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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脂杨家沟调查》出版说明
本书是1942年秋冬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所作的一份农村地主经济典型调查的报告。这次调查是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同志亲自领导、组织和参加下进行的。他本人当时曾长时间访问当地和周围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也多次与地主阶级中的各种人物谈话。还找了不少出身于这些地主家庭中但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的同志谈话。同时他还亲自翻阅和核算了近百年的大量的地租、商业、高利贷账簿。这份调查报告也是自始至终在他的指导、计划和亲自参与下完成的。报告初稿起草人是马洪同志，全文由张闻天同志反复修改、补充后定稿。参加调查、收集和整理资料全过程的还有刘英、马洪、许大远等同志。
杨家沟是全国罕见的一个地主经济条件集中的村庄。本书着重叙述该地区一个特别集中的马姓地主集团的剥削情况，尤其是其中马维新一家的情况。书中对如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同高利贷和商业剥削结合在一起，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和掠夺土地，以至如何对中小地主进行弱肉强食的土地兼并的情况，都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材料。像这样一个典型翔实的同类性质的调查和报告，在我国是少见的。
杨家沟在1940年即已成为解放区。当地地主家庭的子女，也有不少人早就参加了革命。书中所涉及的一些人物，有的早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早已成为革命政权的拥护者。本书在1957年曾小量出版，此次重新出版的目的，在为学术界提供一份研究资料，同时也用以纪念我党优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同志。对当地原属地主阶级中的人物，自应完全遵照党中央当前的政策对待，而不应受到本书的任何影响。
五十年来杨家沟一带的年成①
（1894～1942）
杨家沟一带的年成，在1934年以前，大致从交租材料中，可以看出。比较可靠的材料，要算“伙则帐”。我们根据了马维新的两本伙子帐，统计了光绪二十年到1915年的每垧地的产量，又根据马润瀛的“伙子帐”，统计了1922年到1931年内每垧地的产量。从这里得到的结果，大致与交租的材料相符合。其他年份无可靠材料。自1938年以来，虽有部分材料，但垧数太少，土地好坏相差较大，受减租交租影响多，故得出产量很不一致。但一般说来，这几年的年成，是并不差的。
如果以每垧地产量在3斗以下的叫做荒年，3斗到4斗叫做歉年，5斗上下叫做平年，7斗以上到8、9斗叫做丰年，1石左右叫做大丰年，那末，根据各种材料，光绪二十年以后的年成，大致可推定如下：
1894年（光绪二十年）～丰年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丰年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平年 1904年（光绪三十年）～丰年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平年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丰年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平年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歉年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丰年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平年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荒年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丰年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荒年 1909年（宣统元年）～丰年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丰年 1910年（宣统二年）～歉年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平年 1911年（宣统三年）～丰年
1912年～丰年 1923年～丰年 1933年～丰年
1913年～平年 1924年～歉年 1934年～？
1914年～丰年 1925年～大丰年 1935年～平年
1915年～歉年 1926年～平年 1936年～？
1916年～荒年 1927年～丰年 1937年～？
1917年～大丰年 1928年～荒年 1938年～丰年
1918年～大丰年 1929年～荒年 1939年～丰年
1919年～平年 1930年～大丰年 1940年～平年
1920年～歉年 1931年～平年 1941年～平年
1921年～丰年 1932年～平年 1942年～丰年
1922年～丰年
根据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从光绪二十年到二十九年10年中，有4个丰年，两个荒年，4个平年；从光绪三十年到1913年10年中，有6个丰年，两个荒年，两个平年；从1914～1923年10年中，有两个大丰年，4个丰年，1个荒年，两个歉年，1个平年；从1924～1933年10年中有两个大丰年，两个半年，两个荒年，1个歉年，3个平年。从这40年的资料看来，每10年中，大约有4～5个丰年，两个荒年，其它为平年和歉年。
在光绪二十年以前，我们根据《米脂县志》知道的有1854年（咸丰四年）的大丰年，当时斗米、斗麦只值150～160文，斗谷只值70～80文。1868年（同治七年）为大丰年。1877年（光绪三年）及1891年（光绪十七年）、1892年（光绪十八年）均为大荒年。1877年，斗米价银1两6钱。杨家沟马祝舆“功德碑”记载1877年、1899年、1900年及1902年（光绪三年、二十五、二十六及二十八年）上半年天灾的事实。
