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都——西安（2）

　　滥用民力倒行逆施导致秦王朝崩溃。秦都咸阳也因之毁于一炬。公元前202年，继秦王朝之后统治中国的西汉王朝，在今西安市西北郊渭河南岸建造了汉长安都城。

　　汉长安城垣周长25.7公里，面积约36平方公里，城区人口约40万，包括郊区陵邑远远超过百万。城市规模宏大，布局整齐，建筑密集，街衢通直，交通便利。从四面城垣12座城门通往城内的大街可同时并行12辆马车。城市供水系统自洨河引入昆明池人工蓄水库的水源，经“飞渠”（架空渠道）引入城内，流贯主要宫殿区。下水系统采用地下管道，汇合于北城厨门泻入渭河。除宫殿、衙署、达官显贵府第和宫廷作坊外，有9个商业区和160个居民间里。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北宫、明光宫等宫殿建筑群约占城市面积2/3以上，而位于长安城西的建章宫规模之大号称“千门万户”。宫殿建筑巍峨壮丽，各宫之间有复道相通，“悬栋飞阁不由径路”。神明台和井干楼俱高50丈（合今117.5米），这种“筑累万木，转相交架”“叠而百层”的木质超高建筑，是古代建筑的又一奇迹。汉长安城总体布局还以城垣以外发达的郊区作为重要补充，先后在郊区设立11座陵邑。陵邑由中央直接管辖，与汉长安城在政治上、经济上联系密切，实际上是汉长安城行政和经济区的组成部分。

　　西汉长安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农业经济在全国拥有举足轻重地位，六辅渠、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灵轵渠、<IMG src="http://www.sanqinyou.comt00006_00AA.jpg" OLDSRC=http://www.sanqinyou.comt00006_00AA.jpg>渠、漕渠连同秦代的郑国渠构成关中灌溉网络，境内农田灌溉面积居全国之首，加之牛耕技术、铁器农具的普遍使用，三脚耧等新式农具的发明，“代田法”耕作技术的推广以及改种冬麦为主要粮食作物，使得“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以至汉武帝时，长安“京师之钱，累有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通、手工业和商业繁荣发展。漕渠凿成后，船只可由西郊昆明池经长安南城墙外东通到黄河，开辟了汉长安城与京畿以外地区的又一水路交通。境内有三座横跨渭河的大型桥梁。冶铁、建筑、漆器、陶瓷、砖瓦、皮革、机械制造与丝绸纺织工艺也达到新的水平，仅丝织品便有18种，色彩20种以上。“灞桥纸”的考古发现，证实至迟在汉武帝时，长安已能生产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著名的“长安九市”是全国商品集散中心，市场拥有几十种行业，粮食、酒浆、皮革、帛絮、丝绸、漆器、竹木、铁器、青铜器、金银器等行业尤为兴盛，市场熙熙攘攘，“人不得顾，车不得旋”。汉代长安也是全国文化和教育中心。汉初诸帝十分重视图书收集与整理。天禄阁、石渠阁不仅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也是国家组织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心。汉成帝时，首都的国家藏书达1.3万余卷。西汉王朝还在长安建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高等学府“太学”，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有效地发挥了辐射带动全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中心作用。汉长安城学术空气浓厚，科技文化成就硕果累累，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著作《春秋繁露》，刘向、刘歆父子的图书整理编目及目录学著作《七略》，天文学家落下闳的太初历和浑天仪，农学家赵过发明的代田法与三脚耧，氾胜之总结西汉农学成就的《氾胜之书》，中国最早的数学经典著作《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风靡一时的长安“百戏”、辞赋乐府等都在这里诞生，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西汉以后，新、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朝代也以这座城市为都。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历史经历社会大动荡、人口大迁移、民族大融合过程，战乱频仍，政权迭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古代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关中。长安位于战乱中心，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它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废墟上一再复苏，并凭借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巨大力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大熔炉。古代各少数民族在这里受到先进文明的熏陶，迅速迈进封建社会大门。以长安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为中华民族增添了生气勃勃的新鲜血液，也为迎来隋唐王朝中国封建社会辉煌的黄金时代创造了历史条件。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王朝，不久，攻灭偏安江南一隅的南陈政权，从而结束国家长期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中国统一。隋文帝鉴于汉长安城距渭河太近，宫室残破，水质咸卤，颁令在汉长安城东南的今西安城址营造新都大兴城。唐王朝建立后更名长安。直至公元9世纪末，唐都长安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当时世界最繁华恢弘的国际性都会，世界上第一座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

