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多年前,生活在西安半坡的先民吹陶埙(哨)唱歌、跳舞。商代后期,陕西先民击铙(金属制成)作乐。西周时,歌曲与歌舞分离,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诗》305篇都能入曲传唱,其中国风中的《秦风》《豳风》共17首54章,是流行于今关中西部岐山、凤翔、扶风、武功及彬县、旬邑、合阳一带的诗歌,《小雅》等篇章也有歌唱秦地生活的内容。由于年代久远,这些诗歌的曲谱没有被记录留传下来。
先秦时期,筝在秦国(今陕西西部及甘肃东部)流行。《史记·李斯列传》载:“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鸣鸣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三国时曹植诗《箜篌引》中“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描写弹秦筝的慷慨激昂,与后来秦腔的音乐特点似有相通之处。西汉武帝建立宫廷乐府,其歌舞乐队达800多人。乐府音乐创作的任务,李延年(作曲家)、司马相如(词作家)、李夫人(歌唱家)都是汇集于乐府的音乐人才。都城长安的上林苑,常有歌伎乐工弹奏四川、云南、湖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民歌和乐曲,受南方民间歌舞影响,产生了五言诗、七言诗和新的歌曲形式。许多诗人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乐府诗歌(歌曲)。汉代产生在秦地的乐府诗被后世称为“秦歌”。
唐初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从7世纪到9世纪,唐代歌曲音乐与歌舞音乐发展较快,产生了绝句(新的歌曲形式)和大曲(新的歌舞形式)。杜甫、白居易、李白等运用绝句和乐府形式写出的反映人民生活的诗歌,是中国音乐文学的珍贵遗产。王维的《渭城曲》被人们争相传唱,唱一遍犹感不足,发展为三叠歌之,是为《阳关三叠》。唐代宫廷聚集了全国最好的歌唱家、演奏家。唐玄宗将西凉节度使杨敬述献的《婆罗门曲》改编更名为《霓裳羽衣曲》。他创建“梨园”,后世戏曲艺人尊他为祖师爷。唐代创作的部分乐曲曲谱密藏于甘肃敦煌莫高窟。遗憾的是宋至清,陕西音乐创作几无史料记载。
几千年来,陕西先后产生了大量的民歌。陕西民歌因地域环境、语言等差异,大致分为陕北民歌、关中民歌和陕南民歌。这些民歌经过长期流传演变,一部分成为地方戏曲唱腔音乐,逐渐形成板腔体和套曲化程式。地方戏曲唱腔“语随腔行,腔随字走”,与各地的民歌有共同之处。
五四运动以后,受新文化运动影响,陕西人冯禄祉(耀县人)等(时称陕西三大音乐家)于20世纪30年代赴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深造归来,从事音乐教育。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战时难童保育委员会陕西分会陕西省第二保育院(位于今西安市后宰门)韩悠韩(流落西安的抗日人士、韩国釜山人)创作的反映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难童身世的儿童歌舞剧《鬼舞》、小歌剧《小山羊》和《小白菜》,在西安演出。蒋介石、魏德曼(美国人)、于右任以及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戏剧家曹禺及国民党政府一些官员曾观看演出。韩悠韩还为保育院谱写了院歌《苦难的孩子》(宋凯撒词)。韩国光复军代表来西安时与该保育院联合演出韩悠韩创作的歌舞《阿里郎》。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西安二中教师张寒晖(河北人)受东北流亡学生及东北军士兵痛失家乡的悲愤情绪感染,创作了歌曲《松花江上》,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传唱,后来传遍全国,并在海外华人中影响甚大,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音乐创作的代表作品。抗日战争时期,大批音乐人才(吕骥、冼星海、郑律成、安波、李焕之、卢肃、李淦、王承骏、杜矢甲、张贞芾、李航鹰、马可、刘炽、张鲁、张棣昌、王莘、时乐濛、瞿维、寄明、黄准、庄映、贺绿汀、梁寒光、向隅、唐荣枚、李凌、李群、王元方、麦新、李劫夫、张寒晖等)从全国各地奔赴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创作、收集、改编了以歌曲《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为代表作的音乐作品。196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西安分会油印的《陕甘宁边区优秀声乐作品选集》入录当年作品630首。这些音乐工作者后来大都成为新中国音乐界领导人或著名音乐家和作曲家。解放战争中创作的歌曲《向大关中进军》(航海曲,苏一平词)在人民军队中传唱,20世纪50年代初被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国音乐文化条目列为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期间的优秀音乐作品之一。同时创作的幼儿歌曲《丢手绢》(关鹤岩曲,鲍侃词)至今还在儿童中演唱。一些国家的幼儿园把此歌作为游戏曲、音乐启蒙曲。新中国成立后,陕西有了主管音乐创作的机构。随着西北文艺工作团等文艺团体迁入西安,西安、汉中、延安等地开始有了专业音乐创作团体。陕西的音乐创作进入了新时期。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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