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文化，源远流长。文明曙光，深入鸿濛。以长武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晚更新世人牙标本而言，早在一万年以前，已有先民在本地繁衍生息，并创造了被考古学家称之为“泾渭文化”的远古文明。
公元前23世纪，周族发祥于邰（今咸阳市杨陵区及武功县西南部一带），传说其先祖后稷曾教民稼穑，播种百谷，解民饥困，还帮助大禹治理过洪水。五百年后，周人不堪忍受夏桀的暴政，在公刘率领下北上豳地（今长武、彬县、旬邑一带），“复修后稷之业”，并培养了勤劳勇敢、重农尊德、乐于奉献、敢于进取的美德。又五百年后，古公亶父“复修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得到了周人和其他部族人民的拥戴，“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史记·周本纪》）由此日益昌盛，不久全部拥有了今咸阳一带。周文化产生于邰、豳，成熟于岐下。古云“豳岐一礼”，咸阳地方文化实际上从一开始就逐渐融入了周文化。周文化曾占据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并进而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周文化是周人和邻近部族共同创造的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文化，它以“人”与“德”结合为特色，以“尊德”代替了“尊命”、“尊神”，从而开创了中国的人文文明。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孔子在仔细研究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后，曾发出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赞叹（《论语·八佾》）。长武县下孟村、旬邑县崔家河、武功县浒西庄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以及长武县碾子坡、武功县郑家坡、淳化县史家原等先周文化和西周文化遗址的相继发掘，就是这种先进文化的真实再现，而《诗经》中的《豳风》及《大雅·公刘》等许多隽美诗篇，则是这种人文文明的生动写照。
周室东迁之后，秦人开始向东拓展，于公元前8世纪，逐渐占据了今咸阳一带，并于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定都咸阳。秦人由于长期与戎、狄部族相处，本身又是由游牧民族转变而来的，因而形成了朴实豁达、剽悍勇猛的民族气质和尚武精神，而商鞅变法推行的重农重战政策，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最终成为一种人们所崇尚的风气而影响了秦国民众的整个生活。原本已与周文化融为一体的咸阳地方文化受秦文化的影响，再加上强权政治的作用，遂渐次与秦文化融合。秦文化是秦部族在吸收和继承周文化并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断融合外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一种处理分裂与统一关系的文化，它以“开拓”与“统一”结合为特色，“万邦来享”变成了“一统天下”，华夷相别变成了民族融合，中国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治遂从此开始。战国时期的法家、墨家、儒家、纵横家、杂家、兵家等学派都曾西来咸阳，宣传他们的思想，尤以法家、兵家、杂家和纵横家对秦国的思想文化影响最大。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兵家代表人物尉缭的《尉缭子》、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以及张仪、甘茂、魏冉、范雎、蔡泽等纵横家代表人物的许多饱含睿智的精辟言辞，不仅是秦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正是这些优秀文化，丰富和完善了秦文化，为秦国的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秦统一后，咸阳因系国都，不仅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同时也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其固有的文化遂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巨流。客观地说，咸阳地方文化已经失去了明显的地域个性。然而正因为融入巨流，又成了国都，加上本身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因而内容更为宏富。