　　隋唐长安城的建设，自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开始，至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基本就绪，历时72年。城市面积84.1平方公里，布局规则整齐，东西严格对称，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宫城以太极宫（即隋大兴宫）为主体，是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处所，坐落于长安城正中轴线最北部，面积约4.2平方公里，后来唐太宗又倚龙首原建大明宫宫殿群（约3.2平方公里），玄宗在城内建兴庆宫宫殿群（约1.4平方公里），三组宫殿群合称“三大内”，是长安城最重要的建筑。皇城紧附宫城以南，内设中央政府百官衙署，是朝廷官员办公专用处所，面积约5.2平方公里。外郭城从东、南、西三面拱卫宫城、皇城，是居民、官吏的住宅区和商业区。位于城市南北中轴线上的主干道朱雀门街宽达150米，与之垂直或平行的东西14条大街、南北11条大街把外郭城划分为110个坊里，纵横交错的街道两侧有排水沟，沿街两侧广种槐树等行道树，形成“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棋盘式对称布局。城南有曲江池、芙蓉园等游览胜地，城北有禁苑作为皇家游猎娱乐场所。城市结构布局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巅峰时期的宏大气魄，在中国建筑史、城市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

　　唐代长安在政治上控制和影响全国的中心地位更加强化，把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推向巅峰，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唐都长安经济蓬勃兴盛，除整修、疏浚秦汉水利工程外，隋唐时期先后建造兼有漕运、灌溉及保证城市供水等多重效益的广通渠、三白渠、刘公渠、贺兰渠、清明渠、黄渠、永安渠等渠系网络，专设水利管理机构，颁布有关法令，使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善。京辅地区农业呈现一派“秔稻漠漠，黍稷油油”的兴旺气象。长安城内手工业门类众多，分工精细，尤其丝绸纺织、金银器制作、青铜镜和唐三彩等产品工艺绝伦，巧夺天工，无论技术水平、产品种类和生产规模均远远超越前代。东出潼关中原，南往汉中四川，西去西域中亚，北行榆林塞外的多条驿道，构成以长安为中心的国内交通网络与多条国际海陆交通线路。“天下之道毕出于邦畿之内”，长安的都亭驿既是各条驿道的聚结点，也是全国最大的中心驿站。除陆路交通外，水路运输经治理渭河，疏浚漕渠，发展漕运，使得岁漕关中之粮达400万石。长安商贾云集，店铺众多，“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商业异常繁荣。东西两市是长安的商业中心，每市各占两坊之地，其中，东市的经营门类便达220行。武宗时，东市一次失火便烧毁“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国际贸易集中的西市更为繁荣。在商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唐长安城内出现专营存放货币的“柜坊”和具有汇票性质的“飞钱”，标志中国古代金融业就此诞生。唐代长安文化教育事业发达，拥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教育设施，除学习儒家经典的国家最高学府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外，还有培养各类专门人材的学校，其中，兽医、医学、算学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然科学专科学校。国家设立秘书省和集贤院专门收藏图书校写文籍，“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新唐书·艺文志》）。灿烂辉煌的唐代长安文化，在科学技术、文学史地、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艺术和佛学研究等诸多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峰。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韩愈、柳宗元的散文，柳公权、颜真卿的书法，阎立本、吴道子的绘画，历史学家杜佑的《通典》和刘知几的《史通》，天文学家李淳风的《法象志》、《麟德历》和僧一行的《大衍历》，数学家王孝通的《辑古算经》，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地理学家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旅行家、翻译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犹如群星璀璨熠熠生辉，为唐都长安倍添绚丽夺目光彩。

①对西安建都朝代，学术界的意见不尽一致。有些学者认为，东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献帝迁都长安，时间五年有余，亦应计算在内。如是，则在西安建都的朝代为1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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