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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都咸阳研究 秦都咸阳的研究，在60年代以前一直是个薄弱环节。60年代初，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渭水队在咸阳市文物部门的配合下，经过广泛调查和试掘，在咸阳市窑店乡牛羊村北原发现了秦咸阳宫殿建筑遗址，并在长陵火车站附近的滩毛村一带发现冶铜、制陶作坊遗址，于是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关注。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和咸阳文物部门先后对一、三、二号宫殿遗址进行发掘清理，为秦都咸阳的研究陆续提供了许多新鲜资料。陈国英所写《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是对60年代以来秦都咸阳考古成果的全面回顾和概括。
尽管秦都咸阳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较大收获，但由于地面上已找不到城址踪迹，发掘得到的材料又未能提供可信的证据，故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王丕忠在《秦咸阳宫位置的推测及其他问题》（《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一文中，明确表示不同意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第11期）以及刘庆柱在《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一文中（《文物》1976年第11期）所推定的咸阳宫遗址范围。他认为第一号宫殿遗址是咸阳城旁的宫观，并非咸阳宫。其理由是秦咸阳宫与汉长乐宫（即秦兴乐宫）隔渭水南北相望，汉代渭水在长安城北3华里，说明渭水向北移动8华里，因而咸阳宫以及城址都被冲坏。杨宽在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一书中认为王丕忠的论断是正确的。杨宽从成都故城和秦始皇陵园推测咸阳布局，认为“咸阳的布局和当时中原大国一样。采用西‘城’和东‘郭’相连结的方式、‘城’和‘郭’都是坐西朝东的，所以冀阙也该造在东门。”依照他的推测，秦咸阳宫在西边小城之内，不在城北原上；小城以东连结大郭，大郭东边才是冀阙。这亦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学理在其《秦都咸阳》一书中提出的第一号宫殿遗址是秦都咸阳“西阙基址”的看法不一。王学理《秦都咸阳》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运用考古发掘资料，结合典籍文献，对秦都咸阳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可以看做是近年秦都咸阳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
西汉帝陵研究 清乾隆年间毕沅抚陕时，于西汉诸陵前立碑，其中错误 不少。《陕西通志》与《咸阳县志》的记载亦有不少错误。近几十年来，陈子怡的《西京访古丛稿·咸阳原上汉帝诸陵考》虽有不妥与错误之处，却为学术界所采用。例如，旧说误汉元帝渭陵为昭帝平陵，又误昭帝平陵和上官皇后陵为哀帝义陵和平帝康陵，而误哀帝义陵为隋恭帝陵，误平帝康陵为元帝渭陵、王皇后陵为周成王陵。陈子怡误景帝阳陵为高祖长陵，又误一自然山头（即俗所谓“周赧王城”）为景帝阳陵。毕沅则误景帝阳陵东北的王皇后陵为惠帝安陵。长陵二冢中吕后陵居东，高祖陵居西，而毕沅颠倒了二陵名位。旧说还误秦文王公陵和秦武王永陵为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或误作汉陵陪葬墓。7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经过科学考察和认真研究，对上述错误一一作了纠正，明确认定西汉诸陵由西向乐依次为：茂陵—平陵—延陵—康陵—渭陵—义陵—安陵—长陵—阳陵，从而为西汉诸陵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60年代中期以来，长陵附近杨家湾汉墓及其随葬坑3000件彩绘陶俑的出土，阳陵附近大型从葬坑及其中大批陶俑的出土，茂陵附近“阳信家”鎏金铜马等230余件珍贵文物的出土，以及考古工作者对西汉诸陵的大量科学勘查，为研究西汉帝陵的建筑格局与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刘庆柱、李毓芳编著的《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对包括咸阳北原上西汉九陵在内的所有西汉帝陵进行了综述和研究，特别是对西汉帝陵的分布、形制及陵园制度的研究，对西汉帝陵寝园、陵庙、陵邑及帝陵行政机构的研究，以及对西汉帝陵陪葬墓及随葬坑的研究，都较同类著述更为全面、系统。可以说是建国以来西汉帝陵研究中的集大成之作。王枫林的《咸阳知古录》（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第1版）中，凝结了他一生对咸阳文物的辛劳和思考，其间保存了不少真知灼见和珍贵资料，亦是研究西汉帝陵文物中不可或缺的著作。
