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还是那个时候,商州有史以来第一家公共图书馆成立了。那正是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后不久,是知识正在增值的时候。新馆就坐落在商州城里最美丽的莲湖公园东侧高台上。一排尚称西式的平房,内藏南下北上购来的一批新旧书籍。几块小花圃里遍植花草小树,齐腰花墙,围住了图书馆所独有的安谧。它的藏书和期刊报纸,已经是中学图书馆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了,它自然又成了我课余假日流连忘返的所在。一位老年馆员,名叫鱼正农先生罢,颀长的身材,消瘦的面庞,大概担任图书出纳工作。他极少言语,默默地借书,默默地给破损的图书糊上牛皮纸的封面并用工整的毛笔字写上书名,我极少看到他有清闲的时候。我看书很快,一本小说,两天就看完了。时间一长,鱼老先生就开始问我:这书中写了什么?你读后有何感受?有时,我答不上来,就不免面红耳赤。细读与泛览毕竟不一样啊!鱼先生对我说:你正在求学,读书时间难得。要读,就读些你最需要的,而且读细读精,如何呢?我知道,鱼先生并不是厌烦于我的频繁借还,他正是指给我有效的读书方法。这以后,我读书就审慎得多,认真得多,生怕被鱼先生平静的提问与和善中带有威严的眼光所注视。这颇有点像爱护孩子的父母诱劝孩子节食。我记着这位善良的默默从事着平凡的工作的前辈。另一位老先生叫杨伯芳,外乡人,很严厉,听说是1928年入党的老革命,不知怎么被发送到这小图书馆里来。五十多岁了,却没有老态,看得出是有过非凡经历的老人。他专管阅览室,每天下午,准时换报换刊,绝无延误。然后戴上一副老花眼镜,坐在阅览室一角看他的报纸,且不时地从镜框的上沿,注视着他的读者,随时制止小声的说话。他是一位尽职尽责又有点很厉害的人。这厉害却又保证了阅览室永远的安静和整洁。我是阅览室的经常读者,和他老人家经常见面,也就熟识起来。有时,吃饭迟了,跑到图书馆,老远里见门已开,迫不及待地翻花墙而入,被他发现后,规规矩矩地站在他面前接受训斥;有时,急忙挑几份要看的新报新刊,藏在正看的报纸下边,又被他发现,毫不客气地让我交出来。虽然一犯再犯,他老人家却对我没有厌恶之感。有一次竟对我说:“你爱读书,这我都看到了。但别人也要看呀!你一个人占几份,别人看什么?下班后到我房子来继续看吧!”夏日天长,我总得在他房子呆到天黑,冬日天冷,他温暖的房子又成了我依恋的读书室。看完了新报,他总和我谈谈学习和家庭和生活,或者硬让我吃几颗糖喝点热水。这时候,他一点不凶,宛然一位和蔼的老爷爷。有一年暑假,他和鱼先生推荐我去帮助他们装订旧报,而且薄有报酬。这真令我喜出望外!家庭生活固然困难,几元钱也可以聊作小补,更高兴的则是可以从容地温习那些当时读过的好文章。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由我装订整齐又写上报名刊期的旧报,还可以在报库里看到。而每一看到,我就回忆起那一段青年时期的读书生活,当然更想起鱼先生和杨先生。唉!多么好的两位长者呀!他们倘活着,也不过七十多岁。我怀念他们,不仅仅在于他们给了我读书的方便,更在于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更多的作人的道理和治学的态度。
初中毕业,升入高中,虽然高中也有图书馆,而且高中图书馆对我有了更强的吸引力,但那初中的图书馆小楼,那莲湖之滨的花园样的县图书馆,依然是我驻足之所,像回老家一样,隔三岔五去拜访那几位耳提面命我、给我以言传身教的先生。
