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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汉隶大字《玉盆》摩崖 《玉盆》摩崖。在石门南二里许,褒河水中一巨石上。此石中凹似盆,色白如玉,河水至此,异常平静,清澈见底,汉时有人见此,遂书“玉盆”二字以喻之。此二字镌于河中巨石之上,隶书,字径30—35厘米,平日露于水面,遇水则为洪浪所淹。年代久远,字迹刻痕受流水冲蚀,仅隐约可见。其苍劲古横,堪称汉刻佳品。可惜原石磨损殊甚。南宋时游人恐其真迹为流水泯灭,乃于原石上部另镌小隶书《玉盆》二字,字径18—23厘米。原刻为横列,新刻为竖列,是因地制宜之故。《汉中府志》载:“褒水东岸有石,自然如盆,光洁如玉”。清人罗秀书在《褒谷古迹辑略》中说:“玉盆”(指横列)二字笔力是东汉体,惜无名姓,然旁有石孔四,昔覆亭于上,必非常人也。余始至褒闻老生云“玉盆”旧有留侯书,今无矣。”“留侯书”,系传说,尚待考证。留侯张良于公元前206年离汉时,刘邦送至褒中,张良献策烧栈道示项羽无“东意”,以防诸侯盗兵袭之,刘邦采纳这个意见,命张良在归途中尽烧所过栈道。张良急于返回和烧栈道,未必有兴致游览褒谷山水,刻石留名。据书体的时代风貌,为东汉人手迹。 “玉盆”素为褒谷之胜,凡游褒谷者,必玩“玉盆”。《金石萃编》载:“玉盆题名十二段”,依其时间先后,照录于后: 1.“崇宁□(改)元(北宋徽宗赵佶元年,公元1102年),□二十有□,□台张元翊,成□袁震武、岐下□师敏同游,穷溪壑之胜,刻玉盆之阳”。(横广四尺四寸五分,高三尺六寸七分。七行,行五、六字不等,左行正书)。 2.“河南李□彦粹游石门,登玉盆,预行者定武□□子实,开封王师彦希贤、徐师民叔瞻、秦亭李师古□从、冯翊傅汝砺彦正、洛阳□中直子正。建炎已酉岁(南宋高宗赵构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清明前一日行记,男松年侍”。(高二尺五寸,广一尺九寸五分。七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左行正书)。 3.“晏德广、段□□……师命祷雨,升潭□……而去。□(淳)熙甲辰(南宋孝宗赵昚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高三尺一寸,广二尺九寸。三行,行六、七字不等,隶书)。 4.“石邵、段雄飞、晏袤,前时以祷雨舣舟玉盆侧。志岁月而去。乙巳清明前一日,以董堰复来同登,汛扫纵观。方羊久之”。(横广三尺一寸三分,高三尺三寸五分。六行,行七、八字不等,隶书)。 注:“乙巳”,为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方羊久之”,即喜欢玉盆石刻,盘桓留连,久久不忍离去之意。 5.“闾丘资深、田德夫、章德,庆元二年(1196)二月壬申,因视堰来”。(高四尺八寸,广二尺四寸。三行,行七、八字不等,隶书)。 6.“郭嗣卿、陈季时、程清叔。庆元戊……”(高二尺,广仅存一尺五寸五分。三行,行四字,正书)。 注:“戊”后所缺之字为“午”字。“戊午”即庆元四年(1198)。 7.“开禧二年(1206),人日(即正月初七),牟节甫、刘叔静来”。(高一尺九寸五分,广一尺五寸四分。四行,行四、五字不等,正书)。 8.“晶然安丙子文,抱孙、明孙与李□贵同来,嘉定己巳(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闰月清明日”。(高一尺八寸八分,广一尺五寸三分。四行,行七字左右,正书)。 9.“李□熊来,嘉定端午”。(三行,行三字,隶书)。 10.“邑令何武仲拉资中黄元英、广汉沈德明、普慈周伯光、黄养源来,同二子禄孙和孙侍行。嘉定辛未(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中秋后十日(八月二十五日)”。(高一尺九寸五分,广一尺五寸五分。七行,行六、七字不等,正书)。 11.“曹济之、庞公巽、曹章、李禀,绍定乙丑(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清明日识”。(三行,行八字,正书)。 12.“石盆应有意,要洗贪者廉。前郡□李一鳌”。(高四尺六寸四分,广三尺七寸。五行,行四字,正书)。 注:《汉中府志》载:“李一鳌南郑人,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丙午科’举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科’进士。曾任大名令及左布政使”等职。 “玉盆题名十二段”的时间,自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至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前后527年,仅有第五、十一段移存市博物馆,其余皆毁。 八、汉隶大字《衮雪》摩崖 隶书“衮雪”二大字摩崖,刻在石门隧道以南激流中巨石上,褒水经此,上下落差较大,水流急湍,加之受乱石遏阻,喷沫飞溅如滚雪之状。相传曹操见此胜迹,乃书“衮雪”二字以喻之。后人慕曹操之名,在“衮雪”二大字下侧,镌刻小隶书“魏王”二字并复亭其上。世代更迭,亭已毁。“衮雪”二字刻石,虽因锤拓日久,略有泐痕,但保存较好。“衮雪”二大字系横列,字径35—46厘米。“衮”字与“滚”通。 九、曹魏《李苞通阁道》摩崖 《李苞通阁道》摩崖,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刻于石门北口上方东侧的峭壁上。由于山石崩塌而断裂,其残刻于清同治十年(1871)为褒城县教谕罗秀书发现,仅有遗文2行,可见者16字:“□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荡寇将军浮亭侯……”隶书,字径2—3厘米,字迹漫漶,笔势松散,似随意而作,不事雕饰。在石门南侧山崖间,另有一个《李苞通阁道》刻石,共38字:“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荡寇将军浮亭侯谯国李苞字孝章,将中军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阁道”。在此摩崖右侧,另有《潘宗伯、韩仲元通阁道题名》,记晋泰始六年(230)修栈道事。这两段不同时代的摩崖,出于一人手笔,皆为楷书,字径4厘米左右,笔力遒劲,是楷书中之佳品。据罗秀书所识,这两段楷书摩崖为隋唐人之手迹。魏晋原刻在隋唐时已残泐,时人恐其泯灭,乃重刻之。隋唐之际,楷书盛行,罗氏工书,其说当有依据。重刻之摩崖已湮没水库,原刻上半部存市博物馆。 十、北魏《石门铭》摩崖 《石门铭》摩崖,北魏宣武帝(元恪)永平二年(509)刻于石门洞内东壁,楷书27行,每行22字,字径5—6厘米。北魏梁秦典签王远撰文并书写,石师武阿仁凿字。 《石门铭》叙述西晋王朝东迁,南北朝对峙,汉中属于南朝,褒斜道废弃不用,石门因而闭塞。至梁武帝(萧衍)天监三年(504),梁州刺史夏侯道迁以汉中叛降北魏,至北魏宣武帝正始三年(506),梁秦二州刺史羊祉,奏请修复褒斜道。北魏王朝派遣左校令贾三德率领刑徒一万人,石师百名进行修复。至永平二年(509)竣工,由当时梁秦典签王远写了一篇歌颂羊、贾二人修复褒斜道功绩的铭文,刻在石门洞内,故称《石门铭》。它不仅情文并茂,读之酣畅,且其书法为北碑中精品,备受推崇。 《石门铭》下方,还有一小方摩崖,高98厘米,宽28厘米,楷书7行,每行7—9字不等,后有“贾哲字三德”题名。此称《石门铭小记》。内容是叙述石门开凿于东汉永平,修复于北魏永平,皆称“永平”,以为异事而记。《小记》未题年、月与书撰人姓名,历代识者认为仍为王远补记,与《石门铭》同为一体。 《石门铭》是北魏著名石刻之一,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书法富有典型的魏碑特色,是研究我国书体演变极为珍贵的实物标本,向为金石、书法、文史界推崇。有关著录不少,但由于交通闭塞,研究者难以亲睹原刻,传世拓片,有些字迹残缺,有的著录出现疏漏。今据原刻,照录全文。 石门铭 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将五百载。世代绵回,戎夷递作,乍开乍闭,通塞不恒。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其崖岸崩沦,磵阁堙褫,门南北各数里车马不通者久之。攀萝扪葛,然后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至于门北一里西上凿山为道,峭岨盘迂九折无以加,经途巨碍,行者苦之。梁秦初附,实仗才贤,朝难其人,褒简良牧。三年,诏假节龙骧将军督梁秦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建嶓漾,抚境绥边,盖有叔子之风焉。以天险难升,转输难阻,表求自回车已南开创旧路,释负担之劳,就方轨之逸。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共成其事。三德巧思机发,精解冥会,虽元凯之梁河,德衡之损蹑,未足偶其奇。起四年十月十日,讫永平二年正月毕功。阁广四丈,路广六丈,皆填磎栈壑,砰险梁危,自回车至谷口二百余里,连辀骈辔而进,往哲所不工,前贤所辍思,莫不夷通焉。