唐代陵墓研究 唐代十八陵，在今咸阳市境的即有九陵，而最著名的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与武后合葬墓乾陵以及肃宗建陵，均在其中。建国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多次考古调查，对这些陵墓的历史和现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贺梓城的《“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第3期，1980年）在记述这些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唐十八陵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此后刘庆柱、李毓芳又对唐十八陵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撰写了《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集刊》第5期，1987年），结合历史文献，对各个唐陵的陵墓位置、陵园制度、石刻遗存以及陪葬墓等，逐一进行了考察研究，并附了详细的图表。《报告》在对十八陵进行综合研究的同时，还将唐陵与汉陵加以比较，揭示了唐陵与汉陵不同的设计思想，从而加深了人们对唐代物质文化以及唐陵在中国帝陵制度中承上启下作用的了解。这无疑触及到了唐代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60年代初期，陕西省和有关县、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乾陵永泰公主墓和顺陵东南隅的“唐君”墓。70年代，又陆续发掘了昭陵的尉迟敬德、李勣、张士贵、郑仁泰、阿史那忠等10余座陪葬墓和乾陵的章怀、懿德二太子墓以及献陵附近的高祖从弟李寿墓。这些大中型墓葬提供的极为丰富的资料，不仅推动了学术界对唐代墓葬形制与埋葬制度的进一步研究，也推动了人们对唐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在这场研究热潮中，发表文章最多而又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这些大中型墓葬中出土的数百幅多姿多彩的唐墓壁画的研究。王仁波、何修龄、单所写《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文博》1984年创刊号、第2期）一文，乾陵、昭陵、献陵的部分陪葬墓出土的壁画，“为研究唐代历史、绘画史、各种制度（仪卫、舆服、内官、营缮）、社会生活和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该文从唐墓壁画的制作方法、题材演变与分期以及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汉唐陵墓石刻研究 咸阳市境的汉代陵墓石刻主要是茂陵霍去病墓一处。近代对这处石刻的科学研究可上溯至1934年。是年，考古学家滕固来陕调查兴平茂陵石刻，并在《金陵学报》第2期发表了《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刻的试察》一文。此后，对茂陵石刻进行介绍和研究的文章不少，比较有新意的当推何汉南的《霍去病冢及石刻》（《文博》1988年第2期）。该文不同意霍去病墓前的各种动物石雕是用作装饰的习惯说法，而认为“它是随葬制度的一种新情况、新形式、新创造。”“正像霍光给武帝陵所埋的那些‘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之类一样，只是没有武帝那么多，把活的生物改用石刻象生代替罢了。”他进而指出，除“马踏匈奴”像外，“为什么那些能够立的、跑的象生，都雕成睡的、卧的、爬的或挣扎的姿态，就是因为这些石刻不是装饰艺术品，而是象征性的生物埋藏时的状态。”
相对来说，金石学家对唐代陵墓碑石的研究要比汉陵早得多。清代初年，福建人林侗赴昭陵实地调查，著《唐昭陵石迹考略》。此后，专门研究昭陵诸碑的著述又有张弨《昭陵六骏赞辩》、刘喜海《昭陵复古录》、孙三锡《昭陵碑考》、罗振玉《昭陵碑录》和《昭陵碑录补》等。张沛编著《昭陵碑石》一书（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共收录唐代碑石43通、墓志46方、其它唐代刻石14种，各石均有拓本、录文，大都附有考释。堪称是对昭陵碑石一次全面、系统的清理。对于唐代陵墓石刻，刘庆柱、李毓芳的《陕西唐陵调查》逐一进行了记述，并从石刻组合的变化与雕刻艺术的差异，对唐代陵墓石刻作了分期，在唐代陵墓石刻研究中，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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