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印刷管理
咸阳的书刊印刷源远流长。书隐斋是南宋刻印图书的堂号，也是资料记载咸阳最早的专门刻印图书的场所。历至南宋中叶，咸阳书隐斋在四川成都刻印图书，传世的有庆元二年（1196）刊印的《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300卷。明代，咸阳、三原、泾阳、乾州、邠州的雕版印刷业较为兴盛，官刻、私刻、书院刻的书籍都不少。
清代刻书多于前朝。乾隆六年（1741）三原人刘绍攽创办“刘氏传经堂”，自刊自著的《九畹古文》10卷，乾隆四十三年（1778），又续刊《九畹古文续集》2卷。“刘氏传经堂”存世170年之久，刻印书籍100余种。其他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武功县署刊《康对山先生文集》10卷。乾隆四十四年（1779）礼泉“滋德堂”刊刻明代颜正注的《丹桂籍》4卷。嘉庆十四年（1809）三原“敦厚堂”刊印明代武之望辑录的《疹科内编》。清光绪元年（1875）乾州王氏创办“乾阳书院”，刊《大学或问》。光绪三年（1877），三原东里“述经堂”刊刻宋代邵雍撰写的《伊川击艰集》，出版《论语集注》、《关学论》、《朱子遗书》、《朱子文集》等十余种图书。光绪十一年（1885）咸阳人刘古愚创立“求友斋”，先后刊刻《诗意折中》、《春秋大事表》、《易经读本》、《诗经读本》等。光绪十七年（1891）“求友斋”扩大为“刊书处”，“味经书院”成为官办书院后，更名为“味经官书局”。光绪十八年又在书局设立售书处，使“味经官书局”成为陕西第一家官办出版发行机构。宣统三年（1911），泾阳的“味经官书局”划归初成立的陕西省图书馆管理，除沿用木版印刷外，又引用石印技术，印刷内容多重于新学堂的课本，两三年间刻印图书近百种。
1921年咸阳开设“悦来书局”，出售图书之外兼营印刷。李祖荣创办“乾县天足会”，编写刻印《天足会讲劝歌》，散发宣传妇女天足益处，反对缠足。1934年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杨陵创建印刷厂，主要印刷教材和出版《西北农林》期刊。1939年初，驻泾阳云阳镇的陕西省委和“西北青年战时训练班”在淳化县创办“青年印刷厂”，主要印刷省委主办的《西北周刊》。翌年该印刷厂并入延安的中央印刷厂。
建国后，咸阳地区印刷企业，在政府领导下经过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有计划、有分工的建设和发展道路。解放初，由私人创办的“书局”、“印刷所”等承担文书印刷任务。1954年，首先在三原和兴平两县建成县印刷厂；1956年，合营建成咸阳市、彬县和乾县印刷厂；1958年，礼泉县印刷厂建成投产；1961年泾阳县印刷厂建成投产；1965年淳化县印刷厂建成投产。与此同时，西北农业大学、空军导弹学院、西北林学院、西北轻工业学院、陕西省农科中心、核工业部二○二研究所等单位也相继办起了印刷厂，为发展咸阳地区印刷事业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蜂起，混乱不堪。1968年成立咸阳专区革委会之后，对各单位进行初步整顿，这一时期，所有印刷厂都以印刷《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诗词》等为主，印刷形式和内容都要求相当严格。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咸阳市的印刷企业逐渐增多，各个厂家印刷范围不断扩大，为此，1980年8月，咸阳地区行政公署批转文化局等单位《关于加强印刷出版管理的报告》，开始对印刷行业进行严格管理。1989年1月，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公布了第一批已办出版物印刷许可证的印刷企业，其中有：咸阳市印刷厂、兴平县印刷厂、空军导弹学院印刷厂、西北农业大学印刷厂、西北林学院印刷厂、彬县印刷厂、淳化县印刷厂、乾县印刷厂、三原县印刷厂和二○二研究所印刷厂等10家单位。同时规定了各个厂家的印刷权限和范围，除西北农业大学印刷厂只承印内部出版物外，其他各厂均可承印正式出版物。同年7月，开展了第一次“扫黄”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对全市印刷企业进行了清理和整顿。咸阳市新闻出版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市公安局联合发出《关于在全市印刷行业实行〈经营许可证〉的通知》，要求全市所有印刷企业，都必须登记办理《咸阳市印刷企业经营许可证》，并对印刷经营范围作了适当限制。以后又开展了多次清理整顿，印刷出版业逐步步入规范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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