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西安是一座畸形消费城市，经济萎缩落后，和当时国内其他区域中心城市比较，在商品经济、工业基础、交通运输、市政设施、文化教育等方面基础都是最差的。解放前夕，城市面貌破败不堪，物价飞涨，经济崩溃，百业凋敝，失业严重，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1950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西安市委和西安市人民政府面对极其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首先着手稳定物价，控制恶性通货膨胀，坚决打击破坏金融和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不法活动，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在统一财经的同时，采取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迅速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为了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一方面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积极组织发展壮大国营经济；另一方面，合理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保护私营工商业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针对不法资本家力图使用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高额利润的现象，在党政机关干部中开展“三反”（即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农村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后，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则发展劳动互助，从减轻赋税、发放农贷、疏导供销、推广技术、奖励丰产、兴修水利等方面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经过三年努力，1952年西安市国民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78.3％；国民收入比1949年增长64.5％；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68.3％；地方财政收入比1949年增长12.78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均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在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同时，西安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匪首、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在农村，通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城市，进行各项民主改革，取缔卖淫嫖娼、贩毒吸毒和封建把头，废除封建婚姻制度。西安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滚滚革命洪流荡涤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社会面貌和社会风尚发生巨大变化。
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西安被确定为工业化建设重点城市之一。国家在西安的基本建设投资12.62亿元，其中62.8％用于工业建设项目。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布点在西安的占17项，项目之多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一批机械、纺织、航空、电力设备、仪器仪表及国防工业大型骨干企业的兴建，为西安工业经济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初步形成电工、纺织、军工和飞机制造等工业区。根据第一个城市发展规划，西安以老城为依托，向东、西、南三面扩展，在保持古城棋盘式辐射格局的基础上，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各异的行政商业区、工业区、文教区、铁路枢纽区、物资仓储区和生活居住区。自1953年起，逐步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工业中全民所有制成份占86.34％，集体所有制成份占12.33％，个体手工业占1.3％。农村经济基本上全部纳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发生根本变化，顺利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激发了西安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满腔热情。西安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明显加强，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社会秩序稳定，社会风气健康，人心振奋向上，西安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显著提高。这五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5.86％。1957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08倍；社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85倍；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01倍；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0.44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52年增长1.08倍；地方财政收入比1952年增长1.81倍。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科教文卫事业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同步蓬勃发展。
1958年至1978年的21年间，由于指导思想“左”倾错误，“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盲目求纯；在生产发展上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使西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两次重大挫折。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反映了西安人民要求高速发展经济的愿望，人们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一些实际成果（如符合要求的农田水利工程、形成生产能力的地方工业等），但由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和“一大二公”，瞎指挥、“共产风”和浮夸风导致经济发展受到重大挫折。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工业、基本建设大大超过农业可能负担水平，致使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大起大落。1960年西安市工业总产值23.82亿元，1962年骤降到12.08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下降幅度达45.45％。加之遭受自然灾害，1962年农业总产值下降到1955年的水平，粮食总产量倒退到1952年的水平，棉花、油料产量甚至低于1949年的水平。1962年地方财政收入仅相当于1960年的43.7％。货币贬值，物资匮乏，人民必需的基本生活资料严重短缺。
在中共西安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领导下，自1961年起，西安人民认真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工业战线，精简企业职工，减少城市人口，调整农业生产关系。在经济调整的同时，调整改善党内外政治关系。全市人民顾全大局，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战胜困难，迅速扭转被动局面。1963～1965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6.32％，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3.11％。1965年与1957年比较，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1.45％，其中农业增长31.08％，工业增长208.39％；国民收入增长60.97％；地方财政收入增长49.9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20.78％。到1965年，各项调整任务胜利完成，一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动工建设的项目陆续投产发挥效益，国民经济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不仅原先暂停的基本建设项目恢复建设，而且国家在西安的“三线”（即战略后方）建设项目着手布局兴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教文卫事业也有新的发展。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西安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带来深重灾难，党政机关一度陷于瘫痪，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迫害，科教文卫事业备受摧残，经济建设受到政治运动的猛烈冲击。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17.91％，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26.66％，大大超过全国同期分别比上年下降9.6％和4.2％的幅度。1968年，地方财政收入比1966年减少56.58％。十年动乱中，虽然全局性的“左”倾错误使西安经济与社会发展蒙受重大损失，但西安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各种方式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顽强抗争，在经济建设上仍取得一系列进展。70年代以后，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使一批技术先进的国防工业和民用机械工业大中型企业建成投产，电力、铁路、公路建设及农田水利建设也有较大发展。1966年至1976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41％，但比“文化大革命”前平均每年增长14.43％的速度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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