从思想领域来说，当时各个学派几乎都在咸阳有过活动，仅杂家的代表人物吕不韦家中来自关东和秦地的宾客就达三千人，这些人不仅通晓诸子百家的哲学、政治、道德伦理等社会学说，还懂得天文、农业等自然科学知识；从教育方面来说，咸阳作为首善之区，除每乡设“三老”以“掌教化”、朝廷置博士七十人以“典教职”外，民间“私学”一度盛行，不久又提倡“以吏为师”，教育格外受到重视；从文化艺术方面来说，朝廷储存着大量的图书典籍和文书档案，宫中不断演出角抵、散乐、百戏等民间杂技歌舞，考古发现的秦宫壁画遗迹和各种建筑饰件，生动地展现了秦咸阳的绘画、雕塑艺术，而统一文字则大大便利了文化知识的传授和传播；从科学技术方面来说，考古发掘所见的秦都建筑遗址，无论是其高台建筑形式，还是逐层抬梁举高的结构，都表现出了精密的设计思想和高超的建筑水平，至于历年出土的许多精美器物，则更加充分地反映了咸阳在当时国内冶金、机械、制陶、纺织、皮革等手工业生产领域的先进技术；从社会风尚来说，亲自到过咸阳的大学者荀况所说的这段话可以概括一切。荀子说：“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汙，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荀子·强国篇》）这段话虽然是记述秦统一前咸阳风俗的，但秦国当时那种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社会风气和政府作风，无疑延续到了秦统一之后。
西汉虽然建都长安，咸阳一带成了京畿之地，但因自汉高祖刘邦迁徙关东富豪在帝陵旁建立陵邑以来，咸阳原上先后出现了长陵邑、安陵邑、阳陵邑、茂陵邑和平陵邑等五个陵邑。由于统治阶级中大批有钱有势者迁到了陵邑，因而不仅显著改变了当地人口的政治、经济素质，也极大地改变了当地人口的文化素质。当时许多文人学者云集陵邑，如文学家司马相如、哲学家董仲舒、史学家司马迁、经学家孔安国等都居于茂陵邑，茂陵邑俨然成为当时天下人文荟萃之区；大儒韦贤及知名学者张山拊、李寻、郑宽中、士孙张、吴章、张仲蔚、贾徽等都居于平陵邑，不少学子辐辏平陵，平陵邑无形中成了那时都城长安附近的著名教育和学术中心；安陵邑则聚集着关东各地迁来的曲艺世家五千户，因此成了蜚声京畿的一座艺术城和娱乐城。其时咸阳一带有许多重要建筑，除九座帝陵和五座陵邑外，还有甘泉宫、云陵邑及云陵。从现存遗迹和出土文物，不仅可以推想当年陵园建筑的宏伟壮丽，亦可看出当时建筑物的独特样式和艺术风格。茂陵霍去病墓前气象威严的石刻及诸陵附近出土的诸多精美的陶器、青铜器和金银玉器，都反映了当时造型艺术的无与伦比。东汉迁都洛阳，政治中心东移，但由于五陵邑经济实力不减，其文化积淀仍然十分深厚。当时全国著名的经学家贾逵、鲁丕、马融、赵岐与文学家傅毅、梁鸿、班昭，史学家班彪、班固以及精通天文数学的科学家马续等，都是五陵邑人。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西汉石渠阁和东汉白虎观学术会议上，五陵邑学者群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长武、兴平等地出土的“巍（魏）率善氐仟长”及“晋归义羌王”等铜印可知，魏晋时期，部分氐族和羌族人民已安居咸阳境内。晋室东迁后，匈奴、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纷纷入据关中，并先后在长安（今西安市三桥镇东北的汉城）建立过前赵（匈奴）、前秦（氐）、后秦（羌）、西魏（鲜卑）等割据政权。这个被称为“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咸阳一带不少汉族弃家南迁（所谓“关中无旧族”），少数民族相继进入，成了“华夷杂居”的区域。少数民族的首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断学习和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实行“汉化政策”。民族大融合的形成，为咸阳地方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这个时期，经像充斥，伽蓝林立，佛教广泛传入本地，建国前后本地出土的许多北朝造像碑，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各族人民对佛教的崇敬和虔诚。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加上位处京畿之地，咸阳一带造就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不仅有苏瑰、苏颋、苏源明、富嘉谟、苏鹗、皇甫枚等著名文学家和“中唐六窦”（窦叔向与其子窦常、窦牟、窦群、窦参、窦巩）及刘皂、马逢等著名诗人，还有吕向、苏冕等著名学者，窦庆、苏灵芝等著名书法家，苏冕、窦琎等著名音乐家及王方庆那样的著名学者兼医药学家。唐代十八陵中，有九座位于咸阳境内，其中高祖献陵、太宗昭陵及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附近，都有许多皇室人物和文武大臣的陪葬墓。不论是这些陵墓的宏伟石刻，还是陪葬墓出土的珍贵遗物，都反映了当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其中墓室壁画、石椁线刻和各种陶俑以及墓前置物，都是唐代绘画和雕塑艺术的杰作，而大量的碑石墓志，则是研究唐史和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