王生履之,可无临深之叹;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劳。于是畜产盐铁之利,纨绵毼之饶,充牣川内,四民富实,百姓息肩,壮矣!自非思埒班尔,筹等张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乃作铭曰:龙门斯凿,大禹所彰。兹岩乃穴,肇自汉皇。导此中国,以宣四方。其功伊何,既逸且康。去深去阻,匪阁匪梁。西带陇,东控樊襄。河山虽险,汉德是强。昔惟畿甸,今则关疆。永怀古烈,迹在人亡。不逢殊绩,何用再光。水眺悠晶,林望幽长。夕凝晓露,昼含曙霜。秋风夏起,寒鸟春伤。穹隆高阁,有车辚辚。咸夷石道,驷牡其骃。千载绝轨,百辆更新。敢刊岩曲,以纪鸿尘。 魏永平二年太岁己丑二月卯朔卅日戊申梁秦典签太原郡王远书石师河南洛阳县武阿仁凿字 《石门铭小记》原刻照录于后: 本西壁文后汉永平中开石门,今大魏改正始五年为永平元年,余功至二年正月,讫乎开复之年同曰永平,今古同□□(似迹极二字)矣哉!后之君子异事同闻焉。 贾哲字三德 《石门铭》详细记述了北魏永平中,羊祉、贾三德改修褒斜栈道的经过,这是研究褒斜道历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资料。改道后栈道的南段仍由褒谷上溯,但不沿褒水正源至衙岭山(今五里坡)入斜谷。而由褒谷上源的另一支流北栈河到紫柏山麓,再越紫柏山、柴关岭到回车。历史上曾把这条路叫回车路。由回车路经留凤关、酒奠梁、凤县,出散关到关中。 十一、南宋《晏袤 释君开通褒斜道》摩崖 《晏袤释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南宋光宗(赵惇)绍熙五年(1194)刻,南郑县令临淄晏袤书,27行,每行28字左右,字径5—6厘米,楷书。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原刻于石门南百步左右的崖间,以后被青苔、泥沙所封闭,千余年未显露,故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的三种金石书籍,俱未得见而著录。至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夏秋之际,为霖雨冲刷,字迹始显。当时南郑县令晏袤,即将发现这方汉代摩崖的经过情况,以及原刻文字的内容加以注释,另刻了这方摩崖于原刻之下,故称《鄐君碑释文》摩崖。刻石通高270厘米,宽220厘米,四周有凸出10厘米宽的边子,字的排列均匀而整齐,可惜石质酥劣,抗蚀力差,刻石至今,不足800年,已大片剥落,残存的刻字有些已辨不清。此摩崖录文见于《金石萃编》和《褒谷古迹辑略》,但与原刻石校对,有些错缺字,如《金石萃编》将“王弘”的“弘”误作“宏”字;“就安稳”的“稳”字误作“隐”字;“此名亦摩灭矣”误作“此名随灭磨灭矣”。《褒谷古迹辑略》将“韩岑第”的“第”误作“等”;“建和二年”的“二”误作“五”;“通道几五十年”的“道”字缺漏。还有晏袤所录鄐君碑中,有关“开通”的“开”、“褒斜道”的“道”字原刻至今犹存,录文却以□示缺,原刻□□杨显,晏袤录文与此无误,而在后面的题记中却加“广汉”二字等等。为便于校正,将晏袤《鄐君碑释文》原刻近拓照录于后: 汉鄐君□褒斜阁道碑字 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 太守钜鹿鄐君部椽治级王弘史□茂□韩岑□典功□□□□□□ 杨显□陨用始作桥格六百二十三间□□道二百五□□里邮亭 驿置徒司空□□□□寺并六十四所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馀人瓦卅六万九千六百四十九 汉中郡太守鄐君修桥阁碑壹百五十有九字汉明帝永平六□□□□□□□中其纪号先巴官□□铭□□□□□三月甲子南郑令晏袤□□□□□褒谷获此刻于石门□南□□□□□□□癸丑夏秋积雨苔藓剥落□□□画始见字法奇劲古意有馀与□(光)□□□(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势相若建武永平去西汉未□□(故)□画简□□□□使人起敬不暇昔高皇□(帝)兴王汉中出散入秦道由子午□□□□自秦□蜀石牛道开通石门史虽不书灵帝建宁五年衡官椽□□□□守李翕郙阁碑云嘉念高帝之开石门元功不朽则石门虽基于秦□(而)开于高帝明矣至威帝建和二年汉中太守王□(升)镌碑石门中纪永平四年□(司)隶校□(尉)君孟文以诏书凿通石□(门)则又从而□(广)之通道几五十年至安帝永初元年□(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复循子午凡十五□(年)至顺帝