所制军歌五首(载《梦溪笔谈·靖边凯歌》)对音韵、曲式曲律、说唱技巧均有研究。据其记述,由于战乱频仍,文艺多呈自生自灭状态,声词多不相谐,“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
明代流行散曲,包括小令、套数和带过曲。散曲为清唱,也叫清曲,俗称“冷板凳”。伴奏只用弦索、笙、笛、鼓板等,而不用锣鼓。陕西康海著《沜东乐府》两卷,卷一为小令,共收散曲246首,23个曲牌。卷二为套数,共收散曲35首,215个曲牌。同期,陕西王九思著散曲《碧山乐府》《渼陂集》等。康、王彼此“以曲会友,唱和甚多”。他们对陕西散曲的收集、整理创作研究,颇多贡献。
清代王敬一(今富平人)编著的《羽衣新谱》,辑光绪乙未年至宣统已酉年(1895—1909,计15年),流行曲目246篇,曲调、曲牌80多个。又子宣统年间编著《羽衣新谱续编》,曲目有春夏秋冬四景、蟠桃庆寿、渊明采菊、踏雪寻梅、伯牙奉琴、叹世情、双官诰、鞭打芦花等。清同治、光绪年间,陕西渭南、华阴、华县、商洛、汉中等地均有曲子班社和著名曲子艺人的念唱活动。
陕西曲艺继承宋元说书鼓子词、诸宫调、散曲的传统,经明清的再发展有了进一步繁荣。其曲种计有陕西曲子、陕西道情、陕北说书、商洛静板书、陕南渔鼓、陕西花鼓、陕南鼓词、陕西独角戏、陕西琴书、榆林小曲、陕北梅花落、莲花落、洛南铰子书、金钱板、南宋清音、陕北二人台、陕北练子嘴、绕口令、丁家底子、评书,以及外来的相声、山东快书、河南坠子、河南曲子、山东琴书、京韵大鼓、单弦和快板书等30余种。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北、华北沦陷区许多曲艺艺人辗转来陕,在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汉中、西乡、城固等地卖艺,计约200余人。他们带来了评书、相声、单弦、鼓书、河南坠子、河南曲子、山东琴书、山东快书、快板书、数来宝等曲种。当时,西安解放路民乐园、游艺市场,东大街国民市场、炭市街、南院门、保吉巷、北关自强路等地,都有简陋的棚、场、园子,有些艺人“撂地摊”,露天演出。张玉堂(评书、相声)、李润杰(快板书)、刘兰芳、符忠凤及琴师刘慕轩和他的女儿刘喜林三姊妹等(河南坠子)约百余人献艺。节目多为传统书(曲)目。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艺人大都落户陕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各地学校、工厂、农村,用快板、相声、双簧、顺口溜等形式,宣传、募捐,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爱国民主人士李敷仁办的《老百姓报》和西安易俗社等文艺团体,也利用快板等曲艺形式,反映人民大众追求民主、进步的呼声。明清至民国期间,曲艺仅为艺人谋生的一种手段,到了陕甘宁边区时期(1935—1948),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和新中国文艺的发祥地,曲艺才真正成为一种艺术活跃在历史舞台上。1940年8月民众剧团上演的第一个用眉户(由曲子改名)曲调演出的现代戏《桃花村》之后,马健翎编写的舞台剧《两亲家》《十二把镰刀》《大家喜欢》以及马可、安波等编写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都运用了这种形式。1945年,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安波、陈明、林山等组成的说书组,举办陕北说书艺人训练班,帮助艺人编新书、学新书和改编旧书。从1945年7月至1948年,说书艺人韩起祥创作、演出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宜川大胜利》《英雄刘四虎》《西北时事传》《刘巧儿团圆》等20多部新书,成为说新书的“带头人”。毛泽东对他说:“延安是新书的发祥地。书你说得好,你很会用群众语言,这是你长期在农村的结果。今后你还是多在农村说新书,要多带徒弟,把陕北说书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加以改造、革新,传至后代。”延安新文艺运动,不仅带动了陕甘宁边区的民间曲艺活动,而且影响到各个解放区的文艺创作。创作新曲艺、说新书、唱新曲活动普遍开展,开创了工农兵文艺的新纪元。从此,眉户曲子以崭新的内容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到各个解放区,眉户曲子在秧歌剧、歌剧、独唱、合唱歌曲甚至器乐曲中被广泛运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眉户曲子几乎遍及全国。周恩来总理视其为解放区新文艺的先声。1950年成立了陕西省曲艺改进协会和西安市曲艺工作者联谊会。1955年,西安市实验曲艺团成立。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曲艺工作者创作了相声《美国俘虏营》《天兰路上走一趟》(张玉堂)等作品。此后,陕西省广播文工团、汉中市文工团、铜川市曲艺团、户县曲艺团、咸阳市曲艺团和陕西省火线文工团成立,各地相继成立艺术馆、文化馆(站)、工人文化宫、农村俱乐部约200多个。各地工矿、农村、学校的故事会、自乐班、曲子会十分活跃。“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5—1976.10),专业曲艺团体全部解散,陕西曲坛凋零败落。粉碎“四人帮”后,曲艺园地重现繁荣。1978年,重新组建的西安市曲艺团(后改名西安市说唱艺术团),首创“音乐相声”,并组织“计划生育”“新风赞”“张海迪”“华山抢险英雄赞”等专场晚会。1984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陕西省曲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曲艺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团、理事会。从此,曲艺作品的创作及演出日渐频繁。至20世纪90年代,陕西曲艺艺人逾万。
陕西民间曲艺,也称民间说唱艺术,它的种类分为鼓曲类、评书类、韵诵类和笑话类。陕西较流行的有八个形式:①流鼓型:一人说唱,二人对唱,多人组唱,有如陕北道情、关中道情、陕南道情;②弹词型:是以三弦、琵琶、月琴等弹拨乐器为伴奏的说唱,有如陕北说书、商洛静板书、榆林小曲等;③小调型:音乐多为单曲体,即运用同一个曲调反复演唱一个节目,有的自拉(胡琴)自唱,有的敲打碟子(酒盅子)边敲边唱,有如安康小曲、汉中盘子、凤翔曲子等;④走唱型:载歌载舞带有较多动作的说唱,有如商洛花鼓、安康地蹦子、八岔、榆林神木的二人台、关中独角戏、汉中金钱板、陕北霸王鞭、梅花落等;⑤锣鼓型:以锣鼓为伴奏的说唱,有如陕南插秧时流行的锣鼓草、鼓词等;⑥评书型:以说为主,擅长说中长篇故事,多由一人表演,以扇子、醒木做道具,多流行于陕南茶馆,来人边喝茶边听书;⑦韵诵型:也以说为主,是韵文体的唱词。韵,指合辙押韵;诵,指只说不唱,敲打竹板或木梆,边说边唱,有如陕西快书、快报、百子歌、顺口溜、三句半、绕口令、数来宝、陕北练子嘴(快板)等;⑧笑话型:以幽默、诙谐和逗人笑逐颜开为内容的说唱形式,有如相声滑稽戏、诙谐剧、双簧等。
编辑：秦人
|
![陕西特产大礼盒[图]](http://www.sanqinyou.com/uploadfiles/2013-08-08/20130808_184404_516.jpg)
联系/合作电话：18966730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