高中图书馆的藏书,当然比初中图书馆要多,一间平房,内借书外阅览,再也听不到笃笃的木楼板的响声了。管理员是一位叫做潘德隆的湖南姑娘,明澈的大眼,苗条的身材,两条当年常见的女同志的齐腰长辫,秀气而精干。也许是长期室内工作之故,她面色苍白,尽管只比我们年长六、七岁,可感情却难以沟通。在我们眼里,她寡言又严厉,那口湖南话,听不懂;我们这帮山区小伙子,毛毛焦焦,与她的文静又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可我们不能不佩服她的能干:借书室里,一排排玻璃门书架,打扫的干干净净;阅览室外环墙张贴着图书分类目录,毛笔小楷,是最原始的检索工具。潘老师恐怕已听到我爱读书的好名声,不免对我这个读者分外优待:书是可以多借几本的,甚至可以破例放我到藏书室自找。那一段时间,《人民日报》正在连载晦庵的《书话》,《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也在陆续发表。我对这类文字,读得如醉如痴。《书话》几十篇,一篇不拉地抄到小本子上,有好十几篇就是在礼拜天,一个人坐在阅览室抄写的。礼拜天阅览室照例不开门,潘老师提前通知我:你可以到阅览室看报。第二天我去了,报纸已经经她整理,一叠叠放在桌子上,泡好的茶正在桌上冒着热气。放我入室,她在外面洗衣服。我心中一阵阵发热,一个穷学生怎样报答老师的这一番盛情呀!那段时间,我在遍读馆藏有关鲁迅的研究著作之外,又旁涉了关乎现代文学的入门著作。晦庵的《书话》,那一字字抄成的优美的散文对我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潘老师在某种意义上,是我进入文学奥堂的引路人,尽管她并不搞文学研究,但她大概也没有想到,她对我的“特殊优惠政策”就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走向。在那一段时间,我在北京《图书馆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组漫画:《亦工亦农亦馆员》时间是1959年第2期,我对我心中的图书管理员,献上了一支稚嫩的歌,虽然那组漫画的内容和技巧,现在看来并不足道,但它毕竟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另一篇是散文:《商中图书馆散记》,是记潘德隆老师为教学服务的事迹的,发表在地方小报《商洛日报》上,现在看来,已经成了有纪念性质的文章,而难忘的潘老师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经逝于疾病了。
图书馆的师友把我引进文学之门,我的第一篇处女作又是关于图书馆馆员的,我和图书馆也真是有缘呵!
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烽火乍起,作为文化载体的图书,再劫难逃,焚毁、查封,顿时变成一切罪恶的渊薮,商州山区本来就羸弱不堪的图书馆备受摧残。我只有靠那些秦火之外的图书的孑遗和关心我的图书馆的师友,勉强维系我对知识的一点痴情。我记得,一位图书管理员,几次黑夜给我逐册送来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他对我说:馆里藏书,早被洗劫。这一套《鲁迅全集》是他东塞西藏保存下来的。知道我爱鲁迅,就让我保存着,也可免明珠暗投之灾。七十年代初,我把这十大卷《全集》读了三遍,使我受益无穷。利用下乡的机会,我曾遍访被捣得七零八落的县图书馆和中、小学图书馆,尽力抢救随时可能遭厄的图书。