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州巴人洞』古老民族巴人遗迹

　　商州沙河子一带发现的洞窟，由于长年雨淋日晒，一些洞窟的洞口已塌陷1988年至今，我省考古队员在商洛发现了900多个神秘洞窟。2002年夏天，当商洛考古队走入大山，开始探寻这一个个洞窟的起源时，巴人，一个早已湮灭于历史尘埃中的千古之谜，渐渐地浮出水面。

　　黄龙洞、玉虚洞、柞水溶洞，自古迄今，商洛便以洞多、洞奇、洞美闻名。除了地质原因形成的天然溶洞窟外，丹江、旬河等沿岸的大量人工洞窟更是令人神往。数百年来，这些悬崖峭壁下的洞窟，以其神秘莫测、窈然深邃吸引着众多游人登临探访。可是，时至今日，这些洞窟是什么时候开凿的、是谁开凿的等问题，依然还是一个谜。

　　洞窟数量国内首屈一指

　　据了解，早在1988年省上进行文物普查时，商洛发现的神秘洞窟已有600多个。但当时只是普查，并未进行深层调查。而从去年7月起，为了完成“商洛洞窟调查”这一课题，商洛考古队通过一年多的跋涉，又发现了300多个洞窟。这些洞窟主要集中在商州、丹凤、镇安、山阳、柞水五区县的沿河山坡上，河流以乾佑河、旬河、丹江、金钱河为主。据统计，目前一共有24个组（点），每组少则3到5个洞，多则70至80个洞。这些洞窟，低的距地面（水面）10多米，高的则在50米到70米。远远望去，密如蜂巢，蔚为壮观。

　　今年七八月间，记者有幸跟随商洛考古队，先后来到商州沙河子、杨峪河、丹凤县棣花镇等地的一些洞窟。由于所有的洞窟均面山、临水，故每每进洞，须越过湍急的河流。专家推测，古时的河水，流量、流速都应该比现在大，但当年的开凿，应是充分考虑了洞与河面的距离的；否则，洞本身位置险峻，再要越水难度就更大了。站在洞窟口，因站立面极窄，坡度极陡，稍不留神，便有可坠落之虞。洞口一般只能容两人钻过，进入洞内，能明显感觉到里面较外面低，尤其在三伏天，洞内要比外面凉爽许多。

　　洞内呈长方形，四壁平整，人工开凿痕迹清晰。经大致测量，小的洞室面积有六七个平方米，大的有十二三个平方米。在商州区杨峪河的一些洞里，记者发现，竟然还分前室、后室，前室较狭，后室较大，两室之间有台阶相连，极似于今天的“套间”、“跃层”。而后室墙壁上，均凿有搭建木板的石槽。经初步分析，考古人员认为，洞窟防火放烟、冬暖夏凉的设计意图明显，应视为居住所用（极少数也有可能是存放尸体的墓室）。

　　商洛考古队队长王昌富介绍，考察中，虽已发现有的洞窟内有悬棺等遗迹，但位置太陡、太高，无从接近，只有待安全措施准备充足后再进行考察。但仅就目前已发现的洞窟数量，在西北乃至国内都已算是首屈一指。

　　“所有洞窟都是在红砂岩上开凿的，虽然岩质脆硬，但要在半山腰上开凿，也并不容易，尤其以前的工具简陋，要一下下地开凿出一间宽敞的洞窟，非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不能完成。而且，开凿中遇到较硬石质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王昌富说。

　　那么，如此大量的人工洞窟，究竟是谁开凿的？为什么要开凿它呢？

　　900多洞窟是谁开凿的

　　当地有传说称，这些洞窟是古时人们为夭折的孩子存放尸体而开凿的，目的是为了避邪；也有的说，是为麻风病人凿的洞，为的是避免传染。种种说法，经过考察研究，均无法让人信服。此外，还有两种观点为一些人认同：一是商洛山大沟深，自古匪患猖獗，洞窟很有可能为当地居民躲避土匪侵扰而开凿。二是认为明末李闯王起义军在商洛驻守时开凿。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李自成兵败后来到商洛山，出山时已达10万人，所有洞窟很可能是李自成军队为抗击官军所开凿，因为洞窟依河而建，取水、存水方便，加上易守难攻的特点，官兵很难进犯。

　　这两种观点到底哪一种是正确的呢？考古专家认为，这两种观点均难以站住脚。如前一种观点，土匪一般侵掠如火，来去如风，在山中，天然洞穴很多，且较为曲折，根本没有必要费时费力去另外凿洞，而且即使要开凿，也不可能型制这么统一。



　　对起义军所开凿的观点，商洛考古队王昌富队长指出，李自成的起义军的确是在商洛呆过多年，但是李自成本人当年并没有在商洛，何况，无论是史料，还是实物，都证明了起义军当年全部修建的是山寨，并未在河流岩壁上开凿洞窟。而且，农民起义军的最大特点就是流动作战，开凿洞窟则明显是为了久居，故而起义军开凿这些洞窟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这两种推测都不可能，那么，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呢？

　　神秘洞窟是古代巴人留下的？

　　随着考察的逐步深入，正当考古队员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突然，一个大胆的推想诞生了：神秘的洞窟莫非是已经消失了的古代巴人的遗迹？是他们的杰作？

