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安康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尤以伏旱、洪涝为烈。自东周元王六年(前470)迄今2000余年里,“赤地千里”、“天大旱、民大饥”、“汉水暴溢”等记载不绝于史籍。自明洪武二年(1368)至1980年的613年中,共发生旱灾127次,平均4.5年一次,其中持续2~3年的大旱发生63次,约10年出现一次。自汉高祖三年(前185)至1987年的2122年间,洪涝灾害达140次,平均17年一次。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至1983年的594年间,安康城洪水决堤淹城达18次,平均33年一次,安康州府所在地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之后两次往返于新老城之间,皆因洪水淹没之故;清康熙十九年(1680),洪水入州城,淹死2385人,咸丰二年(1852),洪水决堤入城,溺死3000余人,1983年城堤决口6处,淹死870余人。另外,滑坡走山、大风、冰雹等灾害亦频繁发生。
自清代大量移民垦殖以来,人口不断增多,垦荒范围不断扩大,植被不断减少,加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致使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建国后,一度忽略了生态环境保护,50年代大炼钢铁,60年代毁林开荒,70年代工程建设消耗,森林植被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原可通航的坝河、任河、池河、月河、岚河因水量减少,河床抬高,到60年代已难见帆船踪迹。干旱、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大,新中国成立40余年来,共发生局部性洪涝灾害200余次,平均每年5次,旱灾60余次,平均每年1.5次。1960年9月,安康、平利、镇坪、岚皋连续4天大面积降暴雨,洪水冲毁施工中的黄洋河水电站大坝,横扫下游农田房舍,损失400多万元。1972年宁陕县突降暴雨,山洪淹死24人,西万公路中断12天,1975年8月,震惊全国的河南“75·8”暴雨波及白河县白石河流域,死伤群众226人,冲毁水田4000余亩,新中国建立后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全部毁于一旦。1982年8月,元潭子暴雨使安康、汉阴两县21个乡4559户2.2万人受灾,冲毁农耕地3.1万亩。1983年7月特大洪水使安康城遭受灭顶之灾,全区损失4.13亿元。1959年,全区362万亩秋粮作物受旱成灾,占播种总面积的80%。1966年,春夏连旱,粮食作物成灾面积151万亩,其中24万亩绝收。1972年春夏少雨,受灾面积218.5万亩,占秋粮总面积的53.2%,其中绝收40万亩,12万人饮水困难。1986年全区264万亩农田受旱,减产粮食1亿多公斤,28万多户119万多人缺粮。除了干旱、洪涝灾害外,60年代以来滑坡明显增多,据1983年统计,当年暴雨造成的滑坡达1046处,约471万立方米,造成垮房和危房7332间,危及1.45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每当灾害发生,政府都及时给予救助,受灾群众得以渡过难关。近年来,工业废水废气污染问题开始出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日益得到政府重视。
四
安康地区是较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地区,境内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中,就有大量的耕作种植工具、手工业及渔猎工具。西周时期,制陶等手工业已有一定规模,桑、麻、棕、漆、茶等生物资源就得以初步利用。春秋时期,川道地区已使用桔槔提取地下水用于灌溉。战国时期,开始冶铁采金,使用铁制农具。西汉时期,牛耕已很普遍,畜牧养殖已相当发达。东汉出现陂塘灌溉水利工程,孟达在上诸葛亮书中形容月河川道一带“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康战乱不休,经济发展受挫;唐宋相对安定的时期,开渠筑塘,筒车、龙骨车等提水工具得到广泛推广,农业经济得到发展,茶叶、丝绸等成为行销西北的重要商品。五代十国及宋元朝代更替之际,川道河谷地带的农业繁荣因战乱几遭摧残。明清之际,因“迁海”、“圈地”及战乱灾荒等,南方各省大量贫民流离失所,安康地区兵燹天灾之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百业凋敝。朝廷动员南方各省灾民移垦陕南,大批移民扶老携幼,络绎不绝进入安康,带来了大批劳动力及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人口迅速增加,玉米、红苕等适宜于中高山旱地种植的粮食作物及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得到引进和推广,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不断加深,垦殖范围从川道河谷渐次向中高山拓展,到清嘉庆(1796~1820)年间已达“寸土可耕,尺土可灌”的程度,诸多水利工程惠及当今。空前规模的山区经济开发,提高了传统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带动了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的兴起,在社会相对安定的时期,铜铁冶炼、竹木造纸、丝棉纺织、煤金开采、森林采伐、土特产品加工以及制陶等工厂、作坊星罗棋布,安康城镇商贾云集,茶叶、生漆、桐油、木耳等土特产品远销西北及南方各省,鼎盛时期,山间要道马帮如绎,江汉“舳舫上下,帆樯林立”。汉水及其支流沿岸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集市应运而兴,成为区域性商品集散地。白河、紫阳、宁陕、镇坪、岚皋等位于深山边远的地区相继设县,奠定了安康地区城镇集市分布的基本格局。