郭沫若诗作,力群、李桦等木刻的精装本《百花齐放》就拣之于一个农村中学废弃的书堆中;五十年代初出版的唐 编《鲁迅全集补遗》及《续编》,是得之于一家图书馆待处理的废纸中,由那部书,我写出了考证鲁迅佚文真伪的论文;从《新青年》的成套影印本,(那部可贵的巨书中,陈独秀等人的名字已被红笔勾去,也真得佩服造反派的愚蠢的“认真”)我翻检排比,理出了鲁迅早期作品《随感录》的脉络;《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的翻印本,使我领略了那位极受鲁迅尊崇的德国画家作品的风采;宣纸本《嵇康集》,带给我一睹鲁迅先生手泽的无尚欣喜。我更记得,七十年代中期,正是“四人帮”及其党徒们最猖狂之时,我被无故调出文化系统。这当然是不能甘心就范的,于是上诉,斗争。最后闹到被停发工资,房门被撬,扫地出门。那是我生命最为暗淡的日子,也是情绪最为激愤的日子。我蛰居在故家的小屋里,用朋友资助我的稿纸,把一腔愤怒变为拚命地对学术的追求。稿子发出去了,就有人跟踪告状,报刊来了信,也被人拆阅私毁,我真正领略了领导防之唯恐不严,熟人躲之唯恐不及的人生的大悲哀、大孤寂。这时,一位图书管理员却不怕什么外来压力,给了我随时到他的势力范围翻看资料的机会,大概有两年之久,一直到我获得斗争的胜利。这两年,他给了我心灵的慰藉。他的义举,使我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并非仅仅是欺诈和诬陷。是的,他在我这段悲苦莫名的日子里,赐予我的不光是知识,而且是信念和力量。
十年浩劫收场了,阳光又普照在学术研究领域。我可以一身轻松地到省内外参加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可以向社会奉献出我的研究成果,这成果也有幸放到我迷恋几十年的书架之上,我更可以从容地到省内外大图书馆去查考资料。时代真是不同了啊!但我难忘二十多年来所受惠的那些小小的图书馆,那些善良的图书馆员们。我也有了自己的书斋和藏书,林林总总,比之于几十年前商州大成殿里的图书馆,比之于小县城公共图书馆的有关专业藏书,已经是全面完整得多。几位朋友说:这下你可以坐拥书城,不上图书馆了吧!我说:不然!过去,我离不开图书馆,现在和将来,我也离不开它。我生活在这伟大的时代,我要竭力把自己的工作纳入时代的大潮。这“时代”二字,是一个如此广泛的伟大的概念。而这时代的浓缩,则在图书馆。应当说,我也有幸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地区图书馆,省内闻名的文明单位就在我的附近。这里的管理人员,理解我、支持我,为我提供最佳服务,我在这里是少数的可以享受殊遇的读者;每到傍晚,一天的工作完了,阅览室是我唯一的休息之处,我在那里随心所欲地浏览最新报刊,尽情地接收和感受时代的脉搏的跳动;我可以到藏书室或样本库,补充我研究所需的材料,连借书卡片也是自找自填自放;我需要什么过时的资料,管理员可以在尘封的报库,耐心尽心地代我查找。我时常对这样的厚爱感到不安,他们却说,这是他们应尽的职责,只要我研究需要,只要馆里有,一定满足我的需要,哪怕到外地联系借用都行。他们的话和他们的劳动,温暖了我的心,同时更激励我努力地工作。
读书人的一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老师。而图书馆这位 老师则是永远不会衰老,不会离休,既有文化积累之深厚,又富时代前进之气息的老师。几十年来,那么一些商州山地小小图书馆及其难忘的师友用他们的言行哺育了我,也哺育了我的作品,今后也仍然将哺育着我,我对他们是永难忘怀和深切铭记的,因此,每当我回顾自己自学道路的时候,总会发出由衷地呼唤:我离不开你!