　　巴人，是一个集勇武剽悍与能歌善舞于一身的民族。夏商时期，他们就活动于今天的川、鄂、湘等省，最北达到汉水流域。两千年前，定都今天重庆的巴国因西汉司马错的进攻而灭亡，从此，巴族就神秘地从各种历史典籍中消失了。近代以来，随着涪陵小田溪等地古代巴人墓葬的发掘，人们才开始对这个民族有了些许认识，但毕竟缺乏更多实证，因而古代巴人在人们眼里始终都是一个谜。

　　如此，考古人员究竟是怎么得出的这种推想呢？

　　考古队队长王昌富介绍，证据有很多。就目前已知的巴人习性而言，神秘洞窟的本身就与巴人生活应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如巴人居住的房屋叫“干栏”，干栏是一种类似于今天的“吊脚楼”，一半凭山，一半悬空。这种房子，既防避虫蛇，也避免潮湿。而神秘洞窟中，四壁均有十分规则的石凹槽，这些凹槽既不适于放置烛火，也不能作他用，只能用于搭架木板。这样无疑可以推断，木板上是睡人的，而光滑的石壁不仅虫蛇无法爬上来，也的确可以达到防潮的目的，这一点就与“干栏”极为相似。另外，古代巴人善水，善作舟船，巴人死后，他们就将船倒置做棺，所谓船棺葬。王昌富队长称，在镇安的“高峰”（山名）等地，就已经发现了这种船棺葬的残存物。如此分析，当年洞口距水面应不高，很有可能古代巴人就是出门坐船，归来时把船倒置在洞口以避雨，死后以船做棺置于洞窟中。

　　除此之外，令考古人员更加坚信神秘洞窟为古代巴人的遗迹的推想，是一些巴人文物的相继出土。如从去年开始，伴随着镇安、商州等地的西汉墓葬的发掘，也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巴人文物。今年4月，商州杨峪河一组洞窟的对岸，就发掘出土了许多巴人用的青铜戈、铜釜等。就铜釜看，与汉代同类器物明显不同，它们均呈“立耳”，强调实用，回避了耳的装饰作用，立耳上，巴人固有的“绳索纹”十分清晰。

　　而在出土的青铜戈上，记者看到了形似篆书却并非篆字的文字符号。这些大小不一的符号虽难以辨识，但历经千年依然透着朴质、粗犷的美。王昌富队长称，所有的文字均蕴含着极为浓厚的巴人特点，虽然巴人文字的破解困难，但是，能在距离神秘洞窟极近的地方出土这些巴人器物，应可推断这些洞窟是古代巴人的居住遗迹。而居住的时间，至少应在隋以前。

　　商洛曾居住着古代巴人的一支

　　那么，商洛是否生活过古代巴人呢？对此，商洛考古界的许多学者深信不疑。

　　“商洛应居住过古代巴人的一支，随着更多的实物资料的印证，商洛有可能是古代巴人居住的重要区域。”商洛市博物馆馆长陈道久说。

　　商洛考古队队长王昌富一方面进行野外考察，一方面对历史典籍梳理，结果更给洞窟的推想增添了证据。翻开《隋书》，他指着其中一段：“周静帝大象二年，北之商洛，南至江淮，东西二千里，巴蛮多叛……”他说，书上就明确说商洛有巴人，而且，巴人好斗。

　　此外，据《魏书》记载，“神嘉元年（公元428年）上洛巴渠，泉午触等万余家内附……”这里的“上洛”即商洛，而经研究，泉氏是巴人一支（bin）人中的一个大姓。如北周时的泉企，即是泉氏一族的代表性人物。《周书．泉企传》称他：“虽出自巴夷，然有方雅之操，每历官处，皆以清白见称”。这都说明，商洛居住过巴人，而那时的巴人，应是巴人的重要一支人。

　　作为著名的谱牒学者，陈道久馆长还指出，当年跟随武王伐纣，有8个民族，其中濮人、彭人，习惯认为就是巴人。由于古代常以族名为姓，而我国的姓氏又存在很大稳定性，因此从今天的姓氏上看，也应看出端倪。目前，商洛不光有泉姓，而且，丹凤还有大姓彭姓，这个彭姓就有可能是将族名转换成的姓氏。再有，远一点的山阳漫川，当地人都知道以前漫川是蛮子国，蛮子实际就是巴人等先秦少数民族，如果从这一点向上追溯，也许早在商代，商洛就有了巴人。

　　那么，为什么以后巴人就消失了呢？商洛学者认为主要是民族融合使然。“巴国被灭后，大部分居于商洛的人随着通婚，渐渐而与汉人融合，因此，在巴国灭国后一千多年，这种融合应该已经将巴人与汉人的区别模糊了。从前不久商州东关发掘出土的唐代砖式船棺葬分析，当时的巴人应与汉人没有多大差别，仅仅在葬式上，还保留着自己的传统而已。”

　　王昌富指出，随着调查的深入，应会有更多的洞窟被发现，同时，也应发现更多有价值的文物。不过，即使最终定论这些神秘洞窟就是巴人的遗存，就是他们所开凿，但他们究竟如何开凿的，又为什么要来开凿，也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研究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