鸦片战争之后,木耳、茶叶、丝绸、桐油、药材等传统的农业土特产品转出口量逐步增加,与东南各省及海外的商贸往来联系不断加深,“洋火”、“洋布”等西方日用工业品开始进入安康市场,在买方市场的拉动下,茶叶、桐油、丝绸、生漆及名贵中药材的生产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疯狂掠夺,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劳动人民承受繁重的赋税和外国赔款的双重负担,饥寒交迫的生活状况并无改变。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捐比税多,各种摊派繁重,特别是抗日战争中武汉沦陷后,汉江航运受阻,割断了安康地区与东南各省主要的商贸通道,传统的农副土特产品失去了主要的销售市场,生产一落千丈。到建国前夕,安康地区还处在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1949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28亿元,其中工业产值仅796万元,农业人口人均拥有粮食仅230公斤。
建国后,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经过土地改革、走合作化道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个阶段,彻底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关系不断得到完善;大力推广使用化肥、农药、农业机械、良种,革新耕作技术,农业科技含量不断提高;国家对安康地区长期采取政策引导、资金投入、产业布局调整等多种措施,调动农民修田造地、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扶持发展农村经济。特别是70年代后,国家在安康境内投以巨资兴建安康水电站和阳安、襄渝铁路,坚持“以农为本,有土安置”的原则和“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消除隐患,长治久安”的开发性移民工作方针,把安康库区移民安置的过程变成了兴安富民的机遇。库区涉及安康、岚皋、紫阳、汉阴、石泉五县(市)52个乡、205个村、600个村民小组,利用移民资金筑路修桥、抬田造地、植树造林,库区每人平均基本农田由0.24亩提高到0.62亩,并兴建了一大批经济林特园、兴修了一大批交通水利设施,5.8万余人举家外迁,几十个城镇部分或全部迁址。1985~1987年,国家对安康地区投巨资,采取“以工代赈”政策,投入粮棉布实物折价和配套资金7376.9万元,帮助新建公路689.31公里,改造公路2588.31公里,建桥331座8545延米,兴修梯田1.96万亩,修建引水渠道294公里,小水电装机4341.7千瓦,使安康地区产业结构、农业生产条件、农民生活质量均发生了历史巨变。
五
自建国后到1990年的40余年时间,安康地区各项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社会面貌日新月异,是安康地区空前辉煌的发展时期。
建国时,安康地区疮痍满目,一穷二白,饱经沧桑的安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三年恢复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1.88%;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延续数千年的剥削制度,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国民经济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到1957年工业企业猛增到157个,工业产值增加到2518万元,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粮食产量首次突破40万吨。后来遭受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挫折,国民经济发展势头趋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进一步发挥,安康地区进入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
农村经济实现突破性发展,产业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1949年到1990年,全区农业总产值由12104万元增长到145299万元,粮食总产由30万吨增长到95.3万吨,蚕茧、茶叶、木耳等传统农副产品产量呈数倍至数十倍增长。1956年始有一台25马力农用柴油机,到1990年全区农业机械达到12254台,农机总动力30.9万千瓦;1957年始用化肥44吨,到1990年化肥用量达到13.85万吨。1978年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到1990年,乡镇企业发展到5万个,涉及农、工、建、运、商等八大行业,吸纳城乡劳动力11.62万人,当年实现总产值3.7亿元,总收入5.12亿元。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形态,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飞速发展。1949年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占98.55%,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94.7%,在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70%。到1990年,农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78%,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59.3%,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52.7%。