小城文工团
鱼在洋
小城的春天总是从文工团姑娘们的脸上开始的。当那条长而窄的巷子里,婀娜走出浓妆淡抹总相宜的一个个“城花”时,小城的时装店里化妆品柜台前总挤满了叽叽喳喳小鸟似的不甘落伍的少女少妇们。小城便忽如一夜春风来,满街满巷鲜花开。街上打架看热闹的闲人便少了,就连趾高气扬的进口汽车的嗽叭声也有了几多温柔。
小城有了文工团,如同人有了脸面。这脸面争来也不象开商店那么容易。那个当年九进八出解放小城的老干部上了趟北京,看了场京城的戏,好羡慕上台和美若天仙女演员握手的大领导。回了小城,四处鼓动游说,咱也不能跟不上形势,也得有自己的文艺宣传队。老干部走州上省,拿出当年闹红的劲头,文工团的牌子才挂在了小巷口。老干部亲自督战招了头一批小城的人梢子,小城便有了说念打唱的声音。第一场演出如同过年,台下挤得像拥葱,人都成了像片。老干部在掌声中走上台,也和京城的大领导一样握住女演员白嫩软活的纤手,激动的劲儿都留在照片上。后来的日子,那握过手的女演员便成了他的妻子。开始那女孩只是哭,小城头面人物轮番当说客,那女孩便白着脸去了。小城的男人们惋惜了一个春天,烧酒便卖得很快,街上结婚的鞭炮便隔三差五响破天。
日子一天比一天热闹,文工团的名声便如早晨的太阳,一竿子比一竿子高了。铁梅柯湘阿庆嫂风风火火过了秦岭,女演员便为她们争得谁见谁都吐唾沫。头头脑脑都爱看戏,都和她们握过手,谁没有惜红怜玉之心呢?铁梅之类的人选常常要在小城革委会神秘地投票决定。揭晓的日子如同奥斯卡金像奖揭晓,围观者如潮,铁梅的中选者常常激动得晕过去,落榜中也出过一两个“自绝于人民”的。铁梅在舞台上红灯高举闪闪亮的时候,她的父母眼睛也亮闪闪,四乡八邻的亲戚也跟着风光。铁梅在台上一站就是好多年,这个嫁了那个唱,小城的人都会唱几段样板戏,女孩子们都会红灯高举闪闪亮啦。
文工团的女演员也有独自落泪的时候。当握过手的领导的公子们来表白的那个夜晚,定然一宿憔悴,见着相好的男孩子“瞧悴难对满面羞”了。有去了的就常常当铁梅,不去的便只能搬布景,在空荡荡的舞台望着一池坐椅发怔。
文工团的男孩子也俊模俊样的,却只能眼看着花凋花谢。只是在下乡的夜晚,想着隔壁相好的容颜,哼一曲“洪湖水呀浪呀吆浪……”,调子里浸透着无边无际的忧伤。
小城的文工团上过省进过京,演员们大小都是小城知名人士。文工团是小城头头脑脑的“公关小姐”,给小城的地方志上添了几笔艳丽的辉煌,也给市民们枯燥贫瘠的日子多了眉飞色舞的话题。
春天来了又去了,去了又来了。日子一天一天变化着模样,老戏又能演,“刘海”又能戏“金蟾”。文工团又火了一阵,极快的又如西伯利亚寒流说走就走。小城人的口袋一天比一天圆了,电视机住进了家里,剧院年轻的面孔便少了。年轻人开始唱有时软如蛋柿有时吼如野狼的歌,看戏的老年人再也填不满空荡荡的位子。
文工团派人去南方转了一圈,回来歌舞了一阵,十天半月便舞不下去啦。经费一天一天拨不下来,团长带个漂亮女演员坐在主管领导面前,一提钱字,头头的笑也被吓回去了,竟然忘了和女演员亲切握手。
文工团的早晨没了练功吊嗓的,麻雀却班门弄斧,在杨树梢上比试着歌喉。艺术家们睡得正香。女演员们一夜方城酣战,八条五饼吊了一宿嗓子,正梦见自己自摸成功,搂着树叶似的票子。也有开游戏机房的摆摊的男演员,早早去打点开门。
剧院演了电影录相镭射,文工团城里演戏交不起场租,下乡又没人包旅差费,闲得除了点名便是喝酒打牌游游转。小城的离婚又从这儿开始春潮涌动。先是个名演员抛了当官的老公,跟个大款去海南当了夜总会的天涯歌女;又有某个南方生意人勾上了当年的“铁梅”……头头脑脑们忙着逛南方买洋车,屁都没时间放,没人再撵着来握纤手了。
