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地方基层社会治安，由里甲组织及群众自发组成的武装力量维持，犯罪案件必须报官。民国初，县已设警察局（或公安局），后又设乡（镇）公所，并配警力，维持辖区治安。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治安统归各级人民政府之公安机关管理，并逐级设治安保卫委员会（简称“治保会”），负责该区域或该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以制止犯罪，保卫社会安宁。
一、治安保卫组织
（一）治安保卫委员会 宝鸡市治保会组织是在城市“镇反”、农村“土改”中普遍建立起来的。城市以居民委员会为单位设立，农村以村（大队）为单位设立，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亦设立。治保会受所在单位党、政组织和公安、保卫组织的领导。1952年8月，公安部公布实施《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随后宝鸡专署公安处发文规定，它的任务是密切群众联系，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协助公安机关监督和管制反革命分子，教育反革命分子家属拥护政府政策，发动群众制订防奸公约。1953年，宝鸡专署所辖1市13县的111个区800个乡共建立治保会703个（其中市区20个），治保主任（委员）984人，委员4473人。治保会在“土改”、“镇反”、“肃反”等运动中，协助配合公安机关检举、揭发、监督、管制、协捕反革命分子，在防奸肃特以及防火、防盗、防破坏等工作中发挥了作用。扶风县治保会仅在1951年，依靠群众，向公安机关报送检举反革命材料1561件，缴获枪61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及刑事犯罪分子的监督、改造，成为治保会的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级治保会名存实亡。1977年，宝鸡市公安局发文，要求各县区公安局认真作好治保会的恢复、整顿工作。
1980年8月，公安部重新公布《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宝鸡市公安局要求各县区公安局对治保主任普遍进行轮训，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落实任务，提高战斗力。城市管段，农村管社、管片的民警及公安特派员，协助治保会分析辖区治安情况，查找薄弱环节，制订抓防范、创安全、争先进的规划，按照主任包片、委员包段、积极分子包院的办法，落实安全责任制。发动群众制订安全公约，广泛开展“安全治保会”、“安全院”、“安全楼”的竞赛活动，使发案率明显下降。1985年，全市各县区的162个乡、26个镇、13个街道办事处、2115个村，有治保会3141个（其中农村2026个，城镇340个，机关及企事业单位775个），治保人员14346人。1987年，有治保会3513个（其中农村2129个，城镇392个，厂矿企业992个），治保人员16282人。治保会向广大群众宣传法制，防盗、防火、防灾害事故，并帮教违法青少年，疏导其思想，使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避免发生某些大案要案。在此项工作中，涌现了陈水法、苏公义、郑江、梁世明、姚全博、张斌等一大批治保先进人物和模范。同时，根据本市治安状态的非正常情况，采取了安全防范措施。据1987年统计，内部保卫单位组织巡逻队380个，人员1638人，抓获违法犯罪人员645名，查破案件859起，发现、杜绝不安全隐患1428起。公安派出所分别在重要部门建立治安联防办公室及治安巡逻队（组）、联防队772个，有队员3833人，护楼员1184人，在公共场所进行夜巡，冲击制止犯罪。在加强防犯的同时，现场抓获嫌疑犯罪人员1095人，从中破获各类案件1158起。1988～1990年，狠抓治安巡逻队和治安联防队的建设，充分发挥治安巡逻组织的维护社会治安、预防犯罪的尖刀作用。1989年全市有治安巡逻队591个，队员3124人；治安联防队250个，1828人。开展安全检查9442次，发现杜绝不安全因素4224起，协破刑事案件1509起、治安案件2681起，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分子7626人。
（二）保卫处（科） 企业、机关、学校所设的保卫处或保卫科，既是该单位的组成部分，又是公安机关的基层单位，在本单位和公安机关领导下开展保卫工作。1950年12月，申新纱厂原动部经陕西省公安厅批准，成立安全小组。1951年，市邮电局、人民银行宝鸡分行、贸易中心宝鸡分公司、宝鸡花纱布公司、市税务分局，也相继设立保卫组织。不设保卫机构的单位，则配备专（兼）职保卫干部。1956年，全市有保卫科4个，保卫股16个，专（兼）职保卫干部43名；市区单位内部有保卫组织60个，保卫干部213人。1975年，全市有县级以上单位保卫科（股）115个（其中国防系统28个，内保系统87个），专（兼）职保卫干部458人，保卫干部总数占其职工总数3.3‰。