总体经济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49年到1990年,全区社会总产值由15578万元增长到306441万元,国民生产总值由14020万元增长到216533万元,国民收入由9036万元增长到173555万元,工业总产值由796万元增长到86214万元。全区银行存款余额由1952年的6万元增长到1989年的102876万元,财政收入由1953年的814.1万元增长到1990年的13380万元。1949年,全区人均社会总产值仅106元,国民收入62元,农业产值82.5元,工业产值4.56元。到1990年,在人口增长1.94倍的情况下,人均社会总产值达到1078元,国民收入610.4元,农业产值511元,工业产值303.2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10.2倍、9.8倍、6.2倍、66.5倍。城镇居民就业充分,人均生活费收入1090元,全区人均赡养人口由1985年2.1人降为1.69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49元。全区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城镇居民的食物结构已从主食型向副食型过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11.2平方米,且大多为水电设施齐全的套房;农户人均吃的支出263元,肉、油、蛋用量增加;农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16.8平方米,砖混结构住房比重逐年上升。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电风扇116台,洗衣机69台,彩电51台,电冰箱13台;农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34辆,收录机5台,电视机8台,洗衣机3台。
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基础建设突飞猛进。解放初期,除城镇少量个体手工业作坊外,全区仅有两个年产值超过30万元的小厂,主要产品仅110吨饮料酒、1.7万米棉布。经过三年恢复时期,1952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200万元。“一五”时期,新建了一批小型工业企业,到1957年始有冶金、机械、化学、建材和纺织等工业门类,工业总产值增加到2518万元。“大跃进”期间,片面追求发展速度,一些项目盲目上马,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浪费;后又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工业经济遭受一定损失。但因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的推动,“三线”建设的拉动及国家加大内地建设投资,安康地区的工业仍有发展,总体实力仍不断增强。1978年地县工业总产值达到11557万元,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达到6788万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区工业步入持续稳步发展的轨道,到1990年,固定资产原值达到82544万元,工业总产值达到86214万元,初步形成了丝麻纺织、食品饮料、烟草、医药化工、冶金矿产五大支柱产业,经济效益逐步提高。解放前安康没见过电灯,1990年发电量达到8.32亿千瓦小时。解放初期,安康地区仅有一条残破不堪的汉白公路和1辆即将报废的汽车,汉江航运全靠人力牵拉。五六十年代,改造汉白公路,新建西万、安岚、平镇公路;70年代,修建了阳安、襄渝两条电气化铁路,兴建了恒紫、安旬、旬白公路及一批县乡公路。80年代后,地区把山区公路建设作为脱贫致富的基础性工程,紧紧抓住库区移民迁建、以工代赈、国家扶贫等机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乡、村公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90年,境内有铁路342.74公里,经7个县(市);公路总里程达到5002公里,其中晴雨通车里程2662公里,二级公路已开始兴建,大多数乡已通公路,拥有汽车392辆。经过几十年的疏浚,汉江航道已能载航60吨以下客货轮,拥有机动船舶88艘,全区公路和水运年客运量达732.87万人(次),旅客周转量25.7亿人/公里,货运量552.58万吨,周转量118.1亿吨/公里,安康已成为铁路交汇、公路纵横,公路、铁路、水运、航空四种运输方式并有的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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