文工团破旧的院子里麻将声大作,闲不住的负担重的早有了退路,去吹龟兹为亡人送终,有吃有喝还落几张大团结。就连当年别人叫声戏子也几天不痛快的女艺术家,也半夜半夜给死人唱坐台,钱不给够也如歌星般罢唱。
小城人的目光散散的,山外的世界一天比一天精彩。新奇的东西太多,马拉多纳巩俐杨百万……都有说不完的话题。文工团又黑又窄的巷子,如同黑白老影片,给人一种魂断蓝桥式的怀旧感觉。
小城的头头脑脑为文工团开了一天的马拉松会议,烟屁股也扫了一簸箕。眼看想不通的也想通了,刚要作出撤销文工团决议的时候,一个满头银发风韵犹存的女人轻轻推开门,结局便像常演的戏,也是大团圆。
文工团传说,那女人便是老干部的未亡人,她一句话留下了文工团。她说,小城的脸面争来容易吗?头头脑脑们便没了胆。没钱顾这脸面,又不能撕了她,还是留着看吧。
太阳又一次挂上了文工团的树梢,麻雀们依旧在那儿跳跃,这里没有人声,早晨依旧静悄悄。
那个唱坐台的老女艺术家坐在石板上,望着叽叽喳喳在树梢上吊嗓子的麻雀们发呆,眼睛里升腾起浓浓的雾,嘴张了张,却没有把声音“吊”出来……
甜甜的孝义湾
吕学敏
“怪!地方怎么能是甜的呢?”休怪,孝义湾是我的家乡,他的甜味我怎么能尝不出来呢!你看,缠在山腰的火围裙——柿子,是甜的;撒落在田垅间的一团团霞朵——柿子,也是甜的;就连经过孝义湾的汽车,走出数十里,轮子上还沾有没散尽的甜香。就是这里卖出的一头牛,异乡的牛也都要贴到它的身上嗅那带着的甜丝丝的味儿。在柿子的家乡,什么不是甜的呢?
孝义湾并不大,形如盆。据说是丹江水环绕而成的,中间凸起的是四岭子,其实非岭,只不过一小土丘而已。孝义本来也非“孝义”,过去叫“孝爷”。说是有一家人,父亲起初对自己的老人不孝顺,到老人奄奄一息时,父亲让儿子们把“老废品”用门板抬走,要从悬崖上翻倒下去。父亲说:“人和门板一起撂。”儿子们说:“不,撂了容易,可到你无用时,咋办?”父亲愕然,默然,转身就和儿子们把老人抬回去了,一直照顾到死。这故事一直流传下来,谁也没有象考据家谱一样追本溯源,但人们确信其有,后来不过是慢慢把“孝爷”叫成“孝义”了。这故事一代一代讲下去,象遗嘱一样,于是我们这里不但不孝之子很少,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象柿子一样,是甜的。
春天,站在盆沿上看下去,小麦绿油油的,一条条,一块块,象天上七仙女铺开的绿绸一样,从山腰铺到山脚。田垅间肥大的柿树一行行挺拔地站着,象警戒一样。孝义湾变成了图案画。
到了秋天,站在山顶一望,满山遍野到处是红透的柿子。村庄内偶而有几棵,也分外红,象一团团的火。柿树叶子也颇知趣,离枝而去,只留下一个个柿子。它们一簇一簇地挤在一起,脸挨脸,嘴亲嘴,笑个不歇;脸蛋软软绵绵的;心,在笑声中甜透了。或有一两片叶子留在中间,也还是红的。这时,就有人上树摘下,轻轻地放在笼内,拿回家,开动“柿饼车子”,把长长的柿皮和光光的“和尚头”,运出去晾晒,经太阳照个七天八日就会甜;放在瓮里,十天半月,就长出一层白霜,一尝更甜了,软软的,连没有牙的老太婆也不犯难。
热闹的集市也等着我们孝义湾的柿饼为它甜上加蜜呢,于是,一辆辆大汽车停在大路 上购柿饼,人们担的担,背的背,争着过秤。而买者呢,也没有谁为价钱多说一句话。柿饼实在太多了,一筐又一筐,堆得象山。司机常常会探出头来说:“太高了,危险,下一车装吧!”
有些远方来的客人,一进村便问:“这是哪里?”“这是孝义。”客人的眼睛马上睁大了,声音也高了许多,“噢￣,这就是那个有柿饼的孝义?怪不得,柿树真个多,……甜!”