唐代以降，政治、文化中心一再东移，咸阳地方文化虽然早已与中国文化的巨流融为一体，但由于逐渐远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于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鲜明的地方特色。
北宋时，咸阳一带的民间文化活动已很普遍。从碑石文献看，那时各地都建有许多寺庙，各个寺庙每年都有固定的庙会，到时“四方辐辏，熙熙攘攘，盖踵相接”，各种艺术形式汇集，为了春祈秋报，竞相呈技献艺。著名学者沈括曾亲自聆听过“邠州父老”演唱的“唐羯鼓曲”（《梦溪笔谈》）。
在民间文化活跃的同时，以郿县（今眉县）张载为代表的“关学”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关学”在咸阳一带很有影响，武功苏昞、游师雄和三水（今旬邑县）范育等知名学者，都曾师事张载。张载的“关学”学说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思想，与稍后成为理学正宗的程朱（程颢、程颐兄弟及朱熹）唯心主义学派明显不同。此后，历代咸阳的儒生、学者都尊他为师，“关学”学派在咸阳一带延续到了清末，其中元代的杨奂、第五居仁、程瑁，明代的王承裕、马理、吕潜、张节、郭郛、张鉴、王征，清代的王吉相、王承烈直至“关学后镇”刘光蕡等，都是“关学”传人。八百多年间，“关学”的进步思想和注重实践、讲求实用的淳朴学风对咸阳的知识阶层产生了积极影响。
与“关学”一同兴起的是地方教育。当时本地各州、县都已相继建立了州学和县学。邠州知州范仲淹曾亲自改建州学，并写过《邠州建学记》，淳化县至今存有北宋大观二年（1108）刊立的《学校八行八刑碑》。有元一代，本地又奉命在乡村陆续设立了不少社学。这种以州、县学和社学为主、私塾与义学为辅的教育网络，至晚清时达到极盛。在此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本地的书院教育。北宋时，张载曾在武功县绿野亭讲学，但绿野亭还不算书院。迄今所知本地建立最早的书院是创自元代的三原县学古书院。此后各州县都相继建立了书院，据地方志记载，元代至清末，本地曾建立各种书院三十余个。清代末年，陕西全省所号称的“五大书院”中，除省会所在地的“关中书院”外，其余“宏道”、“味经”、“崇实”、“正谊”等四个书院均在本地的泾阳、三原二县。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统计，明清两代本地考取的384名进士中，有237名出于泾阳、三原两县。除过经济条件之外，这不能不归功于这些书院。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经陕甘总督年羹尧奏请，清廷将陕甘学政衙署由省会西安移驻三原县城，于是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一带成了当时西北地区的教育中心，以此足见本地教育之盛。
由于地方教育的兴盛，本地学术空气日渐浓厚，相继出现了不少知名学者，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著述，如元代杨奂的《还山集》，程瑁的《辽史》；明代王恕的《考经堂集》，马理的《尚书疏义》、《诗经删义》，温纯的《诗经评点》、《杜诗颇解》，牛应元的《四书质言》，文在中的《观宇》、《天极》，文翔凤的《太微经》、《九极篇》，王建常的《律吕图说》；清代王吉相的《四书心解》，王承烈的《毛诗解》、《尚书解》，刘绍攽的《周易详说》，袁仁林的《虚字说》、《古文周易参同契注》，宋振麟的《中岩集》，文应熊的《周易蠡测》、《乐经解》，上官章的《周易解易》，刘光蕡的《汉书食货志注》、《汉书艺文志注》等。同时，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文艺著作，如元代程瑁的《乐府文集》；明代康海的《中山狼》、《王兰卿传》、《沜东乐府》，张炼的《双溪乐府》、《太乙词抄》，温日知的《屿浮阁诗赋集》；清代孙枝蔚的《溉堂集》，孙髯的《永言堂诗文集》，周元鼎的《红菊轩文集》，毛汉诗的《爱吾庐诗钞》，张鼎望的《临清楼诗集》、《临清楼文集》，李念慈的《谷口山房集》，张恂的《樵山堂集》等。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淡泊名利，有志于科学技术和医学、农学的研究，同样留下了不少宝贵著作，如明代康佐的《医问》、《诊法》、《杂治略》，来复校订的《奇效良方辨》，王征的《远西奇器图录最》、《新制诸器图说》；清代陈尧道的《痘科辨证》、《伤寒辨证》、《医学心得》，杨秀沅的《农言著述》，杨屾的《豳风广义》、《知本提纲》、《医学四刍》，刘企向的《月婴宝笺》、《痘疗一得》等。这些著作对本地以至陕西文化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早在元代时，咸阳一带的民间戏曲活动就已十分活跃。