据马维新及杨家沟其他地主们谈，自1912年来，因为人口增加，土地比从前种的更好了，土地的产量也较高于从前。过去农民只种正地，现在连坬坡也都种上了。这在土地产量表上并不能显示出来，因为由于坬坡的种上，有些土地的垧数也跟着增加了。如马润瀛的26垧正地，以41垧计算，即为一例。
不过应该指出，每垧地的产量，在同一年内也不是平衡的。土地质量的好坏，庄稼“务业”（经营）的好坏，肥料的多少不同，均影响到土地的生产量，“表三”的统计，也清楚的告诉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这里的推定，只能是很一般的。
群众自办水土保持的范例
（《人民日报》1962年1月8日 社论）
今天本报第五版发表的高西沟生产大队保持水土，连年增产的调查，是做好水土保持、发展山区生产的生动的例子。高西沟生产大队连续3年遭受严重旱灾，但是粮食产量年年上升，畜牧业全面发展，社员收入不断增加。这个成绩的取得，正是因为他们把水土保持工作看作是发展山区生产的重要条件，并且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奋图强，克服困难，改变了水土流失的自然面貌，把穷山荒沟变成发展生产的基地。这个生产大队，可以说是个有志气、有干劲的大队，他们这种勇于改造自然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是值得效法的。
高西沟生产大队水土保持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什么可贵的经验呢？
首先一条经验，就是因地制宜、全面规划，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采取实事求是的有效措施。高西沟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可是自然界的情况却是错综复杂、千差万别的。这一个地区和那一个地区，这一座山头和那一座山头，甚至同一座山的上坡和下坡，陡坡和缓坡，阴坡和阳坡，自然条件也都各不相同。在这些地区，要防止水土流失，就要依照具体情况，量体裁衣，对症下药。例如，怎样治坡，怎样治沟，在哪些地方修水平梯田，在哪些地方植树种草？哪里以工程措施为主，哪里又以生物措施为主？所有这些，只有广大的群众才最清楚。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因地制宜地做出全面的规划。高西沟过去有过单纯治沟打坝造成失败的教训，原因就是没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办，因而也就无从掌握当地的自然规律。群众自办水土保持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群众说：“水是一条龙，它在山上行，治沟不治坡，还是一场空。”他们认为：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来自坡面，因此采取了坡沟兼治，治坡为主的作法，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高西沟大队依靠广大群众自办水土保持的又一个突出的经验，便是紧密地结合生产，特别是和当前生产密切结合在一起。水土保持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任何时候有关水土保持的各项措施都必须紧紧地从农业生产出发，为农业生产服务。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群众的创造性。有人认为，水土保持是远水不能解近渴，高西沟生产大队的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水土保持，不仅是一项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更重要的为当前农业增产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工作完全可以把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不错，水土保持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需要治理的面积很大。但是，在治理的步骤和方法上应该分清轻重缓急，首先是抓紧对当前生产有利的治理措施，使群众的生产很快地得到好处，调动群众保持水土的积极性。高西沟生产大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去做的。几年来，他们在党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下，通过自办水土保持，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他们治山治沟的工作一般都达到了当年治理、当年收益、当年增产的效果。
从高西沟的例子看来，他们开展水土保持，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那就是：小型为主，常年治理。办事情要讲求实际，有多大力量就使出多大力量，既要办得了，又要办得好；既不贪多、贪大，又不畏缩不前。他们总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力争收到较大的效果。因此，凡是不能兴办大型的工程时，便兴办小型的工程。有人认为，搞小型的水土保持措施，解决不了大问题。其实不然。小型工程办多了，效果仍然是很大的。举办小型的水土保持工程，有着许多好处，最主要的就是投资少，费工少，速度快，质量高，收效显著，而且便于采取多种多样为群众欢迎的措施，进行常年不断的治理。高西沟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其他许多地方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可见，小型工程不仅是适用于群众自办的一个形式，而且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作法。正因为群众自办的水土保持工程都是以小型为主，所以他们在安排劳动力上比较机动灵活，便于掌握。高西沟根据“农闲大修，农忙小修，大忙不修“的原则，不仅做到了农闲突击，而且做到了常年养护。这样就使得水土保持工作成为一项经常性的群众性的工作。
