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宋元明清民国时期的碑碣[图]（4）

    林则徐游华山诗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立于西安碑林。长方形，长96厘米，宽32厘米。行书三十五行，行十三至十四字不等，林则徐撰并写，刘安笃镌刻。林则徐，字少穆，能诗文。鸦片战争后被清廷革职，流放新疆伊犁，途经陕西，游华山时题此诗。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张化龙碑 清宣统二年(1910)三月刻。原立于扶风县绛中村。半圆首龟座，通高267厘米，宽71厘米。碑阳中题“邑武生升云张公道碑”九字，楷书。碑阴刻碑文十一行，行三十三字，楷书。杨煜题并书。文记光绪三十一、二年(1906—1907)间，张化龙领导扶风人民在太白山九阳宫树旗起义，反抗清政府，不幸起义失败，张化龙为掩护群众，于光绪三十二年腊月底被捕，翌年正月初三遇害。扶风百姓为纪念张化龙而自愿捐款刻立此碑，置于张化龙家乡，以寄哀思。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刘古愚墓表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刻。原置于咸阳市秦都区马庄乡天阁村一饮水槽底，后被刘古愚重孙刘耀明移存其家，保存完好。身首连雕，通高205厘米，宽85厘米，厚20厘米。额篆书“清征士刘古愚先生墓表”，碑文楷书，正文二十一行，行六十四字。陈澹然撰，宋联奎书、高树基篆额，刘安国立石，郭希安刻字。碑文主要是表彰刘古愚先生的为人和业绩。书法俊秀，布局整齐，刻工精美，不可多得。现仍存刘耀明家中。
    张楚林碑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刻，原置于榆林城南楚林墓前。后因战乱移入城内。1949年后，由榆林县政协保存。“文化大革命”中遗失，1985年在榆林城内某机关院中发现。碑呈铁青色，石质坚硬细腻，高112厘米，宽60厘米。行草十八行，行三十七字，首行题“清故宁阳县知县张君墓表”，文记张楚林家谱及其才识学问、仕途生涯等情况。碑中部磨损严重，并缺一角。此碑系曾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的张季鸾为其父张楚林所立，著名学者章太炎（炳麟）撰并篆额，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书，苏州著名刻坊“集宝斋”名匠镌刻后运回榆林，因而当时号称“三绝碑”。此碑系于右任先生盛年之作，书法结构严谨，用笔遒劲，流畅奔放，疏密得当，行草兼含，为于书之上乘。文中涉及榆林近代史实，可补充地方志书之不足。现藏榆林地区文化馆。
    于右任书《正气歌》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刻。存西安碑林。竖方形，共六石，每石高173厘米，宽54厘米。刻文天祥《正气歌》，草书，每石三行，共十八行，行十三至十八字不等，于右任书，郭希安刻。于右任是现代大书法家，他的草书熔会了章草和今草各家的精髓，用笔凝重简洁，结体洒脱大方，雄浑奇伟，仪态多变。他书写的《正气歌》，是体现其标准草书“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原则的又一契范。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李雨田碑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刻。原存于李氏家中。现移存于三原县博物馆。碑刻于六块长方形石条上，石条均长90厘米，宽32厘米，厚13厘米。每石十六行，每四行一组，行字数不等，多为七字，字为草书。于右任撰文并书。字迹清晰，保存完好。据碑文后自跋，此碑文系于右任于民国二十三年书过后所重书。此碑为研究于右任生平事业提供了重要资料，书法上亦有重要价值。
    我的双亲墓碑记 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刻。原在咸阳县北杜镇李敷仁父母墓前，后移至其侄李共平家后院。碑为圆首，身首连雕，高163厘米，宽66.5厘米，厚15.5厘米。额楷书“中华民国”四字。碑由李敷仁撰并书。碑文正文二十三行，行五十六字，揩书。李敷仁以在抗日战争中办《老百姓报》而名闻陕西。碑文记载了清末到民国期间关中地区的许多社会情况，不仅是研究李敷仁生平的第一手资料，亦是研究近代陕西历史的宝贵资料。碑文纯用白话文体，并加了新式标点符号，语言通俗流畅，记叙生动感人，在现存碑石中甚为特殊。
    朱子桥将军碑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立。原在长安县东韦村，“文革”间几毁，后经李瘦枝等力倡移西安碑林。碑通高243厘米，宽83厘米，隶书14行，行42字。碑由冯玉祥撰文并隶书。
    朱庆澜(1871—1941)字子桥，早年军吏出身，参加二次护法，后历任要职，抗战期间援军御敌，多有建树。曾任国民党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后长期驻陕赈灾，终积劳成疾，咯血不治而逝，葬终南山下。碑文主要记其抗战期间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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