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周、秦时期：关中崛起兼及南北（3）

三、关中崛起，兼及南北
    关中地区自西周开始登上中国历史的前台，其基础在于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及所造就的物质文化条件。据汉人记载，西周的万乘之主（天子）、千乘之国（诸侯）和百乘之家（卿大夫采地之大者）的“定出赋”之地，都达到64%，余下的36%，皆为山川、沈斥（指水泽及咸卤地）、城池、邑居、园囿、道路所占地。先秦时流传的“先王制土分民之制”，垦殖指数在60%～64%之间，当指比较集中的开发之地，可作为当时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参考。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个体劳动迅速发展，铁制农具的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到战国末年，秦国的粮仓里都积满了粮食，到处可见“万石一积”的仓库，栎阳仓为“二万石一积”，首都咸阳仓竟达到“十万石一积”，秦国国势蒸蒸日上，从物质条件上做好了统一山东六国的准备。
    隔在秦岭山地南麓的汉江上游地区，在按地域分编诗篇的《诗经》里，属召甬之地，所谓“周为河洛，召为岐雍，河洛之南濒江，岐雍之南濒汉”，系周文王化行南方的一部分地区。参加武王克商之役的巴国，据春秋史实就在汉江上游，确切地说在今陕东南、大巴山（亦称小巫山）北、汉江上游的安康一带。与巴国齐名的蜀国，西周初也在汉水上游，具体位置在汉中一带，1955～1976年间在城固发现的大批铜器，被认为可能是最早的蜀文化遗存。巴蜀两国进入农耕时代较早，远在西周之前，商王曾伐蜀，占卜过蜀的收成情况。据《左传》桓公九年记载，巴子派人携币求好于邓国（今河南邓县），途中被人夺去。其后，巴国还曾两次沿汉水伐楚，直接与楚国接过壤，巴国的国力不可谓不强。汉江上游地处关中平原、甘青东部地区、四川盆地和江汉平原相互交汇之区，先秦时代这里常有外地移民徙入和经过，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对汉中、安康盆地都曾有过开发。
    早在商鞅变法前，秦国在伐蜀过程中先取得南郑，公元前312年秦楚丹阳之战后，又取得楚国的汉中郡，秦亦设汉中郡，辖境较楚汉中郡为大，相当于秦岭以南、大巴山以北的汉江两岸及山麓地带。昭襄王十三年（前284年），任鄙为汉中郡守，驻南郑（今汉中东），这里南靠汉江，支流较多，水热条件优越，自来以种植水稻为主，农田开发形式当还处于火耕水耨阶段。今陕南商洛地区在秦时不属于汉中郡，秦统一后直接归内史管辖。丹江上游的商州—丹凤盆地，自然条件良好，战国时号称“商於十五邑”，商鞅受封于此，就有人劝他莫“贪商於之富”，秦相张仪诱楚同齐断交，言秦国把商於之地归还楚国，楚国便能“私商於以为富”，可见丹江沿岸土地不仅较早就得到开发，而且经营有道，已积累了较多的财富。
    关中平原以北地区自古多以畜牧为生妁部族，他们逐水草而迁移，有时南下掳掠，可到达泾渭下游一带。《诗经·小雅·出车》讲周宣王时代，北方狁侵犯周国，“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周围仍到处散布着戎狄部落。宣王时的北方畜牧业，就有“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的民谣。由于关中农业的不断发展，影响到周围的戎狄部落逐渐朝务农的方向转化。关中东部的大荔之戎（又称芮戎），春秋时居于北洛河下游，势力较大，曾筑城数十座，首领住在王城，战国初被秦国所灭，已有的农业生产基业自然为秦国所获得。北面的义渠之戎，同样兼有耕牧两种生产手段，筑有数十座城池，东周时与秦国多次炎战，一直到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用计诱杀义渠王，发兵灭义渠，以其地置陇西、北地、上郡三郡，北方广大地区面临着新的开发时期。
    陕北高原东濒黄河，黄河右岸支流浸润着陕北土地，河岸地带易开辟为农田。春秋时，“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说明秃尾河（古圁水）、洛河之间分布着赤翟、白翟部族。晋人先于秦人进入这片地区，对戎翟有所影响。三家分晋后，“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向北进入到无定河流域。秦国北进后，上郡在秦魏间反复易手，最后河西之地悉归于秦，秦北长城内的陇西、北地、上郡留有不少农耕人口，在那里农牧兼营。秦统一后，大将蒙恬率兵30万收复河南地，屯驻长城内外，又修筑通向九原郡（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的直道，大量置县安插移民，充实边疆，从而拉开了移民实边，开发关中以北以上郡为中心区之土地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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