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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林
民谣有种神奇的力量。看过电影《刘三姐》的人都知道，刘三姐是如何用民谣把财主莫老爷及一帮马屁秀才唱得瞠目结舌，大眼儿瞪小眼儿的。
当代中国人谁都不会忘记，一曲“东方红，太阳升……”的民谣在唱出了一个新中国的同时，如何唱出了“文化大革命”，闹得天翻地覆。那么，当今的社会民谣呢？它在社会生活中又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明暗其间的社会风景画
只要稍微留心，我们便会发现各种“社会民谣”。餐桌边，爸爸夹块肉放在儿子碗里，儿子撒娇说：“不吃！不吃！就是不吃！”妈妈却对儿子说：“这不吃，那不吃。告诉你，不吃白不吃！”
列车上，素昧平生的旅客凑在一起议论时事。“哎，这年头什么都涨，买一次东西，心里怵一次。”“嘿，这有什么新鲜，您没听说吗？‘涨价涨价，越涨越怕’。”
侃爷沙龙，侃爷A：“你说我们头儿现在想什么？我们给他总结了‘三子’：‘平平稳稳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吃吃喝喝混日子’。”侃爷B：“三子哪够？我们头儿是‘四子’：‘盯的是票子，谋的是房子，保的是位子，为的是孩子’。”侃爷C：“我们头儿更邪，‘点上稀客，面上游客，桌上常客，灯下扑克’。”
今天中国人的嘴里似乎积攒了数不尽道不完的“社会民谣”，只要谁开个头，给点小小的刺激，必定是“喷嚏式”的连锁反应，集体性感染。
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不妨解剖几则“今日民谣”。
——“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老三盯着钱，老四上街喊……老九上了天。”
“工农商学兵”，这是传统的“职业顺序”，故有“老大”“老二”之分。至于“老九”，众所周知是特指知识分子。今日中国很难再给各行各业的人排座次了，民谣正反映了这种“裂变”。
——“50年代人爱人，60年代人帮人，70年代人整人，80年代各人顾各人。”
这话头几年就传开了。乍听起来像是出自“九斤老太”之口。但不管怎么说，就是把这话抬到科学殿堂中评判，恐怕谁也不能认定此话百分之百的对或百分之百的错。
——“孩子孩子你快快长，趁着爸爸当着长，要是爸爸下了台，你这辈子算白来。”
中国有句古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则民谣所要说明的问题并不新鲜。
——“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不要白不要，不拿白不拿。”
如果附以快板，这句民谣的语言效果绝对出色。自己瓜分自己，比列强过来瓜分，可悲得多。
——“党委书记讲理想，厂长经理包和奖。搞生产靠阿乡（民工），正式工人白相相（玩）。”
是职业分工？还是“命该如此”？在今天的中国，理想和金钱好像有点水火不相容。
“实情”也好，“耸人听闻”也好，不能否认，在中国社会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过程中，在各种利益重新调整分配过程中，在旧文化向新文化更替过程中，在传统中国人向现代中国人进化过程中，社会承受的压力、人们遇到的困感、文化经受的考验、民族面临的挑战都将是空前的。民谣只不过为我们描绘或者展示出了这么一幅明暗其间的社会风景画。
大众化的时弊批判
毫无疑问，“社会民谣”产生于民间或者说产生于社会底层，这一文化背景决定了它的形式和内容：短小精粹、淋漓酣畅，讲对称、讲押韵、琅琅上口，极易传播且针对性特强。
描绘腐败的。
△“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
△“戴上大盖帽，东西随便要。披上老虎皮，走遍天下都有理。”
△“包公在舞台，真理在讲台，当官靠后台，发财靠乱来。”
△“挣票子的不如有门子的，有门子的不如有位子的。”
△“逮着算你的，看不见算我的，捞一把是赚来的。”
评说权力的：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当官不带长，放屁也不响。”
△“做生意的乱来，做官的发财，当百姓的划不来。”
△“商品权力化，权力商品化，国家一化也不化。”
描绘官僚主义的：
△“民政部门报灾情，组织部门报喜情，物资部门报人情，官僚门前报谎情。”
△“催粮催钱找上门，要电要肥不见人。”
△“八点上班九点到，一杯茶水一张报。翻翻文件到午后，吃了中饭车马炮。”
评说政策的：
△“有了包和奖，管他思想不思想。”
△“种田不赚钱，只好不种田。”
△“三个诸葛亮，不如一个臭皮匠。”
△“一工交，二财贸，实在不行上文教，打死也不去街道。”
有关谈恋爱的：
△“小伙姑娘找对象，美国、日本再西洋，老夫少妻新潮流，到了国外包福享。”
无需考察出处，也无需追求动机。是那么回事的，说一遍就能记住；不是那么回事的，自然就会销声匿迹。
国民良知的语言宣泄
不平则鸣！我们在理解处于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美好和丑恶现象并存的同时，也应该理解今天“社会民谣”的必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民谣”是国民的良知。但是，令人忧虑的是这种良知目前仅仅停留在语言宣泄一笑了之上。
其一，“社会民谣”并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人们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这种以“民谣”形式出现的社会意识代表和反映的是一种严峻的社会问题。民族的进取心、自信心有被“民谣”消蚀的危险。人们对“社会民谣”大多持“放任自流”态度。
其二，“社会民谣”开始“走调”，从最初严肃的反映现实、针砭时弊走向“调侃”和“玩世不恭”。“社会民谣”成为人们的“谈资”“佐料”及“笑话”“怪话”而变得油腔滑调。
失却科学的“以偏概全”
以“顺口溜”方式出现的民谣在针砭时弊的同时，于无意中加剧了时弊。
其一，由“隐蔽”变“公开”。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从昨天说到今天仍不绝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了经验之谈。“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为歪门邪道壮行。人云亦云，众口铄金，于是，谬误重复千遍便成了真理。当权一日便“看破红尘”，从“不觉悟”到“觉悟”。本属偷鸡摸狗，反倒正大光明。
其二，由“有罪”变“无罪”。
“社会民谣”将个别现象普遍化，于无意识中将不合理变为合理，为某些时弊作了理论开脱，淡化了丑恶和腐败的负罪意识。“不吃白不吃”，那就该吃！“有钱的不如有门的”，那就得想方设法找“门”。“有门的不如有权的”，那就削尖脑袋弄权！“抽支烟不办事儿，喝顿酒管一阵儿，不送东西办不成事儿。”那就该“请”，该“送”，该“行贿”，该“受贿”。“各人顾各人”，见死也不救！好像世界上的事原本就该这样，做坏事不觉耻辱，犯了罪反倒无罪。
这就是“社会民谣”因其不科学性导致的局限性，其致命弱点是以偏概全。
只有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尽量缩短新旧交替过程中的阵痛，消除社会不公正、不道德现象，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社会民谣”的负效应。
只有尽快建立和完善有效的言论保障制度，将“社会民谣”引导到舆论监督机制中，才能发挥其在社会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制约、监督、预警作用。
（原载《中国青年》1989年第2期）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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