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治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各保卫处（科），认真贯彻全国保卫工作会议和公安基层基础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防为主，打防结合，确保重点，打击敌人，保障安全”的方针，开展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落实综合治理和各项基础工作，保障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1985年，全市有县级以上单位保卫处（科）129个（国防26个、经保98个、文保5个），保卫干部620人，保卫干部总数占其职工总数的2.5‰；在全市1108个内保单位中，有1014个单位做到全年未发案，占总数的91.4％；共计查获刑事案件212起（国防72、经保139、文保1），查破137起，破案率为64.6％；查获政治案件2起，破1起；抓获各类犯罪分子188人。1987年，全市1091个内部保卫单位（其中保卫处、科、股193个，经济民警队23个）中有1066个签订了经济合同，占97％，刑事案件比1986年下降10.5％，安全单位占93.4％。1988年以来，按照国务院1980年117号文件和公安部《关于做好企业公安机构组建工作的通知》精神，经省公安厅批准，渭阳柴油机厂、宝成通用电子公司等单位成立了公安处（科）。公安处行使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的侦查、拘留、预审、逮捕等权力，公安科行使公安派出所的权力。它既是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又是企业事业单位的职能部门，受本单位和公安机关双重领导，业务以公安机关领导为主。其日常工作由公安和单位归口管理，执行公安机关的命令、条例和规章制度。1988～1990年，保卫处（科）在落实“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下，紧紧围绕稳定大局，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切实抓了预防处置突发事件，积极开展了“两打击、四整顿”，“打击破‘四线’斗争”、“三打击、三查禁”、“整顿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缉毒戒毒”、“扫除‘六害’”等专项斗争，共抓获各类犯罪分子6194名，其中逮捕417名，劳教77名，行政拘留782名，治安处罚4338名，挽回经济损失124万余元。
二、收容散兵游勇，遣送乞丐游民
1949年7月宝鸡解放后，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数以千计。为清除这些祸害，宝鸡市公安处遵照市军管会指示，于7月18日起在全市收容散兵游勇及收缴非法武器。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仅一个月时间收容散兵游勇938名，收缴枪支17支，子弹279发，战刀、佩剑、袖剑6把，手榴弹11枚。是年，市区的中山大街及河滩各巷道，游民乞丐及大烟鬼，三五成群，流浪街头，时有“路倒”遗尸道旁。这些乞丐游民，衣着褴褛，不仅讨钱要饭，还寻衅打架、哄抢、盗窃。7月18日，宝鸡市军管会公安处成立乞丐游民教养所，月余收容乞丐游民1740名。这些被收容的人员，其中有63人就业，79名无家可归的老幼残疾和职业乞丐送救济院、育婴院，余者会同民政部门送往原籍，由当地政府安置。1957年初，对乞丐的收容教养工作交民政部门管理。
1982年5月，国务院发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年12月民政部、公安部颁发《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宝鸡市对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落的人员，由民政部门安置；对城市中无家可归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员，经户口所在地县区以上民政部门批准，送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对农村中无家可归，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员，经户口所在县区以上人民政府批准，送敬老院给予“五保”待遇。
三、禁烟肃毒
鸦片，危害社会，危害人的健康和家庭。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凤翔府设立禁烟查验所，知府亲自负责禁烟，规定“留住自愿戒烟者，在此戒断烟瘾”。禁烟采取“四查”，即：查禁官吸，查禁民吸，查禁种植，查禁卖户。