延光四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复通褒斜则此路自秦汉以来通塞屡矣今碑刻于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太守□(钜)□(鹿)□(鄐)□(君)部椽治级王弘□(史)荀茂张宇韩岑弟典□(工)□(作)太守丞广汉杨显始作桥□(格)□(六)百廿三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四)□(月)成就刻石纪工器钱粟成□(数)□(于)□(崖)□(壁)中去石门不百步惜乎崖倾碑断字□(有)□(亡)阙今所凿栈道石窍具存□(乃)□(知)□(杨)孟文治石□(门)□(于)□(四)□(年)辛酉岁鄐君杨君治(阁)道于六年癸亥岁而王升建和二年□(纪)石□(门)□(之)□(功)□(亦)□(不)□(及)此桥格事今乃□(遇)□(于)壹千一百三十三年之后物之显晦□(盖)□(有)□(定)□(数)□(如)□(此)□(鄐)□(君)□(杨)□(君)为民兴此□(阁)□(道)三年而后成曾不讳劳而史逸其名□(非)□(苔)□(藓)□(封)□(护)□(至)□(必)为□(风)□(雨)所剥□(此)□(名)□亦磨灭矣敬书碑阴俾来者有以取信□夏四月旬有六日□(临)□(淄)晏袤书 晏袤以上《释文》有失误之处,如称“鄐君修桥阁碑……汉明帝永平六年刻于褒谷中”。鄐君修桥阁是永平六年动工,九年完工,开工之时是不会刻石留念的。又称“鄐君、杨君(孟文)治阁道于六年癸亥岁”,鄐君与杨君非同时代的人,更不会同年治阁道,这在《石门颂》、《鄐君碑》中都有明确记载。 十二、南宋《晏袤释 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摩崖 《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摩崖,简称《潘宗伯等通阁道释文》。《释文》旁边有两段刻字,一为《潘宗伯韩仲元通阁道》摩崖: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六年(270)刻于石门洞南口外左侧崖际。一为重刻《李苞通阁道》摩崖,前有题款。字径4厘米左右,字迹漫漶,现将可辨认者照录于后: 题款一行,10字,可辨认者6字:“潘宗伯韩仲元□□□□” 正文两段,第一段一行,19字,可辨认者14字:“□□伯韩仲元以泰□六年五月十日造此□□”。 第二段三行,38字,可辨认者24字:“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荡寇将军浮□□□□李苞□□□□□□□□木工二千人始□□阁道”。 上列刻字,同为楷书,且出自一人手笔,显然是将魏景元四年(263)和晋泰始六年(270)两个年代的两段摩崖并录重刻而成。 两段刻字的后面,即南宋庆元元年(1195)南郑县令晏袤之《释文》,通篇为隶书,字径3—4厘米。据最近拓片,将全文录后: “魏潘宗伯、韩仲元、李孝章通褒斜阁道碑阴 潘宗伯、韩仲元记造桥阁十九字,绍熙甲寅(绍熙五年,1194年)始见于石门之南崖。其泰字下一字不显,止有六年以下字,至此字下三字又不能识,微有偏旁。汉魏两晋以泰记年者凡七,惟魏明帝有泰和六年,晋武帝有泰康十年,余皆一二年或四三年,则知此为泰和六年明矣。是岁,蜀建兴十年,先是泰和四年,魏司马懿伐蜀。五年,蜀诸葛亮围祁山,魏诏司马懿拒之。秋七月,亮复军。明年,亮休士作木牛流马,故魏人得入褒中治桥阁矣。后题景元四年三十八字者,魏陈留王年号。自泰和六年至此,凡三十有三年,则此二号皆魏之纪年无疑。其书荡寇将军者云,蜀张嶷亦有此将军号。魏荡寇将军浮亭侯李苞字孝章,复通此阁道于景元四年,即蜀炎兴元年冬十一月,魏钟会、邓艾率众伐蜀,至江油降马邈,至绵竹斩诸葛瞻,刘禅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魏分益州为梁州,褒斜阁道于是乎通矣。庆元元年中秋日南郑令临淄晏袤书”。 晏袤释文与重刻的《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同在一面崖壁上,虽镌于不同时期,但作为摩崖却合为一体。《金石萃编》称“高五尺九寸,广五尺六寸”即指此摩崖。清同治十年(1817),罗秀书在石门北口外崖边发现原刻李苞碑后,证明晏袤此《释文》有误断,如将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判断为魏明帝太和六年(228),把晋碑判断为魏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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