当时著名杂剧作家马致远在追述居陕时所见秦中风俗时曾说：“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易尚义，风声习气，歌舞慷慨，且有秦汉之旧。”（《送秦中诸人引》）邠州人孙周卿就是当时关中许多散曲作家之一。到了明代，咸阳一带的地方戏曲有了更大发展。当时乾州、三原、武功等州县都有名隶乐籍、专门从事吹弹歌唱的“乐户”，其中武功县乐户就有9户。“前七子”之一的著名文学家康海回乡后与同为“前七子”之一的鄠县人王九思相聚沜东、鄠杜之间，创作乐曲，自比俳优。他们编创了不少散曲，仅《二太史乐府联璧》就收有260余篇之多。他们二人共同创造的“康王腔”，对陕西地方戏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清代，咸阳一带有不少文人学士投身民间艺术的创造和研究，其中张鼎望所撰的《秦腔论》和周元鼎所撰的《影戏论》，既是对当时地方戏曲艺术的总结，又是对戏曲活动的理论指导。从清代中叶开始，本地不少以自娱自乐为主的民间戏曲班社由自由搭班演出逐渐变为营业性演出，随着商业性经营的扩大，表演艺术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涌现出了一批批诸如张银花、三寿官、韩吉祥、姚静芳、晋公子、茂盛儿、二楼子、雷劳儿之类的秦腔名角，从而使秦腔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
明清时期，编修地方志也成了咸阳文化的一大特色。明代康海的《武功县志》文简事赅，训词古雅，被收入《四库全书》，世称名志。马理主编的《陕西通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西北通览式著述，对陕西地方志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清代乾隆年间，知名学者洪亮吉所纂的《淳化县志》、《长武县志》与孙星衍所纂的《醴泉县志》、《三水县志》和《直隶邠州志》，亦被学术界奉为名志，其中《淳化县志》和《三水县志》被清末学者张之洞列为“国朝省志、府州县志善本”（《书目答问》）。据不完全统计，仅明清两代，本地共新修州志、县志达60余部。与此同时，清代张鼎望的《鲁桥人物志》、王介的《泾阳鲁桥镇志》、胡凤丹的《马嵬志》和刘光蕡的《陕甘味经书院志》等，也颇有特色，为世所称。
随着经济文化的日益发展，清代本地的刊书业也引人注目。当时仅由三原县藏书家李锡龄编辑、宏道书院刻印的综合类大型丛书——《惜阴轩丛书》就达34种、324卷，此外，三原县东里堡刘绍攽创办的“刘氏传经堂”，先后刻印《传经堂丛书》达100余种，东里堡还有个“述经堂”，主要刊印理学名著，亦达10余种。晚清时，一些著名书院也注重刻书，其中贺瑞麟主持的正谊书院刊印《清麓丛书》多种，刘光蕡主持的味经书院专设“刊书处”，刊印了不少宣传新学的书籍及重要学术著作。这些刊书活动为保存和整理地方文献、传播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文化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并逐渐传到了咸阳境内。当时，一方面是一些外国传教士出于各种需要，陆续在本地三原等县开设教堂，并相继开办了一些学校、医院，传播了一些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另一方面是本地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为了谋求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开始了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尝试。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进步思想家和教育家刘光蕡就在其主持的崇实书院开设了算学、英语、生物和机械制造等新学科，并在教授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不断向学生介绍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中西文化交融，已经势不可挡。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为了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消除封建社会的各种陈规陋俗，振奋民族精神，先后颁布了剪辫及禁烟、禁赌、禁唱淫戏等一系列法令与命令。本地各县政府及民众团体广为宣传，一时城乡到处形成了一股改革不适应民主共和制度的旧的社会习俗的潮流。当时泾阳、三原、乾县等地一度流传过不少诸如“民国兴，清朝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之类的谣谚，这些一“兴”一“灭”，充分显示了民国初年本地民间风俗的新气象和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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