民国初，本地军阀割据，让民种烟（鸦片）以敛其财。宝鸡城乡吸毒者众，种植者广，每到初夏，各县处处烟花。眉县横渠乡当时有耕地6万亩，年种鸦片烟苗4万亩以上。扶风县的杏林、绛帐，宝鸡县的虢镇等地有烟坊百余处，全宝鸡共有私人烟坊千处以上。各级官府大办官膏局、罚款局，坐地销售，渔利百姓。当时明令若种烟一亩，需罚交大洋10元。民国15年（1926），陕西省设立凤翔罚款局，随后又在宝鸡、岐山、眉县、陇县、千阳等县设立禁烟罚款局、官膏局，名为禁烟，实为罚款。民国25年（1936），周楚材奉陕西省政府命令，出任凤翔禁政委员，查禁鸦片。周在凤翔东湖竖立刻有林则徐画像的禁烟教碑，并举办禁烟油画展览。民国28年（1939），陕西省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撤销县（乡）官膏局，督饬各县成立戒烟所，勒令烟民戒烟，惩办亦严，但烟毒始终未绝。
1949年7月，宝鸡解放后，市、县各级人民政府坚决贯彻政务院及西北军政委员会、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戒烟训令、指示，严查大烟种植、销售及吸食。1950年5月宝鸡专署及市人民政府分别发出《严禁贩毒和吸食毒品》、《严禁鸦片烟毒》的布告。6月宝鸡市人民政府召开市政府委员、政协委员、禁烟肃毒负责人联席会议，进一步部署肃毒工作。是年底，宝鸡专区、市及各县都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宝鸡市专设缉私毒品委员会，抽调百余名干部开展工作。禁烟肃毒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制毒、贩毒、偷运烟毒的大犯、重犯、惯犯及现行犯；实行禁制、禁贩、禁运、禁种、禁吸五管齐下的方针；执行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要求吸食毒品者，应自动向公安机关或禁烟肃毒委员会申请登记，并主动交出烟毒、烟具；违者，一经查出，除没收烟毒烟具外，并交人民法院依法惩办。吸食烟毒拒不登记或逾期仍未戒除者，经教育无效，送戒烟所强制戒除。1950年下半年平均日查获烟毒七八百两，仅7至9月就查获1.7万两。是年底，市区尚有贩毒者1614户，占市区20819户（市郊户除外）的8％，销售大烟188298两。其中922户贩卖大烟；千两以上的22户，500两以上的235户，百两以上的131户；贩卖料面（白面）的692户，其中百两以上的15户，百两以下的56户，50两以下的81户；制造贩运的1308名；有瘾民吸食者2308名。查获没收大烟3755.82两，烟棒66枚，料面19两余，烟款50余元，烟具10付。同年11月18日，市肃毒委员会在各界代表监督下于宝鸡西关操场当众烧毁烟土807.5两、料面5.25两。同时对偷种罂粟者一经发现即行处置。据1951年3月凤翔县盐坎区组织人力检查，发现全区10乡中有9乡102户偷种罂粟，种植106.82亩。1951年国庆节，宝鸡市召开6.5万人群众大会，各县也召开了万人大会，公开禁毁查缴鸦片、白面及毒具2985件。1949年8月至1952年6月，共查缴鸦片烟103137两，查缴白面373两，改造烟民32910人。为彻底铲除烟毒危害，宝鸡专署、宝鸡市人民政府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三反”、“五反”运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配合全国统一行动，又开展了一次群众性的大规模禁烟肃毒运动。至1952年底，市区共侦破烟毒专案22起，查出毒贩708名（缉捕231名），其中被处决2人，讨保免处487名，管制93名；查获大烟80753两、料面95.79两、料皮35.77两、料底672.5两、醋酸609两、烟灰714两，其它药料262.1两。通过禁烟肃毒运动，打击改造了毒贩，吸毒瘾民受到了教育，并在亲属的帮助、督促及医务部门的治疗下，1083人在戒烟所戒除了烟瘾，恢复了健康，达到“绝毒救人”目的。1960年后，宝鸡全区吸食贩卖鸦片、海洛因、料面等毒品者为数极少，如偶有发现，公安机关都及时严肃查处，重者依法逮捕或拘留，轻者批评教育。
1980年以来，境外烟毒向境内渗透，国内早已清除的贩毒吸毒犯罪活动，沉渣泛起。贩毒吸毒苗头在本市出现后，公安政法部门虽及时予以打击处理，但由于毒品来源未断，以至贩吸毒人员有增无减。近几年，贩吸毒分子的活动已由诡密转为公开，由单独行动转为团伙大量贩运。据市公安局统计，1985～1990年，全市查破贩毒案件271起，打击处理贩毒分子403人；其中逮捕164人，劳教70人，收容审查169人。从年龄结构看，吸毒人员18至25岁的占90％，年龄最小的14岁；从职业结构看，无业人员占47.5％，工人占31.4％，农民占17.1％，个体户、学生、军人等占4％。贩毒分子年龄在30岁以上的占55％，男性占95％，市民和工人占60％。贩毒吸毒活动多以夜间为主，形式多样，并以暗号、黑话接头。毒品除鸦片、海洛因外，部分人还注射吗啡、杜冷丁等，烟毒大部分来至甘肃陇南、青海、安徽、云南及本省毗邻县市。同时，非法种植罂粟，由山区县向平原农村、厂矿扩展。1990年查获53起，铲除罂粟4442株。贩毒吸毒活动，诱发各种犯罪，又使多少人形容枯槁，家破人亡，出卖灵魂肉体。
1989年以来，我市各级公安机关，根据“有毒必肃、贩毒必惩、种毒必究、吸毒必戒”政策，采取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方针，一大批贩毒制毒案件被侦破，打击处理了一大批贩制毒品犯罪人员，收缴了一批烟毒，为吸毒人员开办戒烟所9所，强制戒烟1121人，治愈烟民93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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