不论是年节还是平常的日子,家里来客人,人刚落座,一碗白白的柿饼便已放在面前了。在客人面前,妈妈往往说:“咱这柿饼还卖给外国呢!听说招待国宾的饭桌上都摆着哩!”我让妈妈的话逗得直笑,但妈妈是认真的,仿佛是她亲自把柿饼卖给外国人,亲眼看见招待国宾的饭桌上摆着一样。
我太爱我们孝义湾了,不只因为我爱吃柿饼……我也说不清,但我确实被甜甜的家乡陶醉了。
文章无第一
若 白
近日报载,一家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几位青年学者策划出版了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以所谓“全新标准”和“全新视角”,为我国现代文学大师们重新排了座次。这可真是一条大新闻。
据报道说,这个座次“已引起争论”。在下见闻寡陋,没有读到有关争论文章,不知争论些什么。不过这件事会“引起争论”,倒是在预料之中的事。记得大概是我国“著名文学家”叶圣陶(这是最近纪念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新闻报道中的称呼,不知新排的座次中有叶先生没有)说过:“天下文章无第一。”我以为叶先生这话倒是很客观妥当之论。就以我国现代文学的大师们来说吧,鲁迅先生向来以杂文、散文和短篇小说俱佳名世,然而,无什么原因,先生一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郭沫若的新诗、散文及历史剧亦为世公认,但鲁迅先生对新诗和戏剧却很少涉笔。沈从文以他独具风采的小说、散文被众多海内外读者称誉,可茅盾关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兴衰史的长篇《子夜》,独步文坛六十多年,至今还无与可比肩者。文坛巨匠巴金,著作等身,晚年更是凌云健笔,为世人敬仰,但冰心、老舍、钱钟书等诸位,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是否就在其下呢?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仅以文学成就而论)等,他们之间恐怕也难分轩轾吧?近几十年金庸的通俗文学成就为众称道,然而绝不好说张恨水就逊他一筹。总之,文学这东西,虽有社会公认的大概水准,但这水准也是很有弹性的,并不像企业那样,可以经济数字这硬杠子来划;也绝不是政府官员总理、副总理、部长那么层次分明。文学家们往往各擅胜场,作品的品种、风格大不相同,实在是不好硬比的。比如说,谁能说梅花就比牡丹好,或者说牡丹一定比梅花漂亮呢?
再说,世界上被称作文学大师的统一标准是什么?似乎既没有老标准,也无什么“全新标准”,也未见有什么权威人士用“全新视角”来审定。其实,即使有什么人定出,也未必能被读者接受和公认,恐怕还是要“引起争论”的。另外,大师有多少?好像也没有公认的确数。试想,若以获得诺贝尔奖为准,我们中国自然不沾边,中国读者认吗?就是获得诺贝尔奖者,谁是居世界之最者呢?怕一万年也难以“统一认识”。这使我想起一个人们熟悉的故事:从前一个秀才为了自夸文章第一,又不肯直说,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我乡,我乡文章数我哥,我哥请我改文章。”历来是被人们当笑话讲了。
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传统习惯,无论是官是民,什么都喜欢排个老大老二什么的,否则就感到名不正,言不顺,没了头绪。官场的情况自不必说(因为它有特殊原因),老百姓也往往如此,似乎大家彼此就不成世事。那么,文坛若要排出个一把手来,是否大家做文章都要以此人的是非为是非,章法风格为标准呢?真是如此,我想文坛恐怕是不美妙的。我们不是曾有过“一部小说八个戏”的样板时期吗?那是一种什么情景,我想众多国人是记忆犹新的。
说得不客气点,企图以“谁为最”的标准来规范文学艺术,既不符合文艺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无论把它称为“全新标准”、“全新视角”,还称作别的什么时髦名称,都是有害而无益的,读者绝不会听的。因此,我倒觉得这个“有限公司”的几位学者先生,基本常识也是很“有限”的,他们的所谓两“全新”云云,只不过是盖了“官本位”和“王权”观念的旧印章而已,没有什么新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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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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