我们常说，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任何事情只要是依靠了群众来办，就一定可以办得非常出色。高西沟生产大队依靠群众自办水土保持的事实，是一个值得推广的范例。像这样的例子，各地一定不少。冬季正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大好时机，为了争取1962年的好收成，我们希望各地系统总结群众自办水土保持的经验，进一步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充分调动社员积极性，发挥生产队统一经营和合理分工的长处专业分工、包产到劳责任制好处多
孟家坪生产队一年面貌大变，社员生活大翻身
本报讯 陕西省米脂县朱兴庄大队孟家坪生产队，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创造了一种专业分工、包产定劳岗位责任制。经过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新的责任制有很大的优越性，它既充分调动了社员个人劳动积极性，又发挥了生产队统一经营和合理分工的长处，使这个穷队一年大变样，社员生活一年大翻身。
孟家坪生产队共有16户，12个男劳力和8个女劳力，310亩耕地。多年来，这里农业生产落后，群众生活贫困。去年，他们实行了这种新的生产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全队社员的积极性，效果很好。这种责任制的具体做法是：把大田农活按各类作物种植面积计算总用工量，再根据总用工需要挑选几个主要劳力包产耕种。全队310亩耕地包给8个男劳力，实行联产计酬，超产全奖，欠产全赔。其余两个男劳力拦羊，两个男劳力和8个女劳力搞农田基本建设等。年终生产队统一分配。这个办法实行一年，粮食总产比包产指标增加22％，比1978年实产增产71％。8个包产劳力个个超产，最多的超产2200斤；社员口粮由1978年的480斤增加到670斤；人均分配由1978年35.3元增加到68元。全队买了收音机1台，缝纫机1台，自行车2辆，手表2块，还新修6孔窑洞。社员们说：多少年还没有想到这样大的收入哩！
（原载《人民日报1980年9月28日头版）
一种大有发展前途的责任制
《人民日报》评论员
陕西省米脂县朱兴庄大队孟家坪生产队，实行专业分工、包产到劳责任制，实践一年，取得显著的经济效果，证明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责任制形式。孟家坪生产队的这个经验，以及近年来各地创造的许多有关生产责任制方面的好经验，都应该认真地加以总结。
孟家坪是陕北的一个穷山村，生产长期落后，农民生活贫困。去年，他们实行这种新责任制，既坚持生产队统一核算，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又适应农副业分散和专业的特点，便于发挥劳动者的专长，调动了每个社员的积极性。这种做法，还从劳动力的分工上保证了农林牧副各业全面发展，当年生产和农业基本建设兼顾，使这个穷队得以迅速改变旧面貌。
长期以来，在农业集体经济中，个人责任制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早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有些同志曾经作过试点，由于“左”的思想干扰，被认为是“倒退”而停了下来。十年动乱期间极左路线猖獗，认为劳动组织越大越好，集中干活的人越多越好，在分配方面搞平均主义，迫使农民“吃大锅饭”，在集体劳动中“出工不出力，干活磨洋工”。广大社员迫切要求摆脱这种混乱的落后的状况。多年的教训告诉人们，在农业集体生产中，只有把集体经营和个人负责结合起来，把劳动成果和自己的劳动报酬直接联系起来，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责任明确，奖罚分明，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把生产搞好。
发展农村经济，不只是单纯搞农业，更不是仅仅种粮食，还要搞林牧副渔业，搞工商业，做到全面发展。这就必须实行专业分工，科学地安排劳动力。近年来，很多地方开始建立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对调动群众积极性起了很好的作用。有些地方把劳动力适当集中在粮食生产上是必要的，但往往过分集中，对多种经营和劳动力的合理分工注意不够。从长远看，这对彻底改变农村经济面貌是不利的。孟家坪生产队实行的责任制，兼顾了各方面的需要，在生产队统一规划和经营下，使农林牧副各业一齐上，集体经济和社员家庭副业一齐上，这就有可能使农村较快地走向富裕。
孟家坪生产队的这种责任制形式，不仅适用于现在一些比较落后、经营比较分散的地区，而且对于一些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经营门路较多的社队，也有参考价值。农村社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项目的增多，必然要向着更有社会化特点的专业分工责任制发展。孟家坪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原则，各地如何运用，必须从各地的具体条件出发，不能生搬硬套。全国农村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以及农业技术、经营管理水平极不平衡，不同地区条件不同，要允许有不同的责任制形式，不能要求一个模式，搞一刀切。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吃过很大的苦头我们一定要吸取这方面的教训，从当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把责任制搞好，把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
（原载《人民日报》1980年9月28日头版）
①节选自《米脂县杨家沟调查》172～182页。年成指收成或年景。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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