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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考古发掘墓 一、西周墓 南指挥乡西村第六队300米处有西周墓葬区。其北距县城6公里,属于五畤原范围内。经1979至1980年雍城考古队连续两次钻探发掘,墓葬区东西长129米,南北宽127米,面积16383平方米。 墓坑构造:210座墓葬,全为竖穴式长方形土坑结构。墓坑大小都以墓底计算,中型最大者以79M42为例,深4.8米,长3.2米、宽2.32米。小型墓以79M72为例,深1.9米,长1.5米,宽0.7米。 墓底中央安放棺椁,棺椁周围填土,形成熟土二层台,台高0.5米左右。 棺椁葬具:棺椁皆朽,从痕迹可辨出三种形式; (1)单棺单椁,如79M42。 (2)单棺无椁:一般棺长1.3米左右,最大者80M10,棺长2.2米,宽0.72米,最小者80M61,棺长1.04米,宽0.35米。 葬式:210座墓,4座骨殖腐朽者葬式不明,其余均为仰身直肢葬,有的两手置腹部,有的上肢垂直。面部一般向上,也有部分侧左或侧右。 随葬器物放置:串饰在颈部,也有置于二层台的。贝含于口或置棺内。鬲、罐、戈等器多置棺外靠头部的二层台上。 二、春秋、战国墓 1976~1984年,雍城考古队在南指挥乡八旗屯、高庄、西村发掘小型秦墓180多座,车马坑10座。 春秋时的墓葬为竖穴土圹。战国中期出现洞室墓,晚期以洞式墓为主,葬式有直肢、屈肢两种。除33座葬式不明者外,屈肢葬者36座,直肢者17座。一般一棺一椁,在内外椁之间或一棺一椁之间置随葬品。礼器及生活用具竖穴墓多在头箱,洞室墓多置天井或壁龛中,少数置边箱中,兵器置边箱和尸体两侧,金玉之属置棺内;羊犬牺牲则置椁上或二层台上。 春秋早期和中期的墓葬,宽度在2.5米以上者,均设有壁龛殉葬奴隶,亦有在填土中殉葬者,壁龛中的殉奴盛敛在木匣内,以仰身或侧身屈肢葬。一般随葬者有蚌琀,有的亦有玉决、玉璧、玉圭等。殉葬奴隶当是死者生前的近身侍奴,填土中的殉奴属葬礼时以作祭祀之牺牲。 随葬品种类繁多。铜器有鼎、豆壶、簋、盘、匜、甗、盂、戈、矛、剑、弩、矢、斧、钵、削、镜、铃及各种车马器;陶器有鼎、豆、壶、盘、匜,甗、喇叭口罐、盂、鬲、釜等。囷是春秋晚期新出现的器物。牛车模型出现于战国初。灶、缶、茧形壶、鍪等始见于战国末期,属礼器的陶器,在春秋早期多施彩绘。 八旗屯墓地清理出春秋时车马坑四座,位置在主墓左侧或脚下,少者埋一车两马,多者埋三车六马。车马纵行排列、前后相随。坑内除埋葬车、马、御者和附属于车马的什物外,还有羊、狗的整体或牛、羊、猪头骨和四肢。这些动物是作为奉行葬礼时祭祀之牺牲埋入坑内的。 这些秦墓的时期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到秦统一中国,据葬品器物的组合和器形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春秋早期。以铜礼器为主,兼有陶、漆等器物;铜器组合为鼎、豆、壶、盘、匜、盂;陶器有囷、罐等。 第二期为春秋中期、以彩绘的仿铜陶礼器为主,器物组合为鬲、鼎、豆、壶、簋、盘、匜、甗、但数量多不合周礼记载。 第三期为春秋晚期。以仿铜陶礼器为主,器物组合变化不大,陶囷、陶舟等是此期新出现的器物。 第四期为战国早期。铜器微形化,成套礼器竟可握于一掌之中,陶器中仿铜礼器居多,均无彩绘,其器物组合仍为以鼎、豆、壶、簋、盘、匜为主,但器形变化很大,还出现了牛、车模型。 第五期为战国中期。出现洞式墓,器物组合趋向简单,主要是鼎、豆、壶。 第六期为战国晚期。从出土器物来看,大都属于熔模所铸的器物,敦、提梁盉等盉 第七期为秦统一时期。陶礼器少见,实用器大量出现,陶器组合为缶、瓮、罐、釜、灶等,铜器中鼎类不多见,实用器以鍪、蒜头壶、钫、镜为主。 二、隋、唐墓群 1983年10月,雍城考古队在清理雍城遗址时,先后发现两处约六千多平方米的隋唐墓地。共清理墓葬314座,其中隋墓9座,唐墓305座,共殉葬人121人,最多的一座殉葬12人,殉葬者多在墓道中部或上部,或被大劈、或砍头解肢,其状甚惨。 在18座墓的墓室内发现有可能为买地券的铁残片。十七号墓墓主,身旁不仅有铁残片,还有一个3厘米高的铜盆,内装的绢织物经展开后,见有用毛笔书写千字经咒文,字迹清晰,并画有佛像、佛手印等图案,甚为珍贵。 出土文物大都为中唐时期器具。有白瓷碗、玉盒、三彩马、枕等,工艺讲究,质地精良;直径仅3厘米的首饰银盒,镌刻着一对莲花池中穿游的鸳鸯,图纹细腻逼真。有铜剪刀和镊子,咬合严密无缝;有一把14厘米的铜制组合日用器具,象折扇一样张开,可见刀、锥、锉、镊、耳勺和刮具六件器具。反映唐代经济繁荣和高超的铸造技艺。 隋、唐墓中大量“人牲”的出现,对秦代以后不用活人殉葬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为研究我国历史